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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0 第一，以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衡量国际政治中的强国定义和标准是国际政治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海权、陆权和空权都是国际政治中的显著权力，有能力把握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是强国地位的重要保证。实际上，从海陆二分和地空二分的角度为世界强国下定义的学者并不少见。在一般意义上，世界强国就是“其他所有国家蜂拥而至时也能与之抗衡的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前提是该国具备或对陆地、海洋或对空中的强势控制力，最好是兼备海陆和地空的全面优势，足以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并善用其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世界强国当然有海洋系统的强国和大陆系统的强国之分，同时具备海陆优势的国家是全面的“世界强国”。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是兼备海陆优势的强国，瑞典在17世纪，法国在17、18世纪，德国在19世纪是欧洲大陆系统的强国；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19世纪是海洋系统的强国。它们都具备着较好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提高这种能力会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变成了在欧亚大陆上占有绝对地位的大陆强国，在海洋系统中英国的位置让位给美国(2)。美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说明它们不仅具备着很强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而且具备着很强的处理地空关系的能力。美国学者认为，作为冷战时期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和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有在世界权力和孤立主义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摆脱孤立主义、选择世界权力的主要条件，一是看美国能否处理好北大西洋三角关系，即美英加的关系（Anglo triangle）(3)；二是看美国能否让西欧、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国和其他一些关键国家或地区在欧亚大陆强国的控制下获得自由(4)。这就充分说明，在相当程度上，世界强国的兴衰和更替会受到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变化的重要影响，能否很好地驾驭和处理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可以作为衡量是否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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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2 第二，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从而对国际政治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完全不同，虽然它们之间不易进行简单的对比，但它们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使国际政治进入了相互区别的活动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地缘政治学家马尔斯（Marz）认为，陆权和海权具有各自迥异的谋求权力的方式，它们各自获得国际政治空间的方式如下：海权国家惯于使用逐点跃进的方式来拓展和控制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从而获取国际政治方面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海权国家一般节俭和集约地使用力量，通过巧妙地适应现有条件来寻求以最小努力获取最大优势的途径。所以无论怎样，海权国家一般容易妥协乃至承认它的附属领地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只要它能够通过隶属或结盟的方式来控制一块领土或海域，它就推迟对这些地方强施正式要求。但海权国家无论怎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海权，并进而对陆上力量产生控制性的影响。与海权的运行方式正好相反，陆权国家则一般是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以严密的社会组织化手段来建立它的控制，尤其是保持其武装力量的机动性(5)。这意味着，在历史较长时期内，海权国家较多地使用结盟、建立势力范围和附属地及国际贸易等方法，陆权国家较多地使用领土兼并、人口控制和资源占有等方法。在后冷战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海权国家仍很重视在“边缘地带”强化针对“心脏地带”的结盟方法的使用，并以北约东扩等扩大势力范围和掌握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方法进一步确立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纳入它们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去。中国和俄罗斯等陆权国家则对结盟等方法抱持着一定的戒心，开始提倡“新安全观”，并建立新的区域安全合作模式。当然，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和施加国际政治影响的方式不同之外，二者在以海陆关系的互动来追求权力的更大效果方面还有另外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形。一般而言，陆权势力在陆地范围最容易获得权力的支配效果，海权势力则自然容易在海洋范围获得同样的效果，当一方进入对方的活动环境时，情况则不一样了。这样就阻止了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各自发展完整的控制权，最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能够使它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或者相反。总的来看，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处在如何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海权和陆权对国际政治的作用方式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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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4 第三，国际政治的基本舞台就是大陆空间和海上空间，受制于这两个基本空间，国际格局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轨迹。在历史上，海陆二分对国际格局的主要影响是：海洋权力经常出现单极结构，陆地权力经常出现两极结构或多极结构，也就是存在着海洋单极和陆地两极、多极的规律性现象。它意味着，历史上有过海洋霸权，但鲜少有陆上霸权。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指出的，“地理因素为海洋问题划定了相当明确的界限”(6)。19世纪初，海洋权力格局是单极，英国海军力量大于所有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英国这时的国家观念正如契伦所说的是：“海洋世界只许有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7)。当然，海洋权力格局也会发生若干变化，其基本线索是围绕着海洋单极格局和两极、三极格局之间的关系互换进行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单极海洋权力结构变为两极，后来成为三极，正式表现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英、美、日主要舰只比为5∶5∶3。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50年代，海洋权力结构再次成为单极化，占压倒优势的是美国（也包括空中的优势）(8)。“而在大陆（尤其是欧洲），形成苏美对峙的两极对立。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个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大量部署洲际导弹，使美国的海空优势近于终焉状态。美国虽然在海军力量上仍拥有绝对优势，但综合航空战斗力考虑，不能不说海上和空中的单极时代已告结束”。加上中国的崛起，促使了大陆权力结构的变化，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向海空的两极格局和大陆的多极格局交织的状态发展。“从大陆的势力分布情况来看，从60年代中苏对立以来，在不考虑中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分析美苏的军事力量变得十分困难。1971年富有戏剧性色彩的美中和解，即缘于这样的认识。这样，70年代以后，在大陆上的双极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除此之外，一体化的欧洲和选择加强军备道路的日本都是多极的主要角色。其结果，“20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就是由美、苏、中、欧、日五个大国展开古典式强权政治的世界”(9)。因此，海洋权力结构与陆地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存在着“海洋国际政治格局”和“陆地国际政治格局”之分(10)。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格局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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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6 第四，地缘政治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常常在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处，它们都涉及到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问题。例如，1950年至1953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在地缘政治上可以看做是一场典型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斗争(11)。这就是因为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的交汇处，也是许多世界大国利益的交汇处。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在地缘政治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再度使它成为处理海权和陆权之间关系的课题。又例如，自1991年南斯拉夫暴力解体后，巴尔干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形势，成为东南欧“新均势”的关键地点(12)。对于海权强国美国来讲，巴尔干的稳定变成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虽然美国没有稳固的政策来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13)。对于陆权强国俄国来讲，即使有固定的政策，也不能保护自己在此地区的利益。所以，巴尔干成了一个海权与陆权之间特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同样，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由于地缘位置和能源储备的因素，也已成为海洋方向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缘政治交集点，各方势力的竞争颇为激烈。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反对俄罗斯把中亚、外高加索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则极力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另外，就是在欧亚大陆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变动的同时，还有一个实际上被忽视的重要地区，即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这个为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今天已经成为强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其重要性大大增加。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明的那样，它过去是西班牙、英国、法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是美苏的势力范围。现在，中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的关系是：谁掌握加勒比海，谁就能掌握中美洲(14)。它们体现了一种不能忽视的海陆关系的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出，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均在海陆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均已成为国际格局发展演变中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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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8 第五，能源和资源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一些聚集能源和资源的地区也已成为地缘政治的交集点，特别是地缘政治竞争体现在对油气地缘政治真空的争夺上，而且这种争夺十分激烈。例如，对于外部世界来讲，中东地区的石油问题成为引起地缘政治问题的爆发点；而对内部来讲，水资源的问题十分严重，成为“水的地缘政治”的起因。在中东地区，能源和资源既被作为斗争的目标和工具，也是引起冲突的根源(15)。又例如，里海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已经引起了“油气管道政治”问题（the pipeline politics），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和土耳其等都卷入其中(16)。国内学者认为，目前在环里海地区，围绕油气资源和跨地区运输控制权展开新的油气地缘战略竞赛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17)。而且，在“油气管道”问题上，“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道”（Turkey—Afghanistan—Pakistan Route）已经使西亚和中亚地区变成了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地区之一，能源资源重要性的提高直接带来了地缘政治很大范围的扩张，引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此外，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东北亚地区、南中国海地区、高加索地区、波罗的海、中欧和黑海等，都是与能源和资源有重要关系的地区，已经成为地缘政治新的交集点，潜存着引发地缘政治紧张和危机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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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70 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以上几点的确反映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的启示意义，但是地缘政治仅仅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方面，而不能等同于国际政治的全部；仅以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来说明国际问题，包括在空间意义上说明国际问题，是很难解释清楚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的，也很难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成功的预测。随着国际政治的迅速发展，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暴露出极大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在改变着地缘政治面临的环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相对变弱；所以，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出现了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新情况，需要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正如采用广义地缘政治学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相当深度上改造了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角度和要素结构，在其所关注的地理构成、人口和资源分布等传统课题之外，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等问题更受到重视。地缘政治并不仅仅意味着纯粹自然地理的空间运动轨迹，它还更多和更细地可以分解为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技术空间和生态空间。值得提到的是，这种“广义地缘政治学”所揭示的新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可能会对地缘政治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它们来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也就是说，在承认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及其对现实层面的应用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揭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理论思维上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意味着其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弊端和痼疾；而只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超越和扬弃，才能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政治和从事国际政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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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75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6]

1705434376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从决定论思维到互动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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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78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一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具有明显的决定论的思维导向。这一导向意味着，它片面夸大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忽视或抹杀其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为极端的是，它仅只把某一种地理因素（如大陆或海洋，“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作为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政治的单一因素，过分强调由此衍生出的某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如海权或陆权，“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或“边缘地带”的权力）对国家行为的终极性影响。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生活，很可能歪曲其本质和特征。由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上予以揭露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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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0 从理论根源来看，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脉相承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theory of determinism of geography）那里，地理环境被解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原因，也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制约因素。由于时代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早期地理学界非常盛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偏执的反映。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因素、尤其是气候条件对不同地区人群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甚至国家政体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言是“气候王国决定一切”。在他的所谓“法的精神”那里，寒带地区、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分别与进取型的强制、自由制度和专制政体相对应(18)。传统地理学的鼻祖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Karl Ritter）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空间分布及其活动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还把地域空间的差异与地理条件的差异结合起来，认为这是导致相互区别的人类行为及其不同结果的基本原因。对早期地缘政治学影响最大的拉采尔则走得更远，因为他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论述。根据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他视地理环境为人类行为的控制性因素，不仅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受其支配，而且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也由其决定。由于拉采尔被视为近代地缘政治学的开先河者，可以想见他的理论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持续后果。除此以外，美国地理学者E.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也可归属地理决定论者的范畴，他的主要观点表明生物遗传、文化天赋和地理环境是文明的主要动力(19)。当然，与明确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存，还存在着隐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有条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前者认为地理条件多多少少具有控制历史的真实含义；但它也承认，人在受到地理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具有某种选择权；后者则在给予地理环境某种先验性质的同时承认，通过人的自由意志或意志的自觉努力可以获得对自然环境的成功利用。总而言之，无论哪种形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强调所谓“对走向世界统治道路的因果报应”。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大空间范围的地理政治进程起码可以认为是已被注定的，“地理性质以种种方式控制了或至少是引导了历史的走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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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2 “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在于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上，决定论的因果观明显地支配着二分论的逻辑起点和展开。按照这种因果观，一切国际政治行为都取决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是一种单向的决定作用。政治家从地理形势中吸取东西，犹如安泰从大地吸取强大力量一样。正如国内学者的评论所指出的，过去的地缘政治学家设定，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改变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等。一个国家的位置自然影响着它的国家能力及其对外政策的方向；地理决定了各国的选择，限制了可供选择的对外政策方案(21)。而在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所赋予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传统中，我们不仅看到它们直接取源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都进一步抽取地理因素中更为单一的成分，从而把决定论思维的导向推至宿命论的境地。如果说拉采尔仅仅从生物的规律看待地缘政治基本单位国家的成长和变化，那么马汉孤立地从海洋角度看待地缘政治，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单纯从地理的大空间与历史事件的背景上看待地缘政治，以至于把某一种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夸大到极限，都反映了他们在思维上的狭隘性和学术上的某种偏执。这使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经常以下断语的方式加以表达，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起点和基础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和各种现实的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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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4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所带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为历史实践所证实带有重大的理论偏颇。通过对国际政治历史的了解，我们会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中的决定论思维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同样有违科学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实际上，虽然人类的活动，包括国际政治行为，都只能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和限度内进行，地缘政治学反映的是国际政治行为所可能达到的地理边界；但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地缘政治施加作用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或个别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对地理关系的影响估计不足，甚至对地理因素中某一种成分的过分强调，都使其结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斯特劳斯—于佩（Robert Starusz-Hupe）认为，“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因为有史以来地理条件被人类不断改变。因此，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不论其对内影响还是对外影响均不能视为决定性的(22)。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也有针对性地指责说，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它的基本概念是空间。然而，空间是静态的，生活在地球空间的人则是动态的”。尤其是，那种片面赋予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历史规律的地位，并认为国家相对权力取决于这种地理因素所决定的空间关系的做法，证明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伪科学”(23)。由此可以看到，理论界始终存在着对决定论思维的各种批评，虽然有些批评的言辞过于尖刻，但人们认定，国际政治中的许多事实，仅仅依靠地理因素是无法解释的。虽然地理因素必不可少，但不足以全部解释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和发展的缘由，更不足以精确解释其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尤其是，地理因素以积合起来的形式尚且不可能对国际政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片面提取某一种地理因素，如海洋或陆地，“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更不可能就此认定它（们）对国际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或终极性的意义。归结起来，由于决论思维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所以必然引起一些逻辑推理上的混乱。虽然地球是由海洋和陆地组成的，虽然它（们）确实反映了某一方面的地理状况，但地球上的事物和所产生的各种事物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就是其中非常复杂的一种。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复杂多变和充满活性因素的互动过程，其中原因与结果相互交错、彼此制约，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因果关系链。而且，国际政治及其变化会经常地受到其他多种多样的因素的影响，海陆因素及海陆关系只是其中能够说明其缘由的某一方面的条件，只有结合其他各个方面才能解释国际政治及其变化的全部条件。毋宁说，那种把某一种地理因素解释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维倾向，将国际政治置于狭窄的解释空间，成为容易导出武断结论的催化剂。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而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它可能解释国际政治的一些条件；但如果认为“人是世界地理的奴隶”，国家行为只能绝对服从地理环境的安排，那就必然走向“宿命论”。同样，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全部地理因素，而不能仅只考虑单一的地理因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会使“宿命论”走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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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6 当然，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反对地缘政治学的决定论思维，但是不应回避地理环境的永恒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因此地缘政治学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参照的部分，特别是地缘政治学的某些论点或论断早已成为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必备要素”。在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决定论和单一化倾向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即对地理因素和条件对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估计不足，可能滑到“地理无定论”的一边。“对地理决定论的批判常常伴随着一种虚无主义的过低评价，甚至否定分布学，或者确切地说是否定区域性的存在。”(24)这种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存在的，并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地理学中的二元论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所有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同“地理环境决定论”归于一类，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在论述其主要观点时就直接否定了任意夸大地理因素的倾向，例如斯皮克曼就反对“欲以一简单权力因素——地理”来解释国际行为的倾向，并说这是“地缘政治学中的最大谬误”。就算是其地缘政治学理论植根于“决定论”的麦金德也说过，“研究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将是地理学中最迷人的篇章之一”，这实际上对人在地理环境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予以了部分的肯定(25)。与此相映衬的是，作为国际政治分析学派的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主张在研究中应把地缘政治学摆在优先的中心位置，因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有形世界，他强调人和有形世界的互动关系，但反对把单纯的地缘政治因素夸大到极限，有形世界意味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总会得到适当的反映。对“地理无定论”的批评和有关地缘政治学家自己的态度，会使我们认识到“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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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8 我们知道，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包括如何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了最成功的论述，提出了最精辟的观点，从而最准确地把握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空间关系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一个以“地缘政治学”命名的理论，但是他们对国际政治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基本观点的出色体现，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关系，关于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第一，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和自然条件，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和诉诸政治行为的基本空间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经常强调，地理位置，如同一般的地理条件一样，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26)。列宁甚至说，在现实世界中，各种“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它们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必须给予高度重视(27)。由于国际政治也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并且在符合和满足空间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地理环境同样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重要前提。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基础，国家的内外行为和所能存在的状态都会受到其虽非决定性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政治的各个层面都有不可抗拒的制约性。因此，从地理环：的角度考察国际政治，需要看到国家间的空间分布、海陆位置、资源人口等地理条件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乃至对整个国际政治所具有的明显制约作用。当然，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对地理环境也有反作用，它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也会引起地理环境的变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地理位置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更改性，但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时，不仅地理环境有可能改变，而且地理位置在重要性上也有可能出现变化。总之，国际政治的性质使地缘政治具有很强的动态特征，地理条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对这种影响既不能估计过头，又不能因对它估计不足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令人痛心的后果。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存在的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动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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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0 第二，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人类一半属于社会，一半属于自然(28)。根据这一判定，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越自然的他物。人类显然具备社会属性，但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也需要经常面对地理环境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不仅包括“纯”自然要素，同时也包括人及其活动的结果，它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综合体。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包括国家的行为，也必然影响地理环境。虽然“人定胜天”这句话有点唯意志论的味道，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作为以人类群体形式组成的国家（按照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理性原则，国家可视为“国家人”），它（们）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条件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地理环境本身所蕴涵的一定规律取决于社会条件和人的作用，地缘政治所包含的一定规律仍然受到国家（“国家人”）行为的制约。因此，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课题是，国家（“国家人”）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和改变地理环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理环境满足自己的需要。虽然地缘政治学理论时常在严格的决定论与或然论（possibilism）之间徘徊，但承续启蒙运动的传统，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地理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国家（“国家人”）在与地理环境相处时能够发挥“自由意志”。这样，所谓地缘政治的作用既不能被无限夸大又不能置之不理，应该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与人、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存在着辨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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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2 第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际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对地缘政治的认识应该从决定论思维转向互动论思维，即应该从决定论的因果观走向互动论的建构观。互动论的逻辑在解释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时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它能够帮助人们脱离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从多方面的因素来辨证、全面和动态地认识地缘政治问题。首先，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的是双向制约的因果关系，而非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而发生某种因果关系时，国际政治也在对地理环境产生影响并发生另一种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的是复杂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对应于一个结果的关系。一个原因可以有多种结果，一个结果也可以由多个原因引起。在此意义上说，双方的关系不是由单方面限定的，而是由复杂因果链产生的共振效果决定的。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取决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是发展变化的动态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在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29)。其次，即使就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来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因为在历史上，地理环境所能发挥作用的条件也一直在变化，会受到地理因素本身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按照这种看法，地理环境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说明它只是一种“可变的量”，虽然它是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和施加作用的重要变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变量。当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就发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地理环境的作用在整体上受制于这种关系。总之，互动论对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解释是多向的和动态的，即二者互为条件且可以相互转化，要在一种辩证的整体过程中认识和把握其相互关系。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种相互关系已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循环关系，而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因果性质，依据内在联系运动的、并且始终处于动态的建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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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4 第四，根据互动论所揭示的逻辑，正如“可能”一词在地理学文献中频频出现一样，地缘政治学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概率语言，而地缘政治就是国家充分利用可能性的艺术。这意味着，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中，地理环境为国家提供了显然存在的可能机会，这种“可能机会”既可能是有利的，又可能是不利的；而对此国家所拥有的是众多可能性中的自由选择权利。虽然这种自由选择权利受制于不同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但国家在地缘政治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积极角色，是利用可能性的主体力量。它们会充分意识到，如果被可能性所左右，那就会使自己遭遇困境，从而会失去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而如果能够利用好可能性，则会大大改善自己所面临的环境，从而能够达到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费朗兹·波兹（F. R. Pitts）曾经指出，所有自然环境条件，只是给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可能利用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人们可以自由地选取和利用它们。可能性给人们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即大多数关系似乎都具有相等的机遇。但是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中，从来没有在同一自然环境中，人们会感觉到相同的可能性范围。例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期的西班牙人和后来的美国白人殖民者，虽然都生活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或西南部的沙漠中，但是对于这个相同自然环境的应用范围，却是很不相同的。每一种类型的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用方式或感受到不同的限制。每一类人对于同一的自然条件会有不同的感应，并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象(30)。同样，在地缘政治中对决定论思维的逆向反应是国家对可能性的利用。在处理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国家比那些个体的人或由少数人组成的群体更能表现出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因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判断地理环境为自己提供的各种可供利用的可能性范围，更能选择最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因此，互动论不仅从多元的角度，而且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它不受限于地理环境的单一因素和单独作用方式，而是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高度辨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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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6 基于此，沿着互动论的逻辑正确认识和研究地缘政治的实质和形态，对思考和确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定位和方向，对避免可能出现的“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有着明显的好处和价值。对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可以抛弃其不合理的成分，留下有用之物，以供我们借鉴。其理由有二：首先，就地理学基础来说，由于地球的基质即海陆二分和以海陆二分为基础的各种空间形态的二分，是地缘政治二分事实的物质空间前提，所以二分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一定的学理来源和学术基础的，也是有着一定的事实基础的。透过二分论，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地缘政治发展演变在静态空间意义上的自然形态。其次，正如理解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一样，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层次上理解二分论与超越二分论的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二分论在静态空间的意义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动态空间的意义上则可能无法对国际政治作出成功的解释。由于地缘政治不可能是由国家所进行的一种完全静止的活动，它还会受到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实际上它所呈现出的一直是地理空间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在动态空间的意义上、而不是静态空间的意义上说明地缘政治的存在及其发展。超越二分论有着现实中的需要，也有着理论上的需要。再次，确实有一个如何从主观上和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的事实作出正确和辩证反映的问题。根据地缘政治的“地理学基质”，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人的主要观点对地缘政治的基本主题和特征作出了比较过激和夸张的反映，得出了比较武断的结论，这是我们应该予以否定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些观点也是具有某种超前性的，“确实具有超越世界历史进程的能力，或者确切地说是有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方向”(31)。他们所提出的“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著名公式，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的某种特定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进程。因此，应该认为，他们依据决定论思维对地缘政治控制力所下的某些断语是不可取的，但他们的理论中所可能包含的合理的、有学术和实用价值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理论观照，有些被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有用的重要观点和论述我们还是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特别是他们所强调的某些特定的、具体的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实际上，在总的理论线索上，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缘政治因素及其作用的论述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二分、海陆关系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世界政治划分为两个方面（如宗主国和殖民地、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俄国和欧洲的海陆二分，以及恩格斯和毛泽东对地缘军事或军事地理与海陆因素的关系所作的论述。他们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论述和探索是十分全面的、丰富的和完整的，对地缘政治现实所可能涉及的两个对立方面进行了辩证的、对应的和互动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有关地缘政治学的论述的话，那么这种论述是充满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也是具有互动论的实质的。因此，在谈到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时，我们既反对极力夸大地缘政治的作用、认为它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因而把地缘政治学奉若神明的做法；又反对对地缘政治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因而把地缘政治学贬得一无是处或打入冷宫的做法。在谈到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价值时，我们既反对无限抬高其地位和盲目迷信的非科学态度，又反对对其一概否定和不加分析的做法。因为我们所反对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某种极端和褊狭的态度。进一步地说，就理论有价值的深入发展来说，以新型的地缘政治学观推动该领域的进步，需要对已有的理论遗产进行必要的清理，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再造。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确实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其“地理决定论”倾向和把某一类地理因素夸大到极限的做法必须否定；但对于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还是要看到的，对于某一类地理因素在不同空间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还是要清晰地加以认知的。对地缘政治学的背后所带有的哲学思维导向、政治目的和实际效用的不同判别，是研究地缘政治学首先必须明确的价值判断问题；而采取超越的态度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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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1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7]

170543440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从对抗性思维到融合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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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4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二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对抗性的思维导向。对地缘政治学最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做比较，会发现它们的不同点、甚至对立点十分明显。马汉强调海权的重要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强调陆权的重要性；麦金德注重“大陆心脏地带”的历史作用，斯皮克曼注重“边缘地带”的现实作用；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把空中力量的发展视为对海权国家不利的因素和对陆权国家有利的条件，海权论者则强调空权时代海空一体化的价值并排斥陆权在新的时代的作用，空权论更把空中力量当作决胜的根本条件。由此可以看到，以上几位人物的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对立性、甚至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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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6 值得我们重视的不仅是以上人物在基本理论观点上的对立，而且是他们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危害性，这就是决定论的思维容易导向地缘政治现实中的对抗性，容易在所谓理性原则的前提下使国家以自私的本性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把国际政治变成一种充满对抗色彩的“零和游戏”。早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就带有被视为“生存法则”的扩张性和弱肉强食的侵略性。拉采尔和契伦等人在系统地提出“生存空间论”时坚信，地理环境制约着国际政治现象，国家是一个生物单位，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向外扩展其疆界，通过对外扩张争取“生存空间”。这在他们看来是国家生存的基础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他们主张强国不可避免地要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就像生物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空间一样。怀有大日耳曼主义情绪的拉采尔更认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一个国家向外扩张领土不仅是应当的，而且强国和弱国恰恰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形成了控制和服从的世界体系。这显然是机械搬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Spencer）社会有机论的结果，也显然是一种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逻辑。在那些实施侵略扩张政策的国家看来，对地缘政治方面某一类因素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可以成为“强权的支柱”；即使这可能导致国际政治中的对抗结果也是文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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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8 应该说，决定论的思维延伸到地缘政治学领域必然导致其带有十分明显的对抗性，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内涵上便处处体现出这种性质，并把它演绎成一套完整和系统的逻辑。马汉的“谁控制海权，谁就能控制世界”，麦金德的“谁控制东欧，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斯皮克曼的“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世界”等基本论点，都带有很大的决定论式的片面性，它们不仅容易使人落入宿命论的窠臼，被某种“地理咒语”所左右，而且必然使地缘政治的实践在地理空间上被导向空前的对抗性局面。按照二分论的逻辑，人性恶是政治学的基本假定，也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精神的体现。由于地缘政治是融合了生物和地理因素的基本概念，由于生物界和地理环境普遍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所以国家很难消除自私的本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诉诸“以邻为壑”的行为是必然的和排他的选择。海洋和陆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这些词汇，就最直接和最充分地反映了地缘政治中显著的对抗本质。由于这些不同的地理因素之间存在着很难达成和谐的历史惯性，根据不同的地理因素进行国家利益的判断，就必须把对方看成是魔鬼，只能采取置其于死地的做法。而根据这种逻辑，世界不是没有敌人的世界，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这甚至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实践中的铁律。由此，国际政治实际上就变成了海权对陆权、“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之间不容怀疑和反复进行的斗争，它们不仅被视为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而且也被视为国际政治实践的基本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重术不重道”的学问，或者干脆被说成是“国际政治的厚黑学”，恰恰是因为二分论只给“以邻为壑”的国际政治行为寻找理论根据，也只给国家间关系的“零和对抗”提供理论上的注脚。在二分论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中，人们很难找到相互合作的内容，相反到处是排斥合作和视合作为禁脔的现象。帕克认为，20世纪的大部分地理政治学思想中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潜在的对立意识，二是二元论观点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多数其他观点奠定了基础，三是世界中心和世界边缘：一内一外的霸权模式持续存在，它的世界秩序是为增进具有支配地位的地理区域之利益而设计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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