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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26 第三，不仅如此，针对技术迅猛发展的事实，战略学家提出现在国家的战略空间（包括战争空间）还有可能已经突破“海陆空”所展现的有形物质空间，而进入无形的非物质空间。例如，有关“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战略思想就是以“五维空间”为基础提出的新型战略思想。它很难再以三维空间的概念和尺度来加以衡量，因而大大突破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限制的地理空间。在“陆海空天电”中的“陆”是指陆地空间，“海”是指海洋空间，“空”是指陆地与海洋的上空，“天”是指外层空间，这些都是物质性的有形空间。而“电”是指什么样的空间则很难以前者来加以衡量，因为它是一种非物质性的无形空间，或者说是“信息空间”，人们很难确定它的有效存在形态。但是，它又无处不在，作用非凡。比海陆空力量更强大和有效的是，以军用微电子技术、军用光电子技术、军用计算机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组合起来的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武器系统，不仅可以被用来独立地发展一些装备，用于侦察、遥感、导航、通信等，而且可作为制导、火控、信息处理等的基础。由其所实施的强大的电子战可使敌方雷达致盲、通信中断、指挥失灵、武器失效，甚至整个战争机器瘫痪。因此，其打击的目标和重点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为以摧毁敌人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瘫痪其指挥系统为主要目标(10)。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它所发挥的威力，特别是对战争结局的致命性影响。因此，在许多大国的战略思想中现在已经出现了“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概念，也出现了“信息战争”的概念，这些概念旨在有效把握国家战略和战争空间中的非物质无形空间。这就需要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进行更大程度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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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28 当然，一方面必须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采取超越的态度，另一方面并不能由此信服“地缘政治学过时”的论点，因为一些基本地理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地缘政治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条件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其价值。例如，虽然技术有了飞快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弹道导弹与卫星技术成为大国足资利用的优势条件，但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射仍需要陆上基地和航空母舰的支持，而陆上基地的配置和航空母舰的调遣依然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各种条件。其实，各国在战略上仍然重视地缘政治，仍然会全盘考虑地理因素，包括海陆分布以及战略纵深等问题。正如斯皮克曼所说的，虽然技术条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不能怀疑或否认空中势力的重要性，但必须“从地理角度来仔细研究其重要性的实际意义”。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地理差异从来就具有、而且将来仍具有彼此很不相同的现实意义。吉尔平也认为，现代通讯与现代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空间的意义，可是“实力受损程度”理论并没有失去它在当代世界的说服力和现实意义。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洲际弹道导弹主宰的世界，但是，地理位置和距离仍然是对国际关系有重大意义的要素(11)。就此而言，地缘政治在战略上的作用只是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而不是单纯地减弱自身存在的价值。虽然国家凭借技术条件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地理因素的限制，即它们利用和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力也在增强，但国家行为仍不可能完全摆脱地理上的限制。因此，只要人类最基本、最频繁的经济活动乃至政治军事活动仍然离不开地球表面的陆地与海洋，马汉和麦金德所提出的关于地缘政治的一些根本准则与基本划分方法就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总之，需要根据已经大大变化并日趋复杂的现实条件，通过超越二分论去建构更高层次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框架，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的更新和发展，并对“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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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30 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分别从对海权、陆权和空权的理论进化上来加以说明。在当代各种因素和条件下，对于海权和陆权的理解，已与过去不同。新的海权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是因为整个海洋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海上交通和航运技术发达的缘故。随着陆地生态环境的恶化，既有资源的枯竭和人口的膨胀，海洋资源将成为各国日益重视并激烈争夺的宝库。在当前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中，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占了63.3％，各国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仍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消费。例如，中国曾是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逆转为每日进口石油80万桶的石油进口国。可以说，海洋中的能源和资源是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主要源泉，从而成为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地位的关键。同时，从全球范围看，海洋领域有许多战略要地，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运河和重要的岛屿、群岛，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大约有200多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包括政治重镇和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海港，都处于海洋与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12)。尤其是，海上交通和航运技术的发达，使海洋变成当今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途径和场所，海上交通线仍然是工业发达国家的生命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洋的重要性和海权的战略价值由此上升，控制海权是占据关键的战略位置进而发挥世界影响力的所在。只有那些具备海上航运技术和海上军事技术优势的大国才能在海洋领域展示这种力量和威望，才能在拥有海权方面占有先机。因此，这也是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不同于马汉的海权论的时代背景；这种时代背景说明海洋的战略地位在未来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而技术条件是彰显国家海权地位的必备手段。新的海权论必须结合技术因素对此作出反应，着重说明如何来维护和发展国家的海洋权益和如何具备采取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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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32 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陆权的重要性并未降低，相反它以新的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影响着现实的国际政治。布热津斯基在先后几部著作中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天赋和潜力作了不断的而且极其充分的讨论，其原因就在于认识到以陆权为背景的地缘政治空间结构和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亨廷顿则从文明分布的角度加强了对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的讨论。在今天，拥有陆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领土和掠夺更多的人口，而是主要看能否利用技术条件来控制战略性要地，能否扩大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使之超过本国范围。这是大大不同于麦金德时代陆权论的基本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谈到需要新版的“陆权论”时，常常提到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变化，“心脏地带”因苏联解体、能源问题重要性的突出和北约东扩等因素变得更为重要，也因中亚地区已分裂为五国和受伊斯兰教世界化的影响而引人注目。这些事实都使得“心脏地带”成为大国竞争的棋盘。目前，俄罗斯已经衰落，无力扩大影响（但俄罗斯的陆权并未削弱）；欧日距中亚十分遥远，鞭长莫及；中国与中亚相邻，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又受制于其他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陆权的重要，已经更多地体现在中亚问题和西亚问题上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东欧为首要的着眼点。同时，就陆权大国的地位而言，欧亚大陆上的主要陆上力量已经变成了中国和俄罗斯，而不再是俄国和德国；中俄的战略性组合（或者结盟或者形成某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或者分裂对抗）是关乎整个欧亚大陆上陆权整合的关键，也是关乎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全局的关键。但是，由于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中俄都无法像美国那样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美国在技术与政治的互动上是颇为得手的。这些都需要结合新的技术条件以新的陆权论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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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34 进入导弹和核武器时代，空权的概念大大地不同于杜黑和德塞尔斯基时代的概念，新时代更需要“导弹型空权理论”，空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综合性。导弹和核武器的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成为“最具革命性的项目”(13)，都使地缘政治因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而呈现出立体感更强的特征。由于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最大，空权已经处于被极大地改变了的地面和天空之间的关系，也极大地改变了的防御与进攻的关系之中。空间距离和技术因素更多地结合在一起，影响着国家的行动能力，具备强大的空权将成为最能显示国家力量的主要领域。但是，由于各国、尤其是大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仍然存在差距，所以空权领域有可能成为垄断性很强的领域。特别是在C3I系统（Communication, Command,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System，即通讯、指挥、控制和信息系统）(14)和GIS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地理信息系统）(15)的发展下，空权更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成为一种特殊的力量，成为控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权力要素(16)。当然，还应该指出的是，现在是海权、陆权和空权高度结合的时代，只有充分把握这三方面的国际权力和国际影响力，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优势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17)。因此，空权的重要性已经在于它的综合性，地缘政治学理论需要根据这种综合性来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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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36 经历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到了后冷战时期，海权与陆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争夺不再仅仅限于军事安全方面，而是扩展到经济、能源、文明、民族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技术发展可以提供更有效的行动能力的情况下，这种争夺实际上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全面竞争。例如，过去美国很难深入到欧亚大陆，但现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无人能够比拟的技术优势和与之配合的军事力量，这使得它现在能够直接进入欧亚大陆的腹地，甚至可以在“心脏地带”的部分地区采取行动或控制其中的某些关键部位。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对阿富汗所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再次充分而有力地证明，美国进入中亚地区已使它在欧亚大陆占据了甚至比俄罗斯还强大的地位，并将可能产生政治、地缘、经济和军事多方面的综合效应。可以说，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目标是全方位的，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技术给它带来的便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受到技术条件的扩张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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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38 从马汉、麦金德关于海陆关系的论断，到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对此的扩大性论述，再到布热津斯基对欧亚大陆软腹部（包括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问题）和亨廷顿对“文明断层线”的分析，可以看到“边缘地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一趋势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日益显露，因为海空力量可以被迅速而有效地运抵这个地区，导弹和远程作战飞机也可以掠过它的大部分。从理论的角度讲，“边缘地带”的提出本来是对海陆二分关系的深化，因为在这样的地带需要处理海陆之间的特殊关系，海陆关系在这里也交汇出一些特殊要害的地缘政治交集点。今天，“边缘地带”中特别是位居于海权和陆权交汇处的地方，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要害之处，是各家必争之地。换言之，“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会更加突出地体现在处理海陆关系方面。但是，由于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展，“边缘地带”已经成为从空中实施攻击的危险地带。该地区一些地区性大国不顾国际限制，着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核技术，便是对这一事态的针对性反应。因此，在欧亚大陆上，从中东、西亚、南亚到东南亚和中国，“边缘地带”的国际政治组合对欧亚大陆整体形势走向的影响至关重要。过去的苏联要从这里夺取海权，今天的美国要从这里夺取陆权，更多的国家和政治势力则要在海权和陆权势力之间左右逢源。“边缘地带”重要性的突出，还在于这样三点：（1）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出现“黑洞”现象的同时，“边缘地带”及其外围则出现了军事政治同盟强化的事实，二者之间的反差极大，而“边缘地带”对“大陆心脏地带”形成很强的压迫之势，“边缘地带”对“大陆心脏地带”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反弹也可能是空前的。（2）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边缘地带”范围内出现了三条地缘冲突地带或三条危机弧带，它们是释放地缘政治能量的主要场所。这些危机弧带有人也称为“破碎地带”（shatter zone），但实际上“破碎地带”有可能变成地缘政治的聚合地带，而不可能继续“破碎”下去。因为在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区地缘政治的组合正在继续进行，其结果可能是导致地缘政治新的结构出现(18)。（3）与上述情况相关，特别是考虑到该地带是地区性强国聚集的主要场所，是它们发挥强势作为的关键区域，因此地缘政治的某种“聚合”还是刚刚开始，并且要持续下去。而该地带的一些地区性大国发展核武器的事态是值得重视的所在，核技术的扩散将给它的地缘政治注入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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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40 总之，地缘政治学虽然把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因素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上，但很难忽视技术条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国家是技术进步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它们利用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的能力与技术进步的结果成正比例关系。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活动既具有明显的限度，又有在技术条件进步的情况下把握地理空间和地缘政治的可能。受到历史背景的限制，“海权论”、“陆权论”和“心脏地带学说”、“边缘地带学说”等都强调了单一地理因素的终极作用和二分对立的现实，并把它们看成是支配国家行为的动力和缘由；这些论说虽然在地缘政治学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显然都是极为片面的做法，没有能够看到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地缘政治条件的极大改观这一显著的历史事实。虽然国家在战略上倾向于挖掘和利用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尽可能地回避和减弱可能的不利因素；但技术优势却已经超越地缘政治的时空，并可能实际地改变地缘政治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国家必须把技术因素的作用放到战略的高度上加以考虑。特别是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那些长期被认为是优势的因素可能变成不利的因素，而相反那些劣势的因素也可能变成可资利用的优势因素。对于技术进步给地缘政治带来的诸多变化，国家战略必须作出适当的反应。因此，从技术发展变化的角度看，那种以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看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过时的，也是必须要进行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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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45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30]

1705434546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全球化的时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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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48 地缘政治学发源于欧美国家，明显地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有限地域色彩；加之二分论常常以某一类地理因素或某一限定区域作为论述的基础，它还被进一步加剧了有限时空的范围特征。这些均意味着它只能是一种时空概念具有狭隘性的理论，很难说明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例如，马汉海权论和麦金德陆权论在分析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和“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时，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仅仅限于较小的、特定的地理时空。当时，人们对欧洲之外的地区充满了神秘和恐惧的心理，因为实际上未知的地理世界仍是很大的。这也使过去那些地缘政治学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十分狭隘。哈特向曾经指出，麦金德的“枢纽图”虽然是地理学对人类有关自身的政治世界观念所作出的最著名贡献，但当它被曲解为“普天之下的大陆腹地”这一宿命论说教的时候，它因所认知的地理空间过于有限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19)。斯皮克曼比马汉和麦金德视野更为宽广，因为他把北美大陆始终考虑到自己的理论中；但是他的视野仍然仅仅限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两块主要的陆地（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没有意识到拉丁美洲大陆的存在，也没有对非洲大陆过多的观照，更没能够从全球化的时空观念和相互依存的角度考虑地缘政治的各种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指望旧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家解释当今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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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50 毫无疑问，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很难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现实，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显露出其明显的局限性。随着技术和社会条件的发展，无休止地发现和扩张边疆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已告封闭而完全开放的全球系统。相对于马汉、麦金德那样地理时空有限的时代，现在是整体的世界地理体系，或者说是进入了“地理的全球化时代”。基于此，地理学家的共同看法，是世界已经完全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整体而存在。由于这种整体性带来了国际政治的相互依赖特性，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已经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实体，那些在过去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今天可能对国际政治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由此，地缘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全球化的时空超越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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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52 我们可以从地理和国际政治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就地理方面而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世界以整体空间的面貌首次出现在人类面前，世界业已成为一个星罗棋布的棋盘，而且这是行将收盘的世界。因此，地球的面貌“已经从推测的混乱状态变成科学的完整体系”(20)，人们可以以整体论的空间模式解释这个地理和历史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变成了地理”(21)，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已经在全球意义上聚合在了一起。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地缘政治学应该重新思考国家与地理环境的相关位置的中心论题，应该从整体地理空间的角度重新思考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质言之，由于全球化改变了地理时空，地缘政治学需要适应其所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时空条件的变化，来重塑自己的理论要素；正如地图被反复绘制一样，需要把重要的技术和地理因素结合起来完成对地理和空间关系的新构想，以新的世界观来观察地缘政治。例如，即使对世界上各个大陆之间和各个海洋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而对海洋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更需要这样的认识。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才真正不是平面的，而是球面的。它的地理含义意味着，各个大陆之间、各个海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海洋与大陆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与世界整体相联系的。这样的认识会对在更大的范围内深化考虑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对东西半球关系的认识也是如此。斯皮克曼早就指出，有必要在地理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因为现在不仅由海上，而且也由空中把它统一起来了。我们对西半球地位的重视，已使我们歪曲了东半球事物的真相，因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而把欧亚大陆分为欧洲和远东两个区域，来估量它们的力量对我们的关系。但是，“要想研究东半球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首先必须重视这一事实：那就是整个地球表面现在已成为政治势力活动的单一场所。从地理上讲，世界全部已了如指掌，而一个区域内势力的布局发生变化，就一定会影响其他区域内势力的配合。海上势力的发展使西欧国家的政治势力伸展到了最遥远的大陆的沿岸。一个大陆上的实力情况必然也反映在另一大陆上的实力分布中，不论哪一国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到发生在世界所有地区的事故的影响。”(22)斯皮克曼尚且还能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更应该看到，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地理空间上的全球化，而地理空间上的扩张要求必须采取整体性的空间模式来认识这个世界。因此，必须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地理空间上的狭窄视野和缺乏扩张力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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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54 就国际政治方面而言，世界在地理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这就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地缘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注重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及其变化。克劳斯·道兹指出，地缘政治应该认识到，世界政治要求对诸如“国际的”和“世界的”术语有一个根本的重新考虑。“国际的”是国家间的，“世界的”关心人类在世界范围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23)。如果说传统时代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进行研究，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则从整体空间的角度研究全部政治行为。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把大部分注意力从孤立的国家行为转到相互依赖的关系上来。全球化时空的超越意味着，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不仅得到扩大，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不仅在规模上得以扩张，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具有了更强的“密度”。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国家间关系的相互依赖特征。现在，所谓地缘政治上经常呈现的对立壁垒，已经被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取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紧密组合起来，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也是经常性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动会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连带的后果，谁也无法摆脱这种后果。这一点由于地理上的全球化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剧。虽然自然疆界是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理限制和法定区域，但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放大和流动的时空，它跨越了国家的自然疆界，突破了国家管辖权的边界划分。因此，全球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事实：在地理方面，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它们更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存在着结构性的嵌入关系。对于地缘政治学来说，正如考克斯（Michael Cox）所认为的，它更应该关注社会内部相关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现在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正是不同地方的人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创造了人类占居地球表面的种种模式(24)。应该说，地理全球化已经在国际政治上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它所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形成了国际政治的全球体系，形成了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对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海陆空关系，都必须从全球体系和整体空间模式上来加以理解和认知。而且，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海陆空关系都已经处在相互依赖的状态和过程，也必须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认知。例如，海权、陆权和空权就已经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具有了融合的性质，三者的关系是立体化和一体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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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56 另外一个主要的事实，是区域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重新板块分布。现在，无论是欧洲地区还是亚太地区，抑或北美地区，都在整合自己内部的实力和资源，并加强着内部的合作。其结果，在全球范围出现了三个大的经济圈。就相互对比来说，它们对经济资源和实力的整合突破了国家的传统界限，已经在区域和洲际范围呈现出更加均匀的态势。应该说，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化虽然是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所开展的一种国家间合作，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是全球经济的空间结构出现了新的形态，它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洲际性，但正在向全球范围延伸；它带有明显的受到限制的地理性，但更多地表现出经济活动极强的动态性。同时，它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就对军事和安全问题来讲尚且是有限的，但国际政治在整体上显然在经常地受到来自超越国家单位的范围，或者准确地说是扩大到全球范围的作用。特别是，虽然区域化是相互依赖的局部化表现，但作为到目前为止最为有效的作用方式，它给国际政治注入了更大意义上的和更大范围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因素。在谈到空间布局、区域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关系时，安德烈·梅尼埃（Andre Meynier）认为，基本的地理结构并没有受到影响，但空间布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当前发生的变化，基本上与现今世界的重新组合紧密相关。正是从这种形势分析出发，地理学家阐明了区域化的新形式对在全球范围建立有效空间布局安排的方法，以及可能采取的现实政策。区域化是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形式的新表现，它突破了以国家为单位思考问题的方式(2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地理比自然地理更为重要，由于区域化与全球化是相互联结的空间过程，它们从放大的经济空间中释放出来一股巨大的力量，影响着地缘政治的再度发展。其中，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地缘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或者说地缘经济先于地缘政治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地缘政治则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地缘经济的先期变化使地缘政治变得融合起来，其所反映的全球化的相互依赖性质，使得地缘政治的争夺不再像过去那样血腥残酷，尽管这种争夺仍然十分有力。质言之，虽然地缘政治仍然与国家的利害密切相关，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软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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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58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区域化、相互依赖和世界一体化的影响，国家更注重彼此间的合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制度化安排，这就减少了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抗性，也减少了国家在地理空间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性。由于国际格局是按照经济、政治和地理的要素组合来划分的，所以在国际秩序中，国家倾向于遵循国际制度和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诉诸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按照过去那种地缘政治的规律以武力争夺领土和资源。同样，由于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均面临着所谓全球性的问题，如核武器、世界贫困、经济地区化以及资源和生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集体力量，才能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全球性问题的存在和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十分牢固的关系，国际合作因而带有毋庸置疑的必然性。其结果，人们在理论上越来越多地从综合的、多角度的视野来考察地缘政治的现象，并把地缘政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虑，注重国家间的均势、国际制度和集体安全等对地缘政治安排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之，全球化给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奠定了时代的基础，提供了新的历史空间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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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60 综上所述，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从19世纪末开始，到整个20世纪及后冷战时期一百多年发展过程的考察，本书提出在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一直存在和延续着二分论的主脉，它既体现在海陆关系的二分上，又体现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上，还体现在地面权力体系与空中权力体系之间的二分上。在理论层面上，地缘政治要素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及其相互关系、“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及其相互关系，及至地面权力体系和空中权力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等空间角度加以说明。在现实层面上，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受到了这种复杂的二分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各国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受到了这种复杂的二分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会体现出一定的地缘政治规律性运行的轨迹。因此，本书把二分论看做是传统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旨和要害，也是我们探寻其对地缘政治某些规律性现象解释的入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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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62 同时，对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的二分论应该采取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前面我们说过，对地缘政治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导致的决定论思维和对抗性思维必须予以否定，对其为某些大国的霸权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的“服务功能”必须表明反对的态度。但是，对待地缘政治学，我们在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的同时，还需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对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主要是从本体论上进行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正如马克思主义对待自己前人及其理论的科学态度一样，我们对待地缘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应该是采取超越和“扬弃”的科学态度。所谓超越和“扬弃”，就是吸收其合理成分，剔除其不合理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方面，马克思和列宁都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尤其是辩证法的概念进行过扬弃，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而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马克思对俄国由内陆国家向外围寻找出海口的历史性努力作了几乎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精到分析，其论述比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更精彩、更透彻、更到位，甚至也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批判意义上的“心脏地带学说”，而这恰恰是在超越和“扬弃”某些西方学者的地理论述基础上完成的(26)。列宁对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作《帝国主义论》也进行过同样的“扬弃”，他曾针对自己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说过，“论帝国主义的一本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27)实际上，列宁自己著名的“帝国主义论”虽然借用了霍布森的某些概念，但他在更科学的意义上对之加以改造，就此，他在完成了对后者的“扬弃”工作后创立了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做法，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地缘政治学的已有成果采取超越和“扬弃”的做法，既是正确的态度又是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地缘政治学理论。这意味着，对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以及地缘政治学对此的理论反映，只有以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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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64 根据超越和“扬弃”的辩证法意义，本书认为：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共同点是创立了地缘政治学中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最主要的和最经典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学派。在对待他们的最主要的和最经典的概念方面，我们反对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使用海权、陆权、空权和“大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等概念，而只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加以使用。因为如果按照前者，这些概念就会与霸权（即海上霸权和陆上霸权）概念同流合污。我们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乃是希望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际政治中的地缘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问题时回避不了的。同时，对于他们的主要理论要结合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形，进行重新的评估和整合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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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66 因此，所谓超越和“扬弃”的做法实际上要求一种理论上的整合。就此，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地缘政治学的传统，长期以来就有人认为真正的地缘政治都是二分的；但实际上，在二分中还是出现了多元倾向，因为地缘政治的某些因素是二分的，但世界却是多元的。一方面，地缘政治的某些因素之所以是二分的，乃是因为其地理基础是地球上只存在海陆两种主要“载层”，地面与天空的二分也是依托于地球地面所形成的空间。另一方面，地缘政治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的发展变化也取决于后面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缘政治中的多元成分越来越多。在现代意义上，地理环境的概念已不再囿于习惯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空间范围和组成要素上，它已经“由过去单一的自然环境，拓展到人类的整个生存空间。今天，‘地理’一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无机与有机自然界诸要素有规律结合的地理环境；是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的地理环境；是在人的作用下已经改变了的地理环境，即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28)。因此，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地缘政治中的二分与多元会有一种趋于平衡的关系，特别是多元因素会更多地融进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复杂和多样化的地缘政治结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多元因素的作用下才可能转成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从而具有地缘政治的特性。至此，可以简单归结的是，对地缘政治学所要进行的新的整合，应该是在二分论与多元论之间找到“必要的张力”和有效的结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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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68 20世纪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全面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21世纪则是它们结合新的地缘政治要素和条件进行“新的综合”的时期(29)。刚刚跨过21世纪的门槛，国际政治就已经呈现出更复杂、更丰富的特征，而在总体上国际体系又表露出了一种结构性变革和质变的趋势。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永远来源于实践，社会意识只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对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来讲，将有着更多的“新的综合”的具体内容。归结起来，我们认为：一方面地缘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既会受到二分论主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又会较多地融合进多元的要素，使传统的理论要素被赋予新的内容并具备新的张力。应该说，地缘政治学理论将会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得到更全面和崭新的发展，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进入“新的综合”的时期，中国学者应该考虑和研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更主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讲，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是中国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缘政治学则应该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智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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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70 (1)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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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72 (2) 参见《国家间政治》，第204页，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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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574 (3) 〔美〕基辛格编：《国家战略问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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