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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政治方面而言,世界在地理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这就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地缘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注重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及其变化。克劳斯·道兹指出,地缘政治应该认识到,世界政治要求对诸如“国际的”和“世界的”术语有一个根本的重新考虑。“国际的”是国家间的,“世界的”关心人类在世界范围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23)。如果说传统时代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进行研究,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则从整体空间的角度研究全部政治行为。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把大部分注意力从孤立的国家行为转到相互依赖的关系上来。全球化时空的超越意味着,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不仅得到扩大,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不仅在规模上得以扩张,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具有了更强的“密度”。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国家间关系的相互依赖特征。现在,所谓地缘政治上经常呈现的对立壁垒,已经被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取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紧密组合起来,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也是经常性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动会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连带的后果,谁也无法摆脱这种后果。这一点由于地理上的全球化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剧。虽然自然疆界是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理限制和法定区域,但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放大和流动的时空,它跨越了国家的自然疆界,突破了国家管辖权的边界划分。因此,全球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事实:在地理方面,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它们更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存在着结构性的嵌入关系。对于地缘政治学来说,正如考克斯(Michael Cox)所认为的,它更应该关注社会内部相关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现在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正是不同地方的人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创造了人类占居地球表面的种种模式(24)。应该说,地理全球化已经在国际政治上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它所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形成了国际政治的全球体系,形成了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由此,对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海陆空关系,都必须从全球体系和整体空间模式上来加以理解和认知。而且,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海陆空关系都已经处在相互依赖的状态和过程,也必须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认知。例如,海权、陆权和空权就已经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具有了融合的性质,三者的关系是立体化和一体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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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主要的事实,是区域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重新板块分布。现在,无论是欧洲地区还是亚太地区,抑或北美地区,都在整合自己内部的实力和资源,并加强着内部的合作。其结果,在全球范围出现了三个大的经济圈。就相互对比来说,它们对经济资源和实力的整合突破了国家的传统界限,已经在区域和洲际范围呈现出更加均匀的态势。应该说,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化虽然是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所开展的一种国家间合作,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是全球经济的空间结构出现了新的形态,它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洲际性,但正在向全球范围延伸;它带有明显的受到限制的地理性,但更多地表现出经济活动极强的动态性。同时,它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就对军事和安全问题来讲尚且是有限的,但国际政治在整体上显然在经常地受到来自超越国家单位的范围,或者准确地说是扩大到全球范围的作用。特别是,虽然区域化是相互依赖的局部化表现,但作为到目前为止最为有效的作用方式,它给国际政治注入了更大意义上的和更大范围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因素。在谈到空间布局、区域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关系时,安德烈·梅尼埃(Andre Meynier)认为,基本的地理结构并没有受到影响,但空间布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当前发生的变化,基本上与现今世界的重新组合紧密相关。正是从这种形势分析出发,地理学家阐明了区域化的新形式对在全球范围建立有效空间布局安排的方法,以及可能采取的现实政策。区域化是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形式的新表现,它突破了以国家为单位思考问题的方式(2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地理比自然地理更为重要,由于区域化与全球化是相互联结的空间过程,它们从放大的经济空间中释放出来一股巨大的力量,影响着地缘政治的再度发展。其中,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地缘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或者说地缘经济先于地缘政治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地缘政治则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地缘经济的先期变化使地缘政治变得融合起来,其所反映的全球化的相互依赖性质,使得地缘政治的争夺不再像过去那样血腥残酷,尽管这种争夺仍然十分有力。质言之,虽然地缘政治仍然与国家的利害密切相关,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软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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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区域化、相互依赖和世界一体化的影响,国家更注重彼此间的合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制度化安排,这就减少了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抗性,也减少了国家在地理空间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性。由于国际格局是按照经济、政治和地理的要素组合来划分的,所以在国际秩序中,国家倾向于遵循国际制度和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诉诸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按照过去那种地缘政治的规律以武力争夺领土和资源。同样,由于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均面临着所谓全球性的问题,如核武器、世界贫困、经济地区化以及资源和生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集体力量,才能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全球性问题的存在和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十分牢固的关系,国际合作因而带有毋庸置疑的必然性。其结果,人们在理论上越来越多地从综合的、多角度的视野来考察地缘政治的现象,并把地缘政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虑,注重国家间的均势、国际制度和集体安全等对地缘政治安排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之,全球化给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奠定了时代的基础,提供了新的历史空间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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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从19世纪末开始,到整个20世纪及后冷战时期一百多年发展过程的考察,本书提出在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一直存在和延续着二分论的主脉,它既体现在海陆关系的二分上,又体现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上,还体现在地面权力体系与空中权力体系之间的二分上。在理论层面上,地缘政治要素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及其相互关系、“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及其相互关系,及至地面权力体系和空中权力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等空间角度加以说明。在现实层面上,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受到了这种复杂的二分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各国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受到了这种复杂的二分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会体现出一定的地缘政治规律性运行的轨迹。因此,本书把二分论看做是传统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旨和要害,也是我们探寻其对地缘政治某些规律性现象解释的入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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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的二分论应该采取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前面我们说过,对地缘政治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导致的决定论思维和对抗性思维必须予以否定,对其为某些大国的霸权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的“服务功能”必须表明反对的态度。但是,对待地缘政治学,我们在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的同时,还需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对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主要是从本体论上进行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正如马克思主义对待自己前人及其理论的科学态度一样,我们对待地缘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应该是采取超越和“扬弃”的科学态度。所谓超越和“扬弃”,就是吸收其合理成分,剔除其不合理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方面,马克思和列宁都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尤其是辩证法的概念进行过扬弃,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而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马克思对俄国由内陆国家向外围寻找出海口的历史性努力作了几乎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精到分析,其论述比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更精彩、更透彻、更到位,甚至也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批判意义上的“心脏地带学说”,而这恰恰是在超越和“扬弃”某些西方学者的地理论述基础上完成的(26)。列宁对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作《帝国主义论》也进行过同样的“扬弃”,他曾针对自己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说过,“论帝国主义的一本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27)实际上,列宁自己著名的“帝国主义论”虽然借用了霍布森的某些概念,但他在更科学的意义上对之加以改造,就此,他在完成了对后者的“扬弃”工作后创立了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做法,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地缘政治学的已有成果采取超越和“扬弃”的做法,既是正确的态度又是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地缘政治学理论。这意味着,对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以及地缘政治学对此的理论反映,只有以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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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超越和“扬弃”的辩证法意义,本书认为: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共同点是创立了地缘政治学中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最主要的和最经典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学派。在对待他们的最主要的和最经典的概念方面,我们反对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使用海权、陆权、空权和“大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等概念,而只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加以使用。因为如果按照前者,这些概念就会与霸权(即海上霸权和陆上霸权)概念同流合污。我们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乃是希望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际政治中的地缘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问题时回避不了的。同时,对于他们的主要理论要结合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形,进行重新的评估和整合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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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超越和“扬弃”的做法实际上要求一种理论上的整合。就此,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地缘政治学的传统,长期以来就有人认为真正的地缘政治都是二分的;但实际上,在二分中还是出现了多元倾向,因为地缘政治的某些因素是二分的,但世界却是多元的。一方面,地缘政治的某些因素之所以是二分的,乃是因为其地理基础是地球上只存在海陆两种主要“载层”,地面与天空的二分也是依托于地球地面所形成的空间。另一方面,地缘政治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的发展变化也取决于后面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缘政治中的多元成分越来越多。在现代意义上,地理环境的概念已不再囿于习惯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空间范围和组成要素上,它已经“由过去单一的自然环境,拓展到人类的整个生存空间。今天,‘地理’一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无机与有机自然界诸要素有规律结合的地理环境;是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的地理环境;是在人的作用下已经改变了的地理环境,即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28)。因此,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地缘政治中的二分与多元会有一种趋于平衡的关系,特别是多元因素会更多地融进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复杂和多样化的地缘政治结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多元因素的作用下才可能转成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从而具有地缘政治的特性。至此,可以简单归结的是,对地缘政治学所要进行的新的整合,应该是在二分论与多元论之间找到“必要的张力”和有效的结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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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全面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21世纪则是它们结合新的地缘政治要素和条件进行“新的综合”的时期(29)。刚刚跨过21世纪的门槛,国际政治就已经呈现出更复杂、更丰富的特征,而在总体上国际体系又表露出了一种结构性变革和质变的趋势。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永远来源于实践,社会意识只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对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来讲,将有着更多的“新的综合”的具体内容。归结起来,我们认为:一方面地缘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既会受到二分论主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又会较多地融合进多元的要素,使传统的理论要素被赋予新的内容并具备新的张力。应该说,地缘政治学理论将会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得到更全面和崭新的发展,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进入“新的综合”的时期,中国学者应该考虑和研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更主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讲,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是中国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缘政治学则应该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智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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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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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国家间政治》,第204页,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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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基辛格编:《国家战略问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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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间战争》,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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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兹指出,核扩散自1945年以来已经从有限的国家扩大到世界的主要地理上的“地区”。见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rentice Hall, 2000,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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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中文本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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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立栋:《21世纪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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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文荣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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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和平地理学》,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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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吴秀粼:《高技术战争与国防现代化》,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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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和平地理学》,第33页;《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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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育莲等:《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图说》,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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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空间战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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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eter J. Hugill,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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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or Bernhardse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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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hn Rennie Short, New World, New Geographies: Space, Place, and Societ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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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不过,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针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那样典型的掌握制空权的成功例子,至今尚未有像样的理论总结,从而去发展新型空权理论。二是与在导弹时代的到来时并未出现新型空权理论形成反差的是,出现了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以地面上的海陆二分为论述线索的新型二分理论,证明以地面为基础的海权和陆权仍然是国际权力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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