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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破碎地带”的概念本是科恩所提出的，就其原义来讲指的是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后来指中东地区。应该说，在不少存有歧义的解释中，科恩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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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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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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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上书，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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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和平地理学》，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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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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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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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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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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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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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战略地理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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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所谓“新的综合”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学科发展的总趋势的一种新的提法，其意指一个学科的发展要融合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交叉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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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十章 中国地缘政治：从地缘二分到地缘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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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本书的“兼论”部分，之所以专门要写有两个理由，一是虽然本书主要研究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的二分论主脉，并不必然需要单辟章节来论述“中国与地缘政治二分”或“中国与地缘政治整合”这样的题目；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并以自己的理论视角观照、借鉴和批判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这是构建和发展中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学术需要。二是在地缘政治的现实意义上，中国与二分论所论述到的那些世界大国一样，也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价值；特别是，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特征且“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跨越特征都十分突出的世界大国，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应该说与本书所揭示的研究主题十分吻合。在战略选择层面，中国自身需要高度重视本书所揭示的研究主题的重要性，以便更完整地认识自己在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从而更好地从地缘政治方面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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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地缘政治学家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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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在地缘政治上这意味着，它具备陆权大国和“心脏地带”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和“边缘地带”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双重的重要性，历来受到地缘政治学家的高度重视。从马汉、麦金德到斯皮克曼、豪斯浩弗，一直到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等经典论述看，“中国”一词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认知价值越来越显著。由于中国显然处于一个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枢纽位置，也显然横跨并连接着“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所以，无论从控制两种权力的角度，还是从结合两大地带的角度，中国都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事实自然会激发地缘政治学家的想象力，使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都用了适当的篇幅来加以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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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承认自己对中国知道的相对较少，但他曾从控制海权的角度提出，中国的地理位置蕴涵着巨大的潜在力量，也使中国人这个种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忍耐力。在历史上，那些想征服中国或在此划分势力范围的西方列强都很难达到目的，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使海陆强国都无法在中国内陆充分施展其军事力量。中国虽然在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正是看到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马汉曾经建议“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2)并强调应该把中国纳入海洋强国对海权的考虑之中。而在谈到俄国这样的陆权强国与海洋强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时，他指出处理它们在中国的关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马汉的年代中国还正处于国力衰弱和内乱不已的年代，“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因此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就像“层层外罩掩盖了轮廓的塑像”一样，其地缘政治地位有受制于人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的四周已经显现出“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的地缘政治构图。至于说到中国自己对陆权和海权可能存在的认识，马汉认为，历史上重视陆上侵略，证明中国经常感觉到现实中“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而海上强国的力量比较遥远。但另一方面他又暗示，除了俄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例如日俄战争意味着海上强国在与陆上强国的对抗中取得了主动，从而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威胁。应该说，马汉的某些论述对中国认识自己的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位置是有启示的，对于中国在考虑如何采取行动利用和改善这种位置时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历史上中国对自己面对的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缺乏必要的认识，对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也没有采取过有力的应对措施。在近代，中国遭受过陆上强国的入侵，而更多的外部入侵恰恰是从海上开始的。中国的衰败与它没有能够处理好海陆二分的关系不无关系。针对这一问题，马汉说过，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必须重视海洋在发展商业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例如，长江就具有将大海与其他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的作用。关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地位的前景，马汉的结论性观点是，即使中国遭受多次的外部入侵，但它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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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汉言及中国地缘政治的潜力时更多的是片断式的观点不同，麦金德曾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最后一句话，预言了中国在“心脏地带”的重要分量：“最后，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4)虽然这话有些危言耸听，并且缺乏对中国地缘政治独立性的认识，还使用了“黄祸”这种西方式的蔑称，但是这毕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大师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潜力和能量；它还意味着一旦中国具备了地缘政治的独立性，中国的地缘政治潜力和能量还将超过麦金德的预言。实际上，依据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中国就处于该地带的重要位置上，因为“大陆心脏地带”包括了从中国到黑海、波罗的海这样的范围，涵盖东欧、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在内的广大地域，中国的部分领土本身就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与俄国不同，虽然它因部分国土的濒海特点而需要面对处理海洋和海权的问题，但它确实又具有影响海权和发挥海权作用的潜力，而这一点是俄国在完全被封闭于“大陆心脏”时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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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权论一般对欧亚大陆是世界权力中心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相反的观点，即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不在完全居于陆地的“心脏地带”，而在海陆相接的“边缘地带”，因为它比“心脏地带”具备着更良好的地理条件，如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且是“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的通道地区。因此，“边缘地带”是控制世界的关键，是世界权力争夺的要害所在。对于“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中所具备的关键作用，还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在海洋势力与陆地势力的冲突中起着缓冲作用，因此所谓的“边缘地带”是“中间地带”；第二，由于“边缘地带”处于世界“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和海洋中间，是海上强国和大陆强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地带，因此“边缘地带”是世界大国进行政治较量的中心地带，是各强国为控制全世界必须占有的关键部位。正是根据“边缘地带学说”，斯皮克曼对中国在战后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论述，其论点的核心是认为中国在“边缘地带”上可能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无论是作为“中间地带”还是作为冲突地带，它都可能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全局。斯皮克曼认为，中国和俄国是欧亚大陆上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二者之间有一种互相替代的关系，俄国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自己的不安全感，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发展和统一。斯皮克曼说到，中国的北部边缘地区将继续掌握在苏联手里，中国也还没有能力向全部亚洲沿海地区扩张、包括东南亚地区，但是在中国完成国家发展的任务和实现国家统一后，东亚地区的支配势力显然非中国莫属。“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俄国的势力在大陆上保持着一种均衡，因为它们是这个地区仅有的两个有一些重要性的国家”(5)；而在中国成为东亚支配势力后，“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如果西方强国还想在这个地区保存一点势力，就必须为它们的实力建立岛屿基地。”(6)斯皮克曼的观点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是“边缘地带”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和西方必须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强盛、统一、集权和现代化的中国，因为这个东方强国将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它可能获得巨大能力把它的势力扩展到西太平洋沿岸。如果说中国当时尚不能成为“边缘地带”强国，那只是因为国家的实力不够强大和没有完成统一；但一旦国家的实力强大起来和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就将在“边缘地带”上崛起，并将占据“边缘地带”上别人难于替代的位置，而这必然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因此，斯皮克曼从地缘政治演变的角度预言所谓中国“霸权势力”在东亚的出现，并告诫这是不允许发生的，因为它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十分巨大。为了防止这种前景的出现，斯皮克曼的具体建议是：可以扶植和借助战败国日本的力量，在远东以遏制和分而治之的方法来防范中国的崛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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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依据斯皮克曼的立论，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具有影响的发展是中国的诞生、苏联权力核心的东移海洋和太平洋作为地理政治活动的大中心的呈现。由于从潜在实力上看，中国要比日本强大得多，所以她的诞生是非白种人对白种人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战。”“随着中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强国，太平洋区域发挥了历史同样赋予地中海而后又赋予大西洋的那种作用：各大对立力量隔洋相对峙。这些话似乎就像当年豪斯浩弗曾断言政治地理世界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太平洋地区的回音。”(8)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的“主导体系由三个大国组成，即美国、苏联和中国，它们当然是世界上真正的国际性角色。”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显著出现，首先预示了“三极”世界体系的产生，而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加入，必将引导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新的世界体系的主要意义是更改国际行为准则，在地理上则是使世界实力的平衡从欧洲和西方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也就是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演变必然出现“东移”的趋势。对于这样一种过程和趋势，西方地缘政治学家中间似乎有一个共识，即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的出现是促进世界地缘政治舞台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也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努力谋求和造就全球均势产生诱惑力的地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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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皮克曼给美国提出的中国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崛起的警告起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斯皮克曼特别重视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的思想却仍然影响不绝。美国一以贯之的全球战略就是必须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为此，美国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和控制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就成为其战略的首要步骤。对中国的遏制和接触都是为了实现美国自己这种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些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甚至我们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地缘战略筹划中，从克林顿和布什对华政策的实践中看到了斯皮克曼早期主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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