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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因避讳改字而致误例。《唐书·后妃传》有个成三朗，因“朗”字犯宋讳，宋人把朗字缺了末二笔，故此《旧唐书·忠义传》就误作“成三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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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因避讳改字而文义不明例。《南史》“人杀长吏”一语，本为“民杀长吏”。因“民”字避唐讳，改为“人”，遂致文义不明。《梁书》景（丙吉）、魏（相）、萧（何）、曹（参），本为四个汉朝人的姓，因“丙”字犯讳，改为“景”，遂使人莫名其妙。五代时有“墙”隍庙碑武辰年立，即“城”隍庙碑“戊”辰年立，因为避朱全忠父及曾祖讳，改城为墙，戊为武，而文义不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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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因避讳空字注家误作他人例。唐室先世曾仕北周，著名的有李虎、李昞。《北史·周本纪》所谓李讳者甚多。究竟李讳之旁，应注“虎”字，还是“昞”字？实容易错误。今《周书》于李讳皆改为虎，实在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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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讳字旁注本字因而误入正文例。《史记·郦生传》：“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因避唐讳把“民”字改为“人”字。后人又于“人”字旁注一“民”字。今刻本竟把旁注加入正文，成为“王者以民人为天，民人以食为天”。此语本出《管子》，原文实无“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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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例。唐人著作，多避唐讳。《通典》内避唐讳的字，《文献通考》常有照《通典》全抄下来，并未加以改正。最显著的就是《职官篇》“持”书侍御史一段。《通典》改治为持，《通考》仍沿袭其文，竟不知原为“治”书侍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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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不知为避讳而起疑惑例。故宫博物院有黄山谷手卷，玄字缺末点，或疑山谷是宋人，何以避清讳。《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十七也有这种误会，谓宋世历代无讳玄，不知宋朝以玄朗为其始祖名，不许人斥犯，见李氏《续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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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新唐书纠谬》，有几条讥《新唐书》的错误，实在是因避讳的，非错谬。如谓常山公主下嫁薛谭，《薛稷传》作薛谈。不知谈是唐武宗嫌名，故改作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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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不知避讳而生错误例。《后汉书·儒林传》，孔僖曰“画龙不成反为狗”，讥刘攽注之为错误。其实“虎”乃唐讳，故改为“龙”，是避讳非错误。关于这点，《金石屑》载郭麐有个笑话。郭麐于乾隆间跋王夫人墓志，因王夫人有二子，长的名珣，就说是晋时王珣的母墓。袁子才讥之，以该墓志有武邱山语，晋人何得避唐讳。称虎邱为武邱，明明是唐人墓石，而郭麐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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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非避讳而以为避讳例。流俗相传，容易使人错误的，便是以“正”之有征音，是避秦始皇讳。又如準之作“准”，以为是避寇準讳。也是错误。因汉碑早有准字，与避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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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避讳录》以汉碑中秀、庄、肈、隆、缵、志等字之变体，为避汉讳，皆不确。因汉隶变体极多，不能以避讳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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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例。黄本骥《避讳录》说：刘知幾因避讳以字行，但《史通》中却不避唐讳。其实黄本骥只记得避讳要改字，而忘了避讳还有缺笔的方法，《史通》中避讳的字，安知他不已经缺笔，特因后人辗转传写失了本来面目呢？又《日知录》有一段说，宋真宗名恒，朱子注《四书》不避宋讳。钱竹汀先生说，这是未见宋板朱注的毛病。其实赵顺孙刻《四书纂疏》，满都避宋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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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史记》内汉讳都回避。如恒山改为常山，微子启改为微子开，盈数改为满数。但是现在《史记》犯汉讳的字不少。什么缘故呢，就是后人校书时回改的。所有《汉书》、《后汉书》以下，都有这种情形。因为六朝以前，避讳之法尚疏，故汉碑于汉讳亦多不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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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后汉书·光武本纪》，“民无措手足”。《章帝纪》作“人无所措手足”。《荀爽传》“安上治民”，《郎顗传》又作“安上理人”。这都是章怀注《后汉书》时避讳，经后人回改而未尽的。《论语》说“仲叔圉治宾客，祝佗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现在《后汉书·明帝纪》的注引这三句，下两句的治字作主，上一句还是治字，这都是回改未尽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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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以为避讳回改而错误例。《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凡律所说的庶人，系对奴婢及有罪的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的不同。今《后汉书》有好些处都改做“免为庶民”，意义就不同了。校书者以为“人”是避唐讳改的，因此回改为“民”就错误。又《后汉书·宦者传》内有“三世以嬖色取祸”语。世本是代字，也以为避唐讳，因此回改为世字，遂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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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例。杜佑著《通典》，在唐贞元年间，称唐德宗为今上。但他《州郡篇》写恒州作镇州，又说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这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杜佑著《通典》时，恒字并不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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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典·刑制篇》里有“大不恭”三字，注说“因犯庙讳改为恭”，考唐时并没有敬字的庙讳，并且前卷就有“大不敬”三字。敬本是宋讳，可见这条一定是宋人加进去的，不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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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例。《后汉书·郭太传》，全篇都称郭太为林宗，但是后面有一段忽然称郭太，是不伦不类的。原来是章怀注引别本书的话，后来刻书的将小注误入正文，所以一传内，忽称林宗忽称太。这是不难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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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入例。《魏书·景穆十二王传》，有一个广阳王渊，而《太武五王传》作广阳王深。什么缘故呢？因为《魏书·太武五王传》亡了，后人取《北史》来补《魏书》，所以前后避讳与否，不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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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于北齐诸帝，或称高祖、世宗、显祖，或称神武、文襄、文宣，也不一律。因为《北齐书》残缺，后人取《北史》补入。凡称高祖、世宗、显宗的，是《北齐书》原文；称神武、文襄、文宣的，就是《北史》文，后来补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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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因讳否不画一知书有补板例。《十驾斋养新录》，“东家杂记”一条，说书中管勾之勾，都作“勹”，是避宋高宗的嫌名，但是也有不缺笔的，便是元时的补板。辨别宋板的，从此可以看出。这种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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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因避讳断定时代例。《潜研堂文集》有一篇答卢文弨的书，说阁下所校的《太玄经》，说是北宋本，可是书末有“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事某某校勘”的话。幹办二字，是南宋初年因为避高宗的嫌名，才把勾当改为幹办。今书上的题衔既有幹办二字，就是南宋刻的，不是北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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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宝刻类编》一书，不知是何人所作。但他书内载碑刻所在地方，有说在瑞州的，瑞州是南宋时避理宗嫌名，由筠州改的。书中既有瑞州二字，就知道是宋末人的话。这是因避讳能断定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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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因此而断定错的。近人跋敦煌本道书残本，说卷中民字改为人，是避唐太宗讳，而高宗讳“治”字屡见，因此断定是太宗时写的。不知道高宗的讳，元和以后已经不讳。现在治字不讳，怎能断定他不是元和以后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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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跋唐写本卜筮书，说卷里丙丁的丙字都写作景，白虎的虎字都改为兽，而隆字并不缺笔，因此断定是唐玄宗以前写的。但是也要知道，唐玄宗的讳，到宝历元年以后便不避了。今因为隆字不缺笔，就断定是初唐的写本，是很容易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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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因避讳或犯讳断定讹谬例。《说文》内有引张彻说一条。钱竹汀先生说，汉人不当以汉武的名为名，彻字定是错误，也许就是张敞。又《五代史·蜀世家》说孟知祥父名道，但是另一书说是名。据孟蜀石经残本，道字屡见，都是不缺笔的。可见《五代史》说他父名道，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