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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史记》内汉讳都回避。如恒山改为常山，微子启改为微子开，盈数改为满数。但是现在《史记》犯汉讳的字不少。什么缘故呢，就是后人校书时回改的。所有《汉书》、《后汉书》以下，都有这种情形。因为六朝以前，避讳之法尚疏，故汉碑于汉讳亦多不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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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后汉书·光武本纪》，“民无措手足”。《章帝纪》作“人无所措手足”。《荀爽传》“安上治民”，《郎顗传》又作“安上理人”。这都是章怀注《后汉书》时避讳，经后人回改而未尽的。《论语》说“仲叔圉治宾客，祝佗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现在《后汉书·明帝纪》的注引这三句，下两句的治字作主，上一句还是治字，这都是回改未尽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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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以为避讳回改而错误例。《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凡律所说的庶人，系对奴婢及有罪的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的不同。今《后汉书》有好些处都改做“免为庶民”，意义就不同了。校书者以为“人”是避唐讳改的，因此回改为“民”就错误。又《后汉书·宦者传》内有“三世以嬖色取祸”语。世本是代字，也以为避唐讳，因此回改为世字，遂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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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例。杜佑著《通典》，在唐贞元年间，称唐德宗为今上。但他《州郡篇》写恒州作镇州，又说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这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杜佑著《通典》时，恒字并不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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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典·刑制篇》里有“大不恭”三字，注说“因犯庙讳改为恭”，考唐时并没有敬字的庙讳，并且前卷就有“大不敬”三字。敬本是宋讳，可见这条一定是宋人加进去的，不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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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例。《后汉书·郭太传》，全篇都称郭太为林宗，但是后面有一段忽然称郭太，是不伦不类的。原来是章怀注引别本书的话，后来刻书的将小注误入正文，所以一传内，忽称林宗忽称太。这是不难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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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入例。《魏书·景穆十二王传》，有一个广阳王渊，而《太武五王传》作广阳王深。什么缘故呢？因为《魏书·太武五王传》亡了，后人取《北史》来补《魏书》，所以前后避讳与否，不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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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于北齐诸帝，或称高祖、世宗、显祖，或称神武、文襄、文宣，也不一律。因为《北齐书》残缺，后人取《北史》补入。凡称高祖、世宗、显宗的，是《北齐书》原文；称神武、文襄、文宣的，就是《北史》文，后来补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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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因讳否不画一知书有补板例。《十驾斋养新录》，“东家杂记”一条，说书中管勾之勾，都作“勹”，是避宋高宗的嫌名，但是也有不缺笔的，便是元时的补板。辨别宋板的，从此可以看出。这种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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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因避讳断定时代例。《潜研堂文集》有一篇答卢文弨的书，说阁下所校的《太玄经》，说是北宋本，可是书末有“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事某某校勘”的话。幹办二字，是南宋初年因为避高宗的嫌名，才把勾当改为幹办。今书上的题衔既有幹办二字，就是南宋刻的，不是北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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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宝刻类编》一书，不知是何人所作。但他书内载碑刻所在地方，有说在瑞州的，瑞州是南宋时避理宗嫌名，由筠州改的。书中既有瑞州二字，就知道是宋末人的话。这是因避讳能断定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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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因此而断定错的。近人跋敦煌本道书残本，说卷中民字改为人，是避唐太宗讳，而高宗讳“治”字屡见，因此断定是太宗时写的。不知道高宗的讳，元和以后已经不讳。现在治字不讳，怎能断定他不是元和以后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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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跋唐写本卜筮书，说卷里丙丁的丙字都写作景，白虎的虎字都改为兽，而隆字并不缺笔，因此断定是唐玄宗以前写的。但是也要知道，唐玄宗的讳，到宝历元年以后便不避了。今因为隆字不缺笔，就断定是初唐的写本，是很容易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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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因避讳或犯讳断定讹谬例。《说文》内有引张彻说一条。钱竹汀先生说，汉人不当以汉武的名为名，彻字定是错误，也许就是张敞。又《五代史·蜀世家》说孟知祥父名道，但是另一书说是名。据孟蜀石经残本，道字屡见，都是不缺笔的。可见《五代史》说他父名道，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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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容斋随笔》说，李陵诗“独有盈尊酒”，是犯汉惠帝的讳，疑这诗是后人假托的。但《野客丛书》引枚乘《柳赋》，也有盈字；《玉台新咏》载枚乘的诗，也有“盈盈一水间”的话，所以疑汉时盈字，临文可以不讳的。但有一件事，他们疑团，总不能释，就是最有名的茅山三茅君，第一个就是茅盈。据梁普通年间所立的茅君碑，说茅君是汉景帝时人，何以用汉惠帝的名作名字呢？他们太相信道士的话了。须知道道士是最喜欢杜撰的，茅君果名盈，就不是汉景帝时人，若是汉景帝时人，就不会名盈。照此看来，便是道士一种胡说，有何可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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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事，隋末有个王通，谥文中子，著一本书名《中说》，又一本名《元经》。这两本书，人人都说是假的。但是考究《元经》的人，因为他有避唐讳的地方，说他不是隋人作的。此话有理。但是考究《中说》的人，很少注意他的书名已是犯隋朝讳了。《文中子》的中字，也犯隋讳，这很易明白的。《中说》内避唐讳犯隋讳的字尚多。考古今伪书的，若是加了这种方法下去，书的真假，更容易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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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种种的例，都是利用研究避讳学的结果，来断定古书的真伪或时代或错误。但尚有数例，亦避讳学中所应有的，并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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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避讳改物名例。《史记·封禅书》，说“野鸡夜雊”，野鸡就是雉，避吕后的讳，所以改为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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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客丛书》说，钱王讳镠，当时名石榴为金樱；杨行密据扬州，扬州人呼蜜为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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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文人避家讳例。司马迁的父亲名谈，所以《史记》改张孟谈为张孟同，这例很多。《唐书·肃宗纪》说：“山南东道张维瑾反。”颜真卿书《元结墓碑》，把维字去了，成为张瑾，因为颜真卿的父亲名维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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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书·司马承祯传》，承祯本谥贞一，颜真卿书的《李玄靖先生碑》，也改作正一，不能拿碑来驳史。因为是写碑人避家讳改的，非史错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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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宋辽金夏互避讳例。《宋史·夏国传》，李彝兴本名彝殷，避宋讳改为彝兴。《宋史·地理志》，绍兴十二年避金太祖讳，改岷州作西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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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海陵纪》，遣完颜匡使宋，暂时改名弼，以避宋讳。当时彼此都很客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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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宋金避孔子讳例。宋以前，孔子讳是不避的。《宋史·地理志》，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就是避孔子的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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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明昌年间，有诏书说，周公、孔子的名，都要回避，进士有犯孔子讳的，都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