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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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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私人生活研究是人类学最主要的关注点之一，然而性与爱的角色在汉学人类学的文献当中却很少受到注意（少有的例外之一是William Jankowiak 1993年的著作）。几乎所有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民族志报告，都只是强调了夫权意识形态和大男子权威支配下的对个体情感生活的压制。结果，中国的村民们经常被描绘成理性和禁欲的实用主义者。根据我对中国农村生活的观察，这个画面即使不是歪曲也是不完整的。来自下岬的民族志资料表明，爱情实际上在乡村社会中是重要的；它存在于村民们婚前的浪漫关系、婚外恋以及夫妻关系当中。情歌和爱情故事在所有的中国农村地区都很流行。爱情在乡村生活中的位置，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见Yan 1992h）；在这里我仅关注两性之间表达爱情与私人感情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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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社会中，多数爱情故事是和婚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依照它们在推进婚姻方面的角色，可以辨识出三种爱情礼物来。第一种在当地叫作“情物”，是在未婚的两性村民之间交换。正如已经在第2章里说明了的，下岬是一个杂姓社区，村庄内部通婚已经实践了好几代。男女青年之间小礼物的交换并非新鲜事，但在1949年后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方面，集体化和其他政治运动无疑积极地推进了未婚青年中爱情的增长。政治运动不仅为年轻人在工作和闲暇期间打成一片提供了机会，而且在意识形态层面使爱情关系合法化。交换的礼物就金钱价值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在很多情况中，它们是赠送者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一个漂亮的小工具、一些从草地搜集来的鸟蛋或者一个小镜子，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最好礼物。姑娘回赠的礼物可以是亲手缝制的烟袋，或者是精美的食物。自50年代后期起，这类小物什的交换，加上在工作和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扶助，大大有利于村里的年轻人发展导向订婚与结婚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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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以后，新人仍旧看望对方（如果他们是同村）或者互相探访，并且要以他们各自家庭的名义交换一些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礼物。除了这类礼物外，年轻人还可能互相赠送私人的礼物。订了婚的女孩送给她未来丈夫的礼物，最常见的是手工的鞋袜，上面有美丽的刺绣花纹，反映了女孩的心灵手巧。小伙子则常常为他们的未婚妻买诸如新衣服和化妆品之类的礼物。订了婚的男女之间的礼物，比那些在家庭典礼中交换的礼物更多地体现了私人感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礼物的象征形式和赠送方式上都是个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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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信物的第三个次类和婚外性关系联系在一起。婚外恋在乡村社会中是不为人所接受的。不过，那些纯粹由于感情原因而卷入到婚外恋中的人则可能被乡亲们原谅。在这些不合法的情人之间交换的礼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但人们经常用“意思”这个词。有趣的是，当婚外恋或迟或早暴露了以后，这类情人之间的礼物馈赠经常成为流言蜚语和笑话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在1990年的一个案例中，一位已经卷入婚外恋几个月的妇女从村里的商店买了一包烟。她的动机受到店老板和旁观者们的怀疑，他们在烟盒下面做了一个特殊的记号。果然如他们所料，第二天这包烟到了她的情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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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下岬村的工具性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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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岬村的村民把表达性礼物馈赠叫作“随礼”，而把工具性礼物馈赠叫作“送礼”。“送礼”指为了私人恩惠的直接的礼物馈赠。据村民们讲，如果某个人突然向他以前并无来往的人赠送礼物，他的动机就值得怀疑；这叫送礼。而“随礼”的意思是“跟从别人赠送礼物”，它常用以描述在仪式或习惯性情境下义务性的、表达性的礼物馈赠。当然，收礼者本来就是赠送者人际网络中的人。换句话说，旨在改变先前既有的社会关系模式的送礼行为多半会被下岬的村民们视为是工具性的。习俗性的礼物馈赠——遵从传统的规则并维持着既有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是表达性的。如果我们把这一起始性和功利的特点作为工具性礼物馈赠的地方标准，则可以辨识出三类工具性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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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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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个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帮助，他（或她）会首先求助于他（或她）私人关系网络中的那些人。然而，一个人也可能会从既有网络之外的人们那里求得帮助，从而在得到帮助以后欠下帮助者的人情。回报人情的一种方式是送礼酬谢，这被双方视为是一种间接的付酬。但是，如果希望继续这一新建立的关系，他就会选择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比如对方儿子的婚礼。在婚礼上，可以在主人没有邀请的情况下赠送结婚礼物。一个新的关系可能因此而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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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点值得指出来。首先，在乡村社会界限以内，在求人帮助之前就赠送带有功利目的的礼物是不合适的。这会被认为是对接受者的侮辱。表达谢意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事后的礼物馈赠。此外，回礼的时机和场合是把表达性礼物跟工具性礼物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皮埃尔·布迪厄注意到，“客观主义者所忽视的礼物交换的时间结构，使得界定了礼物全部真理的两种对立事实的共存成为可能”（Bourdieu 1977：5）。下岬村民的实践支持了布迪厄的命题，并且揭示了仪式化情境的特点在规定某一既定礼物交换行为的性质方面的重要性。初始礼物与回礼之间的短期间隔可能作为一种将新近建立的尚很暧昧的关系转化为平衡关系的策略，而那种延迟的并深嵌于仪式化情境之中的回礼则可能用于构建某种长期的表达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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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须：巴结性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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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须”这个词意味着价值判断，而不是礼物馈赠活动的一个客观范畴。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们经常评论有些礼物是巴结性的而有些就不是。根据我的观察，一个可能的标准是送收双方之间社会地位的可察见的不同。如果某个人出于寻求保护或者其他私人利益的功利目的而向地位优越的人（如农村干部）赠送礼物，这种给予被视为一种巴结行为。为了说明这个区别，一位受访者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村民借各种时机给下岬村的领导们送礼，为期两年半之久。后来，他升到了干部的位置上。这位受访者用了“送礼”一词来描述这种礼物馈赠行为，并且按捺不住他对那个送礼人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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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间接付酬的礼物——在社会同辈之间交换并用于结束送收双方的工具性关系——形成对照，巴结性礼物以上级与从属之间的垂直交易为特征。送礼者提供这些礼物的动机是要继续工具性关系，而不是要结束它。此外，巴结性礼物不必是实物或现金的形式；它经常以私人服务的方式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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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油：润滑作用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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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由于过去几十年间持续的经济短缺和国家对资源的垄断，特殊主义纽带成了中国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走后门”这一策略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他们掌握之外的资源的一种正常方式（如见Walder 1986）。结果，礼物馈赠已被用作建立庇护网络的最为重要的武器，并且导致了礼物经济在国家再分配体制的边缘出现（见M.Yang 1989）。这些概括也适用于下岬村。村民们将这类送礼活动与其他类型区分开来，他们把它叫作“上油”。如果“溜须”的礼物可以视为是基于巴结的一种交易，那么“上油”的礼物在其宽泛的意义上最好视为是一种贿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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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受访者讲，润滑性礼物最明显的特点是它必须在求人帮忙之前赠送。先前的私人关系基础是不需要的。如上所述，这一种情况一般不会在村子里面发生。紧随润滑性礼物之后的通常是商业化的、理性的、计算的行为。它只能促成送收双方短暂的、纯粹工具性的关系。这种交易被下岬的村民们描述为“一锤子买卖”。润滑性礼物的赠送者并不觉得比收受者低等；相反，是收受者欠了赠送者一个人情，并因而陷于不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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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一般不推崇绝大多数的工具性送礼活动。他们认为，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及整体能力有关的某种奖赏，不应出于物质目的而交换。例如，在村民们的眼里，录取大学或职业晋升应该是靠成绩、品质和能力，而不是靠溜须性礼物的交换。下岬的一个依靠送工具性礼物而获得大学录取资格的年轻人被许多村民瞧不起，他们家也被别的村民所鄙视。我听说了关于一个干部的类似评论，他通过送给他的上级一头牛而爬上了高位。在这种情况中，收受者也是公众批评的靶子。针对这类工具性礼物馈赠，最常见的谴责是“没良心”。这里的“良心”，指一个人应该保持的基本的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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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商品交换不涉及道德考虑，因而通过工具性礼物馈赠来获取稀缺资源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中甚至是值得赞许的。通过走后门来购买国家控制下的工业产品，诸如水泥、钢材（用于盖房）和木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村民们经常只是在给负责再分配的人员送了礼以后，才获得采购这些物品的权利。这种给予——接受被视作交易，上油式礼物是必须的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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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油式礼物在集体和个人的层面上都能发现。有时，为了整个社区的公共利益而走后门是必要的。农村干部和受委派的有较硬私人关系的个人代表全村赠送从公共基金中拿出的礼物。一个典型例子是60年代末下岬安电的事情。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地方政府只承诺安装沿公路的主要电缆。为了通电，村民们只得另想办法。当时的物资供应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村民们没有城市购货本，他们甚至无法买到灯泡。因此，下岬居民组织起一个特别小组来寻找一切可能的人力资源，即后门。例如，通过两个中间人，村干部试图找到40年代后期曾负责下岬土改的政府官员。同时，每个村民都被发动起来寻找可能对获得电力供应有帮助的城市关系。下岬村还向外送出各种礼物，以图建立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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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本人就是电力安装战役期间所交换的礼物之一。1971年，抱着能在严峻的食品短缺时期找一个安身之处的希望，我从山东省的一个村子来到了黑龙江。正当我各处漂泊打零工糊口时，下岬的电力供应小组被介绍给了我的表兄。他是哈尔滨市一家国有企业的销售人员。我表兄卖给了下岬电线和灯泡。作为一个互惠的人情，我被允许迁入这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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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村庄层面策略性的礼物馈赠外，当个体村民们离开社区去采购、做生意或者处理个人问题（如看病）时，润滑性礼物也是有用的。在他们自己社区外面应用工具性礼物馈赠的策略方面，下岬的村民们通常没有心理上的困难，尽管它在村子里是不能接受的。这一不同的态度，植根于村民们对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的判断。对前者而言，应该通过表达性的礼物馈赠活动来培养和维持长期的道义关系；而对于不熟悉的生人或者外人，就不可能建立长期人际关系的任何基础。已知在社区外交往的工具性质，也就不必考虑表达性的礼物馈赠了。因此，工具性的礼物馈赠成为村民们追求私人利益的最佳方式。为了接近选定的资源控制者，人们可能赠送各种各样的礼物。在市场经济引入以前，村民们最常送的礼物是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农产品，诸如上好的小米、猪肉、鱼以及食油。由于现在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中买到，现金已经成为普遍能接受的工具性礼物。村民们必须首先把他们的产品变成现金，然后再找路子把礼金送给所需资源的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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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境中的工具性礼物交换最有趣的特点是不能简单地向目标对象赠送礼物，因为它会被作为不能接受的贿赂而遭到拒绝。礼物必须通过熟人的某个既有私人关系网络来传送（见M.Yang 1989；Qiao 1988）。例如，一位受访者曾经在购买盖房用的钢材时遇到了困难，他就给负责建材供应的国家官员送了礼。令他吃惊的是，这个官员拒绝了他，而且甚至还对他怒目相向。后来一些有经验的村民告诉他，接受一个普通村民的礼物对这个官员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事情，他本来应该让认识这个官员的人把礼物转交给该官员才对。最后，他实现了买钢材的目标，但他决无机会清楚地看见他的礼物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它是通过两个中间人转交的。这两个中间人都为他们的服务索要了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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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岬的居民来说，找到一个工具性送礼的合适媒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范围限于村子里。在多数情况中，他们必须首先通过在村里的交往，或者至少是从亲朋们建立的社会网络中找到后门的路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经年的表达性礼物馈赠（发展社会网络的关键）所建构起来的长期关系的初始支持，工具性的礼物馈赠也就无法实现。因此，在乡村生活的情境中，对形成工具性关系的周期性需要实际上强化了表达性关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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