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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下岬村的礼物馈赠关系可以按照主位法的概念划分为21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21种礼物包括了从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纯礼物”（见Malinowski 1984：177-90）到间接付酬的交易。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礼物交换活动呢？这些礼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村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村民们想要参与这一繁复的礼物交换体系呢？最后，关于下岬的社会关系结构，礼物交换模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建立分类体系的努力已经引发出很多的问题；不过我会在以下章节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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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4 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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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社会的人中，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关系”是理解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最为复杂而重要的概念。按通常的用法，“关系”可以翻译成英文的“relations”、“relationship”、“significance”或“affecting”。然而，它也被广泛地视作一种称为“私人关系”、“社会网络”或“特殊主义纽带”（particularistic ties）的社会现象。正如乔健正确指出的，这些翻译中没有一个能充分把握住“关系”的丰富涵义（Qiao 1988：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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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不只是来自翻译；在“关系”的主位认识和客位诠释之间就存在偏差。下岬的村民们同时在道义上与经济上卷入了交换网络并被其束缚。通过无止境的礼物馈赠过程，交换网络再生产着村民们的自我。村民们在会话中以关系这一地方概念指涉他们的交换网络，而且将关系网视作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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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方的学术阐述中，关系主要被当成了追逐私人利益的个体之理性计算的结果。它被诠释为“工具的——私人的联系”（Walder 1986：6-7），“一种有些随意和非持久性的联盟”（Oi 1989：131），或者“特殊主义的联系”（Jacobs 1979：238）。结果，礼物馈赠被看作是建立个人交往层面的工具性关系网最为重要的策略（M.Yang 1989：35-36）。依据这些研究，关系是一个以工具性和个人操纵性为特征的过程，从而这个术语本身就带有了贬义（见Gold 1984：660，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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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主位和客位看法之间的不同，在本章中我将着重分析日常生活中礼物馈赠所体现的关系培养过程。对关系的结构分析，将留到下一章中进行。我先从村民们用于礼物交换的花费开始，然后描述迫使村民们参与礼物经济并培育关系网络的道德约束。之后，我考察村民们在社会经济危机期间对关系网络的依赖，这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礼物交换在村庄生活中的意义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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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耀基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响应了乔健关于“关系”必须作为社会研究的一个概念工具的主张。“如果一种新的关系科学将要发展出来，那么‘关系’就是一个不能被置之度外的概念。”（King 19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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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村民们的随礼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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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描述了不下20种制度化的礼物交换情境。1991年春，我在开始了系统的调査之后不久就获得了一个观察礼物馈赠对村民们经济生活影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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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我去拜访一个老朋友黄先生时发现他正处境尴尬。他正在竭力向一位来访的亲戚解释没能按时还借款的原因。由于我已经认识黄及其亲戚多年了，所以我的来访没有打断他们。黄告诉我1991年中他已经参加了许多需要随礼的典礼，而且在手头不够时跟他的亲戚借了钱。他回忆说在正月期间，他一天就收到过三处邀请。知道这三家都不能忽视，他只好自己去参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外甥的婚礼），而让两个儿子参加另外两家的典礼。仅那一天总共就花费了70块钱，这使得黄在下一个邀请到来时已经债务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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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在1991年时65岁，是个普通农民，有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由于他的儿子比女儿岁数小，黄和他妻子曾经为人多劳力少而苦苦挣扎多年，他们的经济状况因此而直到最近仍处于平均水平以下。70年代我在这个村子里住时，黄已经以当地的“卖女儿者”之一而闻名。因为经济困难，他在女儿出嫁时非常吝啬。村民们对黄在礼物交换活动方面的参与也有不好的评价，因为他经常不参加典礼以图逃避随礼。结果，黄在那个时期朋友很少，亲戚网络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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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黄在1991年头两个月里随了那么多礼，而且不介意借钱参加典礼。我问他一年在随礼活动中开支多少，他告诉我是400元到500元。“这已经不是我头回借钱随礼了。你不知道那个流行的说法吗？随礼[1]如灭火，它等不得。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循随礼的规矩，而且逃避责任的话，他在别人面前就没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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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黄的行为，尤其是他笃信礼物交换的必要深感惊讶。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特别留心了村民们就其礼物交换开支的说法以及对别人同类行为的评价。根据我的访谈和问卷调查[2]，用于礼物馈赠的花费构成了下岬村村民们年度现金开支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如表1所示，在1990年，52%的下岬村民在送礼活动上的花费超过了500元，31%的花费在300到500元之间。最大方的礼物赠送者是村党支书，他记录了所有花销，发现一年开支了2650元。[3]考虑到1990年每户平均现金收入约为2500元，那么对多数家庭来说，500元的开支就意味着家庭纯收入的20%用在了礼物交换。“礼物经济”这一术语在应用到下岬村时实际上已不只是比喻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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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0年下岬村的随礼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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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礼物开支依据每家的经济条件和人口结构而变化。表1中的第一组主要包括年轻夫妇和穷人家。所有那些随礼支出超过500元的家庭，都处于平均经济水准之上。考虑到贫富间的收入差异，则穷人家花在礼物馈赠上的钱，实际比例要大于富人家的开支比例。在十户送礼开支超过900元的家庭中，有六户是最富裕的家庭，其余四户也比普通家庭要富有。在1989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中，我发现位于顶层的十户家庭其人均净收入在1988年超过了700元，而最贫困的家庭则不足300元（见Yan 1992a：9，n.17）。1990年时，根据我对经济状况变迁的跟踪调查，这两个数字各自增至850元和400元。1990年的人口统计表明，下岬村的一般家庭有四到五（4.28）个人。在最富裕的家庭中，家庭年收入的10%到15%用于随礼活动；对于那些随礼开支在700到900元的家庭而言，这一比例还要更高（20%），因为他们的年收入少于前面十户的收入。换言之，随礼的负担对穷人来说要比富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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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受访者们讲，近年来，尤其是自1984年包产到户以来，礼物支出已经迅速增加了。这是由于几个因素。首先，80年代出现了新的仪式，诸如妇女绝育和流产的补偿性仪式（已在第3章中讨论），它提出了新的随礼要求。其次，礼物的耗资越来越大了。70年代早期的礼单显示，一般礼物的价值在两到五元之间，最低0.5元。这些数字在80年代已经翻番，有时甚至是三倍。1990年时，一般的礼物是十元。第三，通货膨胀是一个起了部分作用的因素；五块钱在80年代后期时几乎买不到任何贵重物品，因此人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来购买用于重要仪式（如婚礼）的礼物。最后，近年来农村收入的增加也和随礼花费的增加有关系，因为人们在生活水准提高后变得越来越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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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村民们礼物开支和家庭财政管理之间的关系，王先生的私人账簿提供了一个无价的具体实例。39岁的王被广泛认为是村里最有条理、最勤恳的男人之一。1976年他和妻子组成家庭时，他们全部的收入是259.37元。付给生产队127.32元的粮食以及其他消费物品（如食油）的钱以后，他们仅剩下132.05元钱用于当年的其余一切开支。经过15年的辛勤劳作和节俭经营后，到1991年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提高到村平均水平之上。王的故事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从1976年开始，王为了计划好他的家庭预算，一直记录他的一切收入和开支。他慷慨地允许我誊写了整部账簿。表2概述了这家七年的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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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王家经济往来记录，1984——1990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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