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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一般不推崇绝大多数的工具性送礼活动。他们认为，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及整体能力有关的某种奖赏，不应出于物质目的而交换。例如，在村民们的眼里，录取大学或职业晋升应该是靠成绩、品质和能力，而不是靠溜须性礼物的交换。下岬的一个依靠送工具性礼物而获得大学录取资格的年轻人被许多村民瞧不起，他们家也被别的村民所鄙视。我听说了关于一个干部的类似评论，他通过送给他的上级一头牛而爬上了高位。在这种情况中，收受者也是公众批评的靶子。针对这类工具性礼物馈赠，最常见的谴责是“没良心”。这里的“良心”，指一个人应该保持的基本的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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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商品交换不涉及道德考虑，因而通过工具性礼物馈赠来获取稀缺资源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中甚至是值得赞许的。通过走后门来购买国家控制下的工业产品，诸如水泥、钢材（用于盖房）和木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村民们经常只是在给负责再分配的人员送了礼以后，才获得采购这些物品的权利。这种给予——接受被视作交易，上油式礼物是必须的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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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油式礼物在集体和个人的层面上都能发现。有时，为了整个社区的公共利益而走后门是必要的。农村干部和受委派的有较硬私人关系的个人代表全村赠送从公共基金中拿出的礼物。一个典型例子是60年代末下岬安电的事情。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地方政府只承诺安装沿公路的主要电缆。为了通电，村民们只得另想办法。当时的物资供应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村民们没有城市购货本，他们甚至无法买到灯泡。因此，下岬居民组织起一个特别小组来寻找一切可能的人力资源，即后门。例如，通过两个中间人，村干部试图找到40年代后期曾负责下岬土改的政府官员。同时，每个村民都被发动起来寻找可能对获得电力供应有帮助的城市关系。下岬村还向外送出各种礼物，以图建立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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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本人就是电力安装战役期间所交换的礼物之一。1971年，抱着能在严峻的食品短缺时期找一个安身之处的希望，我从山东省的一个村子来到了黑龙江。正当我各处漂泊打零工糊口时，下岬的电力供应小组被介绍给了我的表兄。他是哈尔滨市一家国有企业的销售人员。我表兄卖给了下岬电线和灯泡。作为一个互惠的人情，我被允许迁入这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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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村庄层面策略性的礼物馈赠外，当个体村民们离开社区去采购、做生意或者处理个人问题（如看病）时，润滑性礼物也是有用的。在他们自己社区外面应用工具性礼物馈赠的策略方面，下岬的村民们通常没有心理上的困难，尽管它在村子里是不能接受的。这一不同的态度，植根于村民们对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的判断。对前者而言，应该通过表达性的礼物馈赠活动来培养和维持长期的道义关系；而对于不熟悉的生人或者外人，就不可能建立长期人际关系的任何基础。已知在社区外交往的工具性质，也就不必考虑表达性的礼物馈赠了。因此，工具性的礼物馈赠成为村民们追求私人利益的最佳方式。为了接近选定的资源控制者，人们可能赠送各种各样的礼物。在市场经济引入以前，村民们最常送的礼物是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农产品，诸如上好的小米、猪肉、鱼以及食油。由于现在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中买到，现金已经成为普遍能接受的工具性礼物。村民们必须首先把他们的产品变成现金，然后再找路子把礼金送给所需资源的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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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境中的工具性礼物交换最有趣的特点是不能简单地向目标对象赠送礼物，因为它会被作为不能接受的贿赂而遭到拒绝。礼物必须通过熟人的某个既有私人关系网络来传送（见M.Yang 1989；Qiao 1988）。例如，一位受访者曾经在购买盖房用的钢材时遇到了困难，他就给负责建材供应的国家官员送了礼。令他吃惊的是，这个官员拒绝了他，而且甚至还对他怒目相向。后来一些有经验的村民告诉他，接受一个普通村民的礼物对这个官员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事情，他本来应该让认识这个官员的人把礼物转交给该官员才对。最后，他实现了买钢材的目标，但他决无机会清楚地看见他的礼物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它是通过两个中间人转交的。这两个中间人都为他们的服务索要了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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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岬的居民来说，找到一个工具性送礼的合适媒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范围限于村子里。在多数情况中，他们必须首先通过在村里的交往，或者至少是从亲朋们建立的社会网络中找到后门的路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经年的表达性礼物馈赠（发展社会网络的关键）所建构起来的长期关系的初始支持，工具性的礼物馈赠也就无法实现。因此，在乡村生活的情境中，对形成工具性关系的周期性需要实际上强化了表达性关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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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下岬村的礼物馈赠关系可以按照主位法的概念划分为21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21种礼物包括了从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纯礼物”（见Malinowski 1984：177-90）到间接付酬的交易。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礼物交换活动呢？这些礼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村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村民们想要参与这一繁复的礼物交换体系呢？最后，关于下岬的社会关系结构，礼物交换模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建立分类体系的努力已经引发出很多的问题；不过我会在以下章节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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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4 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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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社会的人中，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关系”是理解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最为复杂而重要的概念。按通常的用法，“关系”可以翻译成英文的“relations”、“relationship”、“significance”或“affecting”。然而，它也被广泛地视作一种称为“私人关系”、“社会网络”或“特殊主义纽带”（particularistic ties）的社会现象。正如乔健正确指出的，这些翻译中没有一个能充分把握住“关系”的丰富涵义（Qiao 1988：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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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不只是来自翻译；在“关系”的主位认识和客位诠释之间就存在偏差。下岬的村民们同时在道义上与经济上卷入了交换网络并被其束缚。通过无止境的礼物馈赠过程，交换网络再生产着村民们的自我。村民们在会话中以关系这一地方概念指涉他们的交换网络，而且将关系网视作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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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方的学术阐述中，关系主要被当成了追逐私人利益的个体之理性计算的结果。它被诠释为“工具的——私人的联系”（Walder 1986：6-7），“一种有些随意和非持久性的联盟”（Oi 1989：131），或者“特殊主义的联系”（Jacobs 1979：238）。结果，礼物馈赠被看作是建立个人交往层面的工具性关系网最为重要的策略（M.Yang 1989：35-36）。依据这些研究，关系是一个以工具性和个人操纵性为特征的过程，从而这个术语本身就带有了贬义（见Gold 1984：660，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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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主位和客位看法之间的不同，在本章中我将着重分析日常生活中礼物馈赠所体现的关系培养过程。对关系的结构分析，将留到下一章中进行。我先从村民们用于礼物交换的花费开始，然后描述迫使村民们参与礼物经济并培育关系网络的道德约束。之后，我考察村民们在社会经济危机期间对关系网络的依赖，这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礼物交换在村庄生活中的意义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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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耀基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响应了乔健关于“关系”必须作为社会研究的一个概念工具的主张。“如果一种新的关系科学将要发展出来，那么‘关系’就是一个不能被置之度外的概念。”（King 19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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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村民们的随礼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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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描述了不下20种制度化的礼物交换情境。1991年春，我在开始了系统的调査之后不久就获得了一个观察礼物馈赠对村民们经济生活影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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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我去拜访一个老朋友黄先生时发现他正处境尴尬。他正在竭力向一位来访的亲戚解释没能按时还借款的原因。由于我已经认识黄及其亲戚多年了，所以我的来访没有打断他们。黄告诉我1991年中他已经参加了许多需要随礼的典礼，而且在手头不够时跟他的亲戚借了钱。他回忆说在正月期间，他一天就收到过三处邀请。知道这三家都不能忽视，他只好自己去参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外甥的婚礼），而让两个儿子参加另外两家的典礼。仅那一天总共就花费了70块钱，这使得黄在下一个邀请到来时已经债务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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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在1991年时65岁，是个普通农民，有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由于他的儿子比女儿岁数小，黄和他妻子曾经为人多劳力少而苦苦挣扎多年，他们的经济状况因此而直到最近仍处于平均水平以下。70年代我在这个村子里住时，黄已经以当地的“卖女儿者”之一而闻名。因为经济困难，他在女儿出嫁时非常吝啬。村民们对黄在礼物交换活动方面的参与也有不好的评价，因为他经常不参加典礼以图逃避随礼。结果，黄在那个时期朋友很少，亲戚网络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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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黄在1991年头两个月里随了那么多礼，而且不介意借钱参加典礼。我问他一年在随礼活动中开支多少，他告诉我是400元到500元。“这已经不是我头回借钱随礼了。你不知道那个流行的说法吗？随礼[1]如灭火，它等不得。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循随礼的规矩，而且逃避责任的话，他在别人面前就没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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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黄的行为，尤其是他笃信礼物交换的必要深感惊讶。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特别留心了村民们就其礼物交换开支的说法以及对别人同类行为的评价。根据我的访谈和问卷调查[2]，用于礼物馈赠的花费构成了下岬村村民们年度现金开支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如表1所示，在1990年，52%的下岬村民在送礼活动上的花费超过了500元，31%的花费在300到500元之间。最大方的礼物赠送者是村党支书，他记录了所有花销，发现一年开支了2650元。[3]考虑到1990年每户平均现金收入约为2500元，那么对多数家庭来说，500元的开支就意味着家庭纯收入的20%用在了礼物交换。“礼物经济”这一术语在应用到下岬村时实际上已不只是比喻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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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0年下岬村的随礼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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