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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刘对两次交换之间的短暂间隔感到十分别扭，因为如果处理不当，这会给人一种还债的印象。从客位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下岬村民不愿理清他们之间礼物交换的往来账目，这样他们就能保持与他人的积极往来。正像布迪厄所指出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能观察到，如果不想造成侮辱，回礼必须被推延并有所不同，因为立即回送完全相同的物品显然等于是一种拒绝”（Bourdieu 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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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通过增加价值来置办一件不同的回礼时，他不能增加太多，以免对受礼者造成异常的压力。用地方话来说，也就是礼大压死人的意思。正如一个老村民所说：“如果你回一份太大的礼，你就是在给受礼者制造麻烦，因为他下次不得不增加礼物的价值来还给你，如果这个人又恰好手头拮据，不能回一份更大的礼，他就会恨你的礼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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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互惠的原则充当着下岬村中礼物交换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实现会依据许多动态因素而变化。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比如在准备一件合适的回礼时，送礼的四条规则显得相互冲突。要概括这四条规则只会带来混乱。每当我与村民们谈及这个话题，他们总是向我提供一些不合乎这些规则的例子，并警告我不要拘泥于这些规则。在他们的开导下，我逐渐意识到，下岬村（也许是整个中国的农村）多数的社会交换规则可能而且经常是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根据特定的情境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动。无疑，发现这些情境和因素，是理解中国文化中社会交换性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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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翁大叔，一位渊博、明智的72岁老人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翁住在下岬村以北数里的一个村子里，是这一地区远近闻名的仪式专家，他从事这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已有四十多年了。我拜访他之前，就已经听说了许多关于他如何热衷、擅长于仪式程序、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中的礼节的故事。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以便把他在各种场合碰到的不同习俗、仪式细节和精彩的仪式演说记录下来。翁甚至有一个私人档案，其中记载着村里年轻人的基本情况——比如生日、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等，以便随时担当婚礼的主持。在我访谈期间，他给了我下面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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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礼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说它复杂，我是指存在许多规则、规矩和礼数细节。我已经在这些事情上忙了一辈子，但我仍然不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所有的规则，没关系，记住一件事：随礼是一种表达人情的方式，而人情就是人的感情。每个人都懂点人情，所有送礼的规则必须合乎人情。人情是基本的规则。依从人情，你就不会犯错误，这简单得像母鸡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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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我参与村里的随礼活动时，总是对送大礼格外小心，因为我不想令受礼者担心以后回不起我的礼。通常，我遵照朋友间礼物交换的地方标准来随礼，把礼物价值控制在平均水平上。不过，当我探访我的老房东时，送礼则要随心所欲一些。70年代时，我在她家住了七年，送给她的礼当然要反映出我们以往的好关系。在这个例子中，第三条送礼规则盖过了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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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人情和礼物交换的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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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见，人情可被视为一种基于常识的伦理体系，这种常识包括一套原则和价值。梳理人情情结的最佳方式，就是考察体现于礼物交换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在继上一部分对互惠——人情的最重要的原则——进行了讨论之后，我将关注支撑人情伦理道德领域的两个本土概念，即，沾光和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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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情之道德基础的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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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沾光”一词通常用于表示一个人从一些特殊主义联系中获益的意图或行动。当然，它也意味着一个人有义务让在其关系网中的他人分享他或她的特权或社会资源。分享可能是沾光最贴近的英文译法，尽管在许多情形下，这种分享具有不情愿和被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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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的民间传说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沾光观念。传说，有一个人在经过若干年的道家修行之后，终于领悟了道，因而获得了永生。当他升入天界时，人们发现他的狗和鸡也和他一起上了天，因为与他的联系，这些动物也分享了这个人的美德，得以长生不死。这个民间故事表达成谚语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思是一个人的成就恩泽他所有的亲友。这里，人们对沾光的期盼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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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岬村，沾光在建构人情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它在亲友互助方面发挥着强大的道德影响。下岬村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杜先生的例子。杜先生是一个地方传奇人物，80年代晚期移民到美国，现住在旧金山。40年代后期，杜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在中国南方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三年内战后他离开了军队，成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的一个干部。70年代后期，他被提升到广州市商业局中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当松江地区——下岬村所在地区——的几个政府领导访问广州时，尽管杜以前甚至没见过他们，他还是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这些领导感到他们欠了他一大笔人情，便问他能否在家乡也为他做点什么，杜感谢了他们，并说没什么特别要相求的，只是提起他在下岬村有一个侄子和一个侄女，他很挂念他们。几个星期以后，两个领导拜访了下岬村杜的侄儿和侄女，发现杜的侄女希望把农民户口转成工人。大约三个月内，杜的侄女在附近城镇的一个百货商店中得到一份工作，并获得了城市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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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我住在村里时，那时，我不了解任何背景性的信息，只知道我的邻居们将这件事作为沾光的例子而一再地谈起。人们一致认为杜是个关心亲戚的令人尊敬的人，并羡慕杜的侄女能有分享叔叔特权的好运。然而，1991年调査这件事后，我意识到最先分享到杜的资源的人是地区政府的领导——他予以帮助的黑龙江老乡，我还得知，有不止十个下岬村民以不同形式从杜那里得到帮助，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除了是他的屯亲，与他并无私人联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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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发生在1991年农历新年期间，县政府派人去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同乡会。在北京，有80多个人被邀请到同乡会，县政府许诺在老家帮助他们。当然，县政府的目的是“沾”这些在北京占据各种权力位置的人的光。据一个县干部所说，这个县是最后一批组织这种同乡会的县。从那时起，在同乡会的帮助下，敲定了两个合资项目。由此可见，沾光的观念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较高的层次也获得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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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光的观念，无论对于帮忙者还是受助者，都作为道德的约束在起作用。对于帮忙者而言，沾光意味着与他人分享资源的义务，同时也暗示他人分享帮忙者资源的权利。当我与几个村民朋友就我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次讨论时，我才开始领悟到这个观念的影响力。观察了我几个月之后（正如我观察他们），村民们得出结论，认为我的举止仍然像个学生，不知道怎样享受诸如白吃白喝或使用公车等特权。我争辩说，我懂得享受，但更愿意花自己的钱享受。他们都大笑起来，一个人用开玩笑的语气指责我：“看，这完全是个书呆子的表现。你已经是个大人物了，所以你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公家的东西。如果你有钱，你可以省下来帮助你的亲戚、朋友和像我们这样的老乡嘛。嘿！干吗不让我们沾点你的光？我们是你的好朋友，就像兄弟一样，不对吗？”我的朋友并不当真想沾我的光，然而他们却真的很担心我的“书呆子气”，他们对沾光的观念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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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互助的义务，沾光的观念还支配着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仪式活动中的行为。比如，喜糖总是到处散发的，这是为了让许多人都分享到主人的快乐和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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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享观念之上的最普遍、然而也许是最不被注意的实践就是散烟的行为。中国北方村民以抽“有劲儿”的烟叶而闻名。据我1991年的调查，下岬村70%以上的成年男子是烟民，许多妇女也抽烟。说香烟是礼物交换中最受欢迎的物品绝对没错。给拜访者递烟是一个地方性的习俗，也是一个类似于在西方给客人倒上一杯酒的友好示意。在下岬村和附近的地区，直到最近，女主人为客人装满烟斗或卷一根烟仍然是一个传统。不这样做，会被认为是不懂礼的证明，这对于整个家庭尤其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件有失脸面的事情。因此，许多家长鼓励他们的女儿抽烟，因为他们相信，不会抽烟的女孩子可能学不会礼节，特别是不懂把装满烟丝的烟袋递给客人。70年代我在村里时，这个习俗十分普遍，但现在已逐渐消失了，因为大多数村民现在抽香烟而不是烟袋。然而，请客人抽烟仍然是表现好客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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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大量的香烟（还有酒，如果置办了酒宴的话），一个人便不能举办一场仪式。散烟成了订婚、结婚等仪式的一个重要程序。正如在婚礼上散发喜糖，由新婚夫妇散发的香烟也叫“喜烟”，据信，它会给接受者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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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显而易见，沾光的观念支配着村民们在公开场合的抽烟行为。如果一个村民想在一个公共场所抽烟，他或她必须为这一场所中所有的人带上足够的烟草或香烟。一个人必须与他人分享他的烟草或香烟，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地方话叫散烟，从字面上来说意思是“散发香烟”。一个在这种场合不给他人散烟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自私的、孤僻的。那些总是在公共聚会中抽别人的烟而从来不散发自己的烟的人，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卑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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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哈尔滨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谈到这个发现，得知在这些城市中情形也类似。我被告知，面对一群人时，一个人必须就是否散发自己的烟迅速做出判断。因为对于低收入的人来说，义务性的散烟可能花销太大，一些人为了保住钱和面子，也许会选择不在公共场合抽烟。如果某人向你散烟，你也要判断是否接受，因为接受就意味着偿还的义务，因而最终会导致一笔花销。决定拒绝就必须找到合适的理由。通常，如果一个人的烟是劣质的，这个人可能就不会在公共场合抽烟。香烟的牌子象征着这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以抽便宜的烟是令人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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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亲友间的相互扶持，抽烟行为的模式也建立在沾光观念的基础上。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那种强烈的道义责任感：一方有责任给予，而另一方有权索要或接受。比如，我注意到，在我居住期间，我的房东家大大增加了买烟的花销，因为许多拜访我的村民随意地抽房东留在桌上的烟。通常，我的房东热情、真挚地邀请我的客人抽烟，但即使是没被邀请，他们也会自己招待自己或向女房东要烟。为了避免给我的房东家带来额外的负担，有一回我自己给我的客人们买了烟。令我吃惊的是，这并没有得到房东和他妻子的赞许，相反，他们指责我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他们坚持不管客人是来拜访谁的，在他们的家里，向客人散烟就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说：“因为你念书念得太多了，有时就忘了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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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友好的批评令我开始深思香烟对于他们、对于其他村民以及对于我自己的意义。我最终确信，沾光是一个人情伦理文化的基本概念，它赋予村民们日常的社会交换活动以意义。根据人情的逻辑，我买烟补偿房东家的行为，可能会被理解成一种疏远他们的姿态，一种拒绝沾他们光的信号。而那当然不是我的动机，他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我只是忘记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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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互动中道德约束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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