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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大多数村民认为，尽管林违反了礼物交换的规则，事情的确做得不地道，但赵也不应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要回礼。他们坚称随礼不是一种借贷，不能像催债一样索要。赵的行为不过是证明他是个“大面糊”、愣头青。一些受访者认为赵在道义上也不对，因为他也违反了人情常识，没有给另一个人留面子。这种指责如此严厉，以至于赵对他的胜利感到羞愧，当我试图向他询问事情的原委时，他根本就不愿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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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认为，如果赵起初不把林没送回礼的事公开化，冲突可能会及早解决。据他们说，哪怕是通过悄悄给赵送一份补礼，林也会想办法保住自己的脸面，因为林是乡政府中的一个头头，会爱护自己的面子。但林在被当众羞辱之后再补回礼就不可思议了，因为这是向世人表明他在他手下的厨师面前低头服输了。换句话说，期待像林这个位置的人用言辞或是行动向一个地位低的村民道歉都是不理智的。因此，可能是由于缺乏头脑，赵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不过，对赵的这种批评，遭到了许多年轻人的驳斥。他们说林起初有失体面的行为表明他是个脸皮十分厚的人。[2]连孩子们都清楚礼尚往来，林怎么可能没有想到要回一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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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说法暗示，赵为争脸面而邀请干部们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他与干部们之间巨大的地位差距。这些受访者解释说，收到赵的请帖的干部会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根据礼物交换的规则，他们不得不参加婚礼并送礼，但与这样一个普通的又以傻闻名的厨师亲近，又是令人尴尬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干部参加了婚礼，而许多其他人只是通过中间人捎去了礼物。依照这些人的看法，对于赵来说，最好是不要邀请干部们参加婚礼，把来不来的选择留给干部们自己。干部们很容易得知这个婚礼，因为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小镇上。如果他们不想来，他们就会装作不知道这件事，从而保住面子。考虑到社会地位上的差距，赵应该为他与这些干部的良好关系而知足，这已经为他增色不少，而不要指望与干部们亲密到平等随礼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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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送礼纠纷和公众的反应揭示出在互惠和社会等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将在第7章详细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这里，我想用这个面子之争的经验材料进一步考察，面子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以往对面子的理论诠释是否符合下岬村的日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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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研究中，胡光缙的著名文章（Hu 1944）也许是对中国的面子概念最早做出系统分析的。胡认为，面子这个词蕴含着比英文中的“脸”（face）要丰富得多的含义，她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面子，它们在中国北方的方言中表现为两个不同的用语。第一种标志社会地位，称为“面子”。“这是通过个人努力或心机而积累起来的声望，要得到这种承认，自我总是要依赖其外部环境。”（1944：45）第二种类型是“脸”，它意味着“一个群体对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的尊敬：这个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履行自己的责任，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洁身自好”（1944：45）。不像前者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评价，后者“不仅仅是对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的外部制裁，而且也构成一种内在的律令”（19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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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对面子和脸做出的精致区分已经引发了概念上的进一步追究（如可参见Ho 1975），大多数研究仍然强调脸面是社会声望（面子）的一个方面，它具有外在地规范人的行为的功能。费正清的概括体现了后者。“‘面子’已经成为社会性的。人的尊严来自恰当的行为和它所获得的社会认同，‘丢面子’是由于一个人没能遵守行为规则，致使别人瞧不上他。”（Fairbank 1979：135）金耀基批评了这种忽视脸面的第二种含义的倾向，并用社会脸面和道德脸面的区分重新表述了脸面的双重含义（King 1988b：325）。金认为，道德脸面（或胡所说的脸）在规范人的行为时并不诉诸外部环境或观众，相反，道德脸面基于一个人的羞耻感——接近英文中的负罪感（guilt）概念——从而充当着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1988b：3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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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下岬村的发现证明了存在两种脸面——社会的（面子）和道德的（脸）。正如村民们的看法所反映的，林损失的是他的道德脸面，因为他违反了礼物交换的基本道德原则。当一个村民说“林书记再也没脸见人”时，他用的是恰恰是脸这个汉语词。而且，当林向公众暴露出他道德上的缺点，失足于对一个地位比他低得多的人的不当做法时，他也完全丟掉了他的社会脸面。事实上，正是对社会脸面的追求导致了这场纠纷——赵想通过收到干部的礼物来争面子，而林则为了保住面子而拒绝送出一份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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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纠纷中赵的胜利表明，在涉及损失道德脸面的公开冲突中，面对社会舆论的制裁，通常是社会地位高的人更易受影响。这个例子支持了胡的论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就越要维护尊严，这个人的脸也就越脆弱。”（Hu 1944：47）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脸面的道德机制有利于那些地位低的人，因为人情伦理要求那些低层的人去维护那些高层的人的社会脸面。所以尽管社会地位高的人在涉及道德脸面的斗争中容易战败——正如在林的例子中，但赵也没有赢得任何社会声誉，因为他没有遵从人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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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纠纷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质疑了以往的理论模式。无论胡还是金，包括其他人，都断言社会脸面主要是由上层人实现和占据，而普通人不太关心他们的社会脸面。据胡所述，“为了得到他人的信任，即使是最穷的农民或苦力也会全力维护他的脸。他不可能得到面子，那是对人生成功的回报；不过他可以洁身自好以免人品被玷污”（Hu 1944：63）。金也坚称“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社会脸面”（King 1988b：329）。当我们想到赵为争得社会脸面而进行的斗争时，这些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有趣的是，即使赵起初向干部们发出请帖这件事受到了指责，赵对社会脸面的追求却没有受到非议。在村民们眼中，赵也许选择了一种愚蠢的方式，但追求面子并为之抗争却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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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得到的最重要收获是，在下岬村民的社会往来中，面子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约束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对社会脸面的追求促使村民们积极参与礼物交换的博弈，而道德脸面的约束则规范着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关于脸面特别是道德脸面的考虑，为指导个人的行动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在第4章讨论的那个例子中，一个村民说，如果他不参加一个生日宴会，并履行随礼的义务，他就会感到于心不安，羞愧难当，就像做贼被当场抓住一样。当村民们和我谈到随礼的压力时，常常用到“于心不安”这个词，另一个通常的表达方式是“脸上不光彩”。不过，我的分析也表明，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对道德脸面的考虑很难从对外部社会制裁的恐惧中区分出来。正如礼物交换的例子所反映的，这两种脸面往往难分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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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杜的情况对于中国村民来说十分典型。比如，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那些移民到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人，若干年后回到家乡帮助其家乡父老，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参见J.Watson 1975：132-54）。另一个沾光的典型例证是宗族组织所资助的教育基金。在传统中国，同一个亲属群体中的村民们常常联合起来资助一些天资聪颖的年轻人深造学习。如果年轻人成功了，整个群体将来都会从中受益（参见Freedman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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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厚脸皮”这个词是对那些不顾及社会舆论的人的谴责。一个厚脸皮的人会违反道德规则去谋求私人利益，因此很难相处。对这个词的深入解释，参见胡光缙（Hu 19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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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人情的情感方面和礼物交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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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章开始所解释的，人情这个词也意味着人的感情。这个定义至少可以回溯到两千年以前。根据《礼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根据定义，人情包含着情感的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它通过另一个重要的本土概念“感情”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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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人情和关系，感情这个中国概念也很难翻译和诠释。感情大致可以翻译成英文中的“情感”（sentiment）、“情感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和“好感”（good feeling）。因为这个词的用法会根据特定的情境而变化，雅可博和其他人坚称它不可能被充分地转译（Jacobs 1979：259）。尽管我会认真考虑雅可博的观点，为了避免在我的论述中引入太多本土的词汇，我仍倾向于使用“好感”或“情感”来表达感情，但在必要时我会提供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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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这个词包括两个汉字：感和情。第二个字就已包含着感情的所有三种含义。然而，第一个字又不是一个无意义的音节，作为一个单音节词，“感”意味着去感觉、去体验以及在情感上被打动。这两个汉字的结合意味着，感情只在涉身于社会互动的人们感受到情感、情感依恋和好感时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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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这个词与感情这个词共有“情”这个字，显然体现出人情的情感方面。我最初注意到这两个词的构成是由一个受过教育的村民启示的。在我们的一场谈话中，他向我解释了人情：“你看，人在这里代表私人关系，就像你我之间的关系，而情是感情的意思，所以人情这个词应当被理解为在感情基础上的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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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弗雷德也许是最早注意到中国私人关系中情感之重要性的人。他将感情定义为“双方之间关系的质量”——而这种关系通常存在于并不具有亲属联系的、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弗雷德继而认为，感情是作为“削弱非亲非故者之间阶层差异的基本制度化技能”而起作用的（Fried 1953：103）。加林基本同意弗雷德的定义，但是他提出感情也存在于族亲、姻亲关系当中，尽管这种存在在性质上必然是等级化的（Gallin 1966：171）。多纳德·德·格鲁普对感情的有限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他发现，感情既可以指涉（不同阶层的）非亲属关系也可以指涉平等关系，它实际上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情感成分”（De Glopper 1978：312）。再者，正如雅可博指出的，感情的联系性既能连接个体也能连接群体（Jacobs 197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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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情感性在下岬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情感反应构成村民们对一个人的人品进行判断的一个依据。在村里，经常会听到诸如“某某懂感情”或“某某没感情”之类的议论，后一种说法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它的实际含义是“对情感之事漠不关心”。而且，情感的深度可以用于形容夫妇这种最亲密的关系，还有其他私人关系——说一对夫妇感情好，也就相当于英语中的“他们彼此相爱”。有趣的是在下岬村最近的一个离婚案中，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之一，就是对她的丈夫没有感情。[1]尽管感情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村民的生活，我在这里仅仅关注在送礼和人情情结中感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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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往来中，村民们以多种方式评价私人关系中的感情因素、表达他们的情感偏好。感情好这个说法不限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它也常用于形容几乎所有类型的亲密关系。好客被认为是向客人表达好感的方式，因此，递烟或倒酒便司空见惯。打招呼是另一种表达好感的重要方式。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人们也许每天都能遇上，但他们从不会忘记彼此打一个热情的招呼，除非他们想传达一个不友好的信号。一个村民告诉我，他一度十分生他侄子的气，因为他侄子曾用官衔而不是叔叔称呼他。听到几次这样的称呼后，他忍无可忍，谓令他侄子解释他们之间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在一个亲戚的调和下，这个人与他的侄子吃了一餐饭，喝了很多酒，谈了许多，澄清了由谣言而起的一些误解，最后挽回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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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礼也许是表达一个人的情感反应最通常的方式。尽管许多礼物赠送是出于理性考虑或道德义务，但所有的受访者都坚称随礼牵涉或好或坏的私人感情。有人向我解释：“有两种随礼：一种愉快，另一种难受。对那些感情好的人，当他们办事时，我十分乐意随礼，因为礼物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不得不常常参加一些感情一般的人的宴席，给他们送礼，那确实不好受。”正如第4章所表明的，朋友间的礼物往往要比亲戚（除了近亲）和屯亲间的礼物贵重，这一点，村民们确认是朋友间强烈的情感联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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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工作中，我听说了许多强调朋友感情的故事。比如，一个主要受访者的母亲在下岬村以南十里左右的家乡有两个女朋友，自从她嫁到下岬村以后，她便努力说服她的朋友们也嫁到下岬村。最后，其中一个嫁了过来，成了受访者母亲终身的好友。50多年来，这两个妇女总是互相串门，一起消磨闲暇，在生活危机中相互扶持，也通过随礼而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作为她们交情的结果，两家人也亲密无间。尽管现在这两个女人已经辞世，随礼关系仍然维持至今。在我们的谈话中，这位受访者回忆了许多关于他母亲和她朋友之间温馨、密切关系的许多细节，他总是以同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意思：“她们的感情真好。”这个例子绝非一个特例。下岬村的许多人在情感上都和某些好友或近亲有长期的联系，他们把这种联系形容为感情好。通常，感情好的人们共同消磨闲暇：聊天、打牌、赌博（主要是男人们）、缝缝补补（女人们）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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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村民们在私人感情好的人和不好的人之间做出了隐蔽的区分。他们认为，日常往来不是非得有情谊的存在。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与他们不喜欢的亲友往来，这在诸如婚丧礼仪的礼物交换上尤其明显。然而，对那些彼此感情好的人，往来则要密切得多，除了例行的礼物交换，他们还常常互相串门、共度时光并在情感上相互依赖。在地方话中，这种亲密的往来被称为走动，字面上的意思是“行走和移动”，这是互访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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