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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对“往来”和“走动”的区分揭示出社会交换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一方面，馈赠伦理要求人们维持特定的正式关系，完成制度化的、规定的礼物交换义务（往来）；另一方面，人们又有余地在日常生活中有选择地与他人发展更密切、非正式和非仪式化的感情联系（走动）。因此，两个维持着仪式化随礼的正式关系的村民并不一定在情感上相互联结，也许没有充满感情的往来。比如，一个受访者告诉我，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不再去他姑姑家，尽管她就嫁给了一个下岬村民，住在同一个村里。据他所说，原因主要在于个性冲突，他无法忍受他姑姑的坏脾气。当他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她总是对他不好。“我们从一开始感情就不好。”这个人总结道。不过，在农历新年时，他还是要尽仪式化送礼和传统串门的义务，这一点并不会受情感因素的影响。为了表现他的诚意，作为一个补偿，他派妻子代表他去串门，并且增加礼物的价值。这个村民的策略是解决道德义务和情感之间冲突的一个常用方法，彼此不顺眼的男人们为了避免各种往来（甚至包括见面），在仪式化的送礼场合，可能会让妻子们或成年的孩子们代表他们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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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存在通常会巩固已有的人际关系，但有时它可能会给双方带来意料不到的麻烦。在一个例子中，由感情好而导致的过高期望值摧毁了一段情谊。一次，一个村民遇上了生意上的麻烦，他向他的一个好朋友借钱，这个朋友费了很大劲，找到一个亲戚，借了他一些钱，这样他就可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当这个借钱的人得知他要为借来的钱付利息时，事情开始变得不愉快。正如第4章中解释过的，在地方融资交易中，带利息的借款叫作“抬钱”，它仅用于向感情不好的人借贷。因为这个利息，借钱的这个村民觉得他的好朋友把他当成外人来看待，尽管他的朋友百般解释：他无法说服自己的亲戚借出一笔不带利息的钱，借钱的村民还是认为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站到他亲戚的那一边。他义愤填膺地跑到他朋友的家里，当众指责他不懂好朋友的责任，不配做个男人。当我访问这个村民时，他坚称这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是友谊的问题，而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我感情上受了伤害。”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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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表明，情感联系与道德责任密切相关，情谊可以通过一个人在私人关系中的责任感而表达。道德和情感在驱动社会交换方面相互重叠的角色，可以通过人情的最高形式——“恩情”而得到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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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情是指一个人所得到的长远地影响了其生活的重大恩惠或帮助。恩情最通常的类型是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如果我们将人情视为多种多样的恩惠，恩情则作为最大的恩惠处于其顶端，因而，这个受恩者对施恩者终生欠情，更重要的是，普通的恩惠通常可以交换，但最高的恩情却不能。普通的恩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增加双方的感情，但恩情则要求受恩者不尽的感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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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岬，尽管村民们也理解恩情的经典含义，诸如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这个词却更经常用来表示从经济、政治或社会方面挽救或改变了受恩者一生的重大恩惠。比如，在“文革”期间，那时候下岬的一个干部被错误地起诉为杀人犯，被起诉的理由是，他在一场批斗会上默许别人殴打一个老村民，而这个老村民在那之后很快就死了。调査员是死者儿子的朋友们，而死者儿子在县政府中又占据着较高的职位。调査人员对这个村干部存有偏见，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搜集对他不利的假证据。村干部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危险当中。当调査员盘问最后一个证人——批斗会的一个记录员时，他却提供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口供，这份口供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村干部根本就没有出席那个批斗会。因为这份口供，这个案件不了了之。这个记录员的所为无疑就是对这个村干部的恩情。在以后的12年里，该村干部与这个诚实的证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村干部觉得这一恩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1979年弥留之际仍几次提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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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受访者所言，回报恩情不是关键问题，最重要的是永远对之铭感在心。一个村民告诉我，在下岬，他欠曾在40多年前救过他一家的两个人很多情。“土改”期间，他家被错划为富农，家庭财产被充公，民兵来抄家时，一个干部让民兵给他家留下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几个月后，另一个村干部得知错划成分的事后，费了很大力气来澄清此事，他的举动帮了这家人更大的忙。这个村民的母亲告诉他这些故事，告诉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两个人的恩情。这个人长大并成为村里的干部后，总是竭尽所能向这两个人报恩，甚至帮助他们的孩子。然而他告诉我，真正重要的是感激之情，因为解救一个家庭于危难之际的恩情是永远报答不了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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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下岬村的社会生活中，感情就像道德责任一样深刻地影响着村民行为。渗透在礼物当中的精神，同时含有道德意味和情感意味。村民们交换礼物，以增加感情、巩固关系，换言之，是发展感情联系和培养私人关系两方面的因素赋予了礼物交换实践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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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雅可博：“许多马祖（位于福建省——译者注）的受访者声称，感情这个词也可用于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但他们说，这种感情与我们现在所分析的感情不是一回事。”（Jacobs 1979：260，n.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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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经常强调党和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对中国人民有着最大的恩情。例如，1960年代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这样唱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文化意象使中国人民永远处在了欠情的地位，因而确保了共产党永恒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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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人的“恩”（on）观念也含有受惠者对施惠者终生欠情的意味。贝夫称：“在日本人眼中，一个受恩者，债务人，不可能通过给施恩者送礼而完全偿付恩情，因为实物礼物与创造恩情的恩惠和服务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后者远比前者要珍贵得多……它（礼物）是受恩者对施恩者谢意的表达，事实上它有强化既存等级关系的效应。”（Befu 1966-67：169）这种欠情关系可能延续到一个人死后，受恩者的后代继续为先前之恩而敬重、回报施恩者（参见Lebra 1969：129-38）。应当指岀的是，on这个词是汉字 “恩”的日语发音，在汉语中读作en。二者都与儒家伦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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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关于人情的一个尝试性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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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刻意地关注了人情的道德和感情方面，因为在早期研究当中，总的来说，它们（尤其是后者）是被忽略了（参见Hwang 1987；Jacobs 1979；M.Yang 1989）。这种忽略的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强调把人情看作是一种可交换的资源或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当然，我并不是说理性计算没有道德义务或情感联系重要，相反，我相信，下岬村民的确将个人利益纳入了他们每一项人情行为的考虑当中，并且在得失计算的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在这一章中，我试图强调的是，村民们并不仅仅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而相互往来，人情情结远不只是一种或得或失的权力游戏（参见Hwang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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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下岬村民洞识和实践的，人情是个伦理体系，当一个人与他关系网中的他人相处时，它指导和规范他的行为。从规范的层面上来说，人情依赖于报、沾光和面子等基本概念。从实践上来说，人情代表着社会接受的、正确的人际行为，对人情的触犯被视为严重的错误行为。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情这个词指的是人际关系，即，同他人共处的方式”（King 1988a：78）。人情伦理只能适用于一个人的关系网络之内；关系的边界和人情的影响范围由多种形式的社会交换，尤其是礼物交换来界定。不过，中国社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有趣社会现象是，人们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人拉入他们的关系网，因而不得不将人情伦理运用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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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伦理体系有三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人情在行动上的复杂性和弹性就源于这三个结构因素变动不定的组合。尽管在涉及人情的所有社会往来中，这三个维度彼此共存，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实际的重点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极端理性，因而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仔细计算其每一个社会交换的行为，而另一个人则可能恰恰相反，注重道德义务或主要根据人际关系中的感情因素行事。再者，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根据特殊情形的特殊需要而改变其行为重点也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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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情的三个结构因素构形的变化，人情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虽然人们在具体行为中可能着重于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对下岬村村庄生活的观察已使我得出结论：至少在礼物赠送和社会交换的领域，道德义务更可能主导人的行为。毕竟，下岬村民生活在道义经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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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7 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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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表达性和互惠性在人情文化的创建方面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然而下岬村民的礼物交换却并不总是平衡的。礼物的不对称流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等级性社会关系背景当中。在许多情况下，非均衡的送礼牵涉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因而产生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声望。出于对等级情境下礼物交换的关注，我在本章中主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谁从礼物交换中获得了声望和权力——是赠礼者还是收礼者？第二，在社会等级体系中不对称的礼物朝向哪个方向流动——是朝向地位高者还是地位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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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早就吸引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参见Malinowski 1984；Mauss 1967），并一直是个重要的论题。大多以往研究的结论认为，是赠礼者通过将收礼者变成债务人而获得声望和权力，因而在非均衡的交换中，礼物通常是沿着社会等级向下流动（参见Befu 1966-67；Raheja 1988；Sahlins 1972；A.Strathern 1971；Vatuk and Vatuk 1971）。葛里高利进一步断言，赠礼者的优越性是“全世界礼物交换体系的共同特征”（Gregory 19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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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体系呈现出与这些早期结论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礼而不是送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礼物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而收礼者仍然保持着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在勾勒下岬村礼物不对称流动的概貌后，我将描述两种类型的非均衡互惠：一种源于家庭的发展周期，另一种源于社会地位的鸿沟。我的分析集中于后者，即在身份等级中，礼物从下层向上层的单向流动现象。我进而讨论支撑这种单向送礼的社会——文化机制，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下岬村的个案展示出与以往的研究大相径庭的特性。最后，我将论述对所有礼物交换研究来说简单然而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参加馈赠活动？下岬村随礼行为的模式表明，是收礼的荣誉驱动着村民们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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