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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弗雷德也许是最早注意到中国私人关系中情感之重要性的人。他将感情定义为“双方之间关系的质量”——而这种关系通常存在于并不具有亲属联系的、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弗雷德继而认为，感情是作为“削弱非亲非故者之间阶层差异的基本制度化技能”而起作用的（Fried 1953：103）。加林基本同意弗雷德的定义，但是他提出感情也存在于族亲、姻亲关系当中，尽管这种存在在性质上必然是等级化的（Gallin 1966：171）。多纳德·德·格鲁普对感情的有限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他发现，感情既可以指涉（不同阶层的）非亲属关系也可以指涉平等关系，它实际上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情感成分”（De Glopper 1978：312）。再者，正如雅可博指出的，感情的联系性既能连接个体也能连接群体（Jacobs 197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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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情感性在下岬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情感反应构成村民们对一个人的人品进行判断的一个依据。在村里，经常会听到诸如“某某懂感情”或“某某没感情”之类的议论，后一种说法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它的实际含义是“对情感之事漠不关心”。而且，情感的深度可以用于形容夫妇这种最亲密的关系，还有其他私人关系——说一对夫妇感情好，也就相当于英语中的“他们彼此相爱”。有趣的是在下岬村最近的一个离婚案中，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之一，就是对她的丈夫没有感情。[1]尽管感情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村民的生活，我在这里仅仅关注在送礼和人情情结中感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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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往来中，村民们以多种方式评价私人关系中的感情因素、表达他们的情感偏好。感情好这个说法不限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它也常用于形容几乎所有类型的亲密关系。好客被认为是向客人表达好感的方式，因此，递烟或倒酒便司空见惯。打招呼是另一种表达好感的重要方式。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人们也许每天都能遇上，但他们从不会忘记彼此打一个热情的招呼，除非他们想传达一个不友好的信号。一个村民告诉我，他一度十分生他侄子的气，因为他侄子曾用官衔而不是叔叔称呼他。听到几次这样的称呼后，他忍无可忍，谓令他侄子解释他们之间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在一个亲戚的调和下，这个人与他的侄子吃了一餐饭，喝了很多酒，谈了许多，澄清了由谣言而起的一些误解，最后挽回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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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礼也许是表达一个人的情感反应最通常的方式。尽管许多礼物赠送是出于理性考虑或道德义务，但所有的受访者都坚称随礼牵涉或好或坏的私人感情。有人向我解释：“有两种随礼：一种愉快，另一种难受。对那些感情好的人，当他们办事时，我十分乐意随礼，因为礼物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不得不常常参加一些感情一般的人的宴席，给他们送礼，那确实不好受。”正如第4章所表明的，朋友间的礼物往往要比亲戚（除了近亲）和屯亲间的礼物贵重，这一点，村民们确认是朋友间强烈的情感联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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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工作中，我听说了许多强调朋友感情的故事。比如，一个主要受访者的母亲在下岬村以南十里左右的家乡有两个女朋友，自从她嫁到下岬村以后，她便努力说服她的朋友们也嫁到下岬村。最后，其中一个嫁了过来，成了受访者母亲终身的好友。50多年来，这两个妇女总是互相串门，一起消磨闲暇，在生活危机中相互扶持，也通过随礼而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作为她们交情的结果，两家人也亲密无间。尽管现在这两个女人已经辞世，随礼关系仍然维持至今。在我们的谈话中，这位受访者回忆了许多关于他母亲和她朋友之间温馨、密切关系的许多细节，他总是以同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意思：“她们的感情真好。”这个例子绝非一个特例。下岬村的许多人在情感上都和某些好友或近亲有长期的联系，他们把这种联系形容为感情好。通常，感情好的人们共同消磨闲暇：聊天、打牌、赌博（主要是男人们）、缝缝补补（女人们）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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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村民们在私人感情好的人和不好的人之间做出了隐蔽的区分。他们认为，日常往来不是非得有情谊的存在。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与他们不喜欢的亲友往来，这在诸如婚丧礼仪的礼物交换上尤其明显。然而，对那些彼此感情好的人，往来则要密切得多，除了例行的礼物交换，他们还常常互相串门、共度时光并在情感上相互依赖。在地方话中，这种亲密的往来被称为走动，字面上的意思是“行走和移动”，这是互访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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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对“往来”和“走动”的区分揭示出社会交换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一方面，馈赠伦理要求人们维持特定的正式关系，完成制度化的、规定的礼物交换义务（往来）；另一方面，人们又有余地在日常生活中有选择地与他人发展更密切、非正式和非仪式化的感情联系（走动）。因此，两个维持着仪式化随礼的正式关系的村民并不一定在情感上相互联结，也许没有充满感情的往来。比如，一个受访者告诉我，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不再去他姑姑家，尽管她就嫁给了一个下岬村民，住在同一个村里。据他所说，原因主要在于个性冲突，他无法忍受他姑姑的坏脾气。当他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她总是对他不好。“我们从一开始感情就不好。”这个人总结道。不过，在农历新年时，他还是要尽仪式化送礼和传统串门的义务，这一点并不会受情感因素的影响。为了表现他的诚意，作为一个补偿，他派妻子代表他去串门，并且增加礼物的价值。这个村民的策略是解决道德义务和情感之间冲突的一个常用方法，彼此不顺眼的男人们为了避免各种往来（甚至包括见面），在仪式化的送礼场合，可能会让妻子们或成年的孩子们代表他们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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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存在通常会巩固已有的人际关系，但有时它可能会给双方带来意料不到的麻烦。在一个例子中，由感情好而导致的过高期望值摧毁了一段情谊。一次，一个村民遇上了生意上的麻烦，他向他的一个好朋友借钱，这个朋友费了很大劲，找到一个亲戚，借了他一些钱，这样他就可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当这个借钱的人得知他要为借来的钱付利息时，事情开始变得不愉快。正如第4章中解释过的，在地方融资交易中，带利息的借款叫作“抬钱”，它仅用于向感情不好的人借贷。因为这个利息，借钱的这个村民觉得他的好朋友把他当成外人来看待，尽管他的朋友百般解释：他无法说服自己的亲戚借出一笔不带利息的钱，借钱的村民还是认为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站到他亲戚的那一边。他义愤填膺地跑到他朋友的家里，当众指责他不懂好朋友的责任，不配做个男人。当我访问这个村民时，他坚称这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是友谊的问题，而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我感情上受了伤害。”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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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表明，情感联系与道德责任密切相关，情谊可以通过一个人在私人关系中的责任感而表达。道德和情感在驱动社会交换方面相互重叠的角色，可以通过人情的最高形式——“恩情”而得到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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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情是指一个人所得到的长远地影响了其生活的重大恩惠或帮助。恩情最通常的类型是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如果我们将人情视为多种多样的恩惠，恩情则作为最大的恩惠处于其顶端，因而，这个受恩者对施恩者终生欠情，更重要的是，普通的恩惠通常可以交换，但最高的恩情却不能。普通的恩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增加双方的感情，但恩情则要求受恩者不尽的感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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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岬，尽管村民们也理解恩情的经典含义，诸如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这个词却更经常用来表示从经济、政治或社会方面挽救或改变了受恩者一生的重大恩惠。比如，在“文革”期间，那时候下岬的一个干部被错误地起诉为杀人犯，被起诉的理由是，他在一场批斗会上默许别人殴打一个老村民，而这个老村民在那之后很快就死了。调査员是死者儿子的朋友们，而死者儿子在县政府中又占据着较高的职位。调査人员对这个村干部存有偏见，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搜集对他不利的假证据。村干部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危险当中。当调査员盘问最后一个证人——批斗会的一个记录员时，他却提供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口供，这份口供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村干部根本就没有出席那个批斗会。因为这份口供，这个案件不了了之。这个记录员的所为无疑就是对这个村干部的恩情。在以后的12年里，该村干部与这个诚实的证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村干部觉得这一恩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1979年弥留之际仍几次提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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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受访者所言，回报恩情不是关键问题，最重要的是永远对之铭感在心。一个村民告诉我，在下岬，他欠曾在40多年前救过他一家的两个人很多情。“土改”期间，他家被错划为富农，家庭财产被充公，民兵来抄家时，一个干部让民兵给他家留下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几个月后，另一个村干部得知错划成分的事后，费了很大力气来澄清此事，他的举动帮了这家人更大的忙。这个村民的母亲告诉他这些故事，告诉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两个人的恩情。这个人长大并成为村里的干部后，总是竭尽所能向这两个人报恩，甚至帮助他们的孩子。然而他告诉我，真正重要的是感激之情，因为解救一个家庭于危难之际的恩情是永远报答不了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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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下岬村的社会生活中，感情就像道德责任一样深刻地影响着村民行为。渗透在礼物当中的精神，同时含有道德意味和情感意味。村民们交换礼物，以增加感情、巩固关系，换言之，是发展感情联系和培养私人关系两方面的因素赋予了礼物交换实践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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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雅可博：“许多马祖（位于福建省——译者注）的受访者声称，感情这个词也可用于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但他们说，这种感情与我们现在所分析的感情不是一回事。”（Jacobs 1979：260，n.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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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经常强调党和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对中国人民有着最大的恩情。例如，1960年代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这样唱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文化意象使中国人民永远处在了欠情的地位，因而确保了共产党永恒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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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人的“恩”（on）观念也含有受惠者对施惠者终生欠情的意味。贝夫称：“在日本人眼中，一个受恩者，债务人，不可能通过给施恩者送礼而完全偿付恩情，因为实物礼物与创造恩情的恩惠和服务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后者远比前者要珍贵得多……它（礼物）是受恩者对施恩者谢意的表达，事实上它有强化既存等级关系的效应。”（Befu 1966-67：169）这种欠情关系可能延续到一个人死后，受恩者的后代继续为先前之恩而敬重、回报施恩者（参见Lebra 1969：129-38）。应当指岀的是，on这个词是汉字 “恩”的日语发音，在汉语中读作en。二者都与儒家伦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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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关于人情的一个尝试性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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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刻意地关注了人情的道德和感情方面，因为在早期研究当中，总的来说，它们（尤其是后者）是被忽略了（参见Hwang 1987；Jacobs 1979；M.Yang 1989）。这种忽略的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强调把人情看作是一种可交换的资源或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当然，我并不是说理性计算没有道德义务或情感联系重要，相反，我相信，下岬村民的确将个人利益纳入了他们每一项人情行为的考虑当中，并且在得失计算的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在这一章中，我试图强调的是，村民们并不仅仅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而相互往来，人情情结远不只是一种或得或失的权力游戏（参见Hwang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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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下岬村民洞识和实践的，人情是个伦理体系，当一个人与他关系网中的他人相处时，它指导和规范他的行为。从规范的层面上来说，人情依赖于报、沾光和面子等基本概念。从实践上来说，人情代表着社会接受的、正确的人际行为，对人情的触犯被视为严重的错误行为。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情这个词指的是人际关系，即，同他人共处的方式”（King 1988a：78）。人情伦理只能适用于一个人的关系网络之内；关系的边界和人情的影响范围由多种形式的社会交换，尤其是礼物交换来界定。不过，中国社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有趣社会现象是，人们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人拉入他们的关系网，因而不得不将人情伦理运用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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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伦理体系有三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人情在行动上的复杂性和弹性就源于这三个结构因素变动不定的组合。尽管在涉及人情的所有社会往来中，这三个维度彼此共存，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实际的重点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极端理性，因而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仔细计算其每一个社会交换的行为，而另一个人则可能恰恰相反，注重道德义务或主要根据人际关系中的感情因素行事。再者，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根据特殊情形的特殊需要而改变其行为重点也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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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情的三个结构因素构形的变化，人情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虽然人们在具体行为中可能着重于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对下岬村村庄生活的观察已使我得出结论：至少在礼物赠送和社会交换的领域，道德义务更可能主导人的行为。毕竟，下岬村民生活在道义经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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