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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权力——依附关系中（Emerson 1962），干部的优越地位排除了平等交换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再分配者，干部可能感觉不到向他的下属——依赖于其所控制资源的人——回礼的义务，因为不回礼也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村干部的礼物也不会对其上司产生强制力，因为后者为前者保住权力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关系。换言之，互惠回报的义务这一各种形式的礼物馈赠的基础（Mauss 1967）在双方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社会关系的既定结构取消了互惠的义务。正如布劳指出的：“单向的送礼导致以前同等的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但一旦优越地位是高枕无忧地建基于社会结构之上，其占据者就可以要求单向的服务而不危及他的地位。”（Blau 1964：110）[2]进一步说，因为干部对资源的控制常常导致依附的村民们之间向上送礼的攀比，后者的礼物贬值了，或者以人类学的语言来说，他们给领导的礼物是等级低的礼物。在仪式性场合，村民给干部送礼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能构成必须偿还的潜在社会债务。在这种等级背景下，送礼只能充当一种消极的策略：低层的人通过这种策略保护自己免遭上级的歧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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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示，向上送礼体现了位卑者对位尊者的尊重和忠诚，反映了后者在他们的下属中的权力和威信。干部们常常相互攀比家庭庆典的到客人数，将此作为他们的权威和成就的体现。因此，一个人没送礼可能被理解为对领导的冒犯；由于仪式性交换具有公共性质，这种事可能被非常严肃地看待。村干部与上级的关系也是如此。干部有许多办法来向那些没有向其送礼的人表达怨气，比如在集体劳动中分配一个糟糕的工作给他，或者，如果是在官僚机构中，不再扶持其下级干部。与上司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已经对下级构成了一种制裁，并足以使他们就范于向上送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多数人并不指望得到具体的回礼，却仍继续给领导送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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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于等级化送礼中的制裁也反映在干部对客人到场情况的反应上。一个司仪告诉我，当一个普通家庭举办婚礼或其他仪式时，主人总是关照每一个到场的客人。仪式之后核查礼单时，他也总是十分关心是哪些人参加了仪式。相反，由于人数众多，干部或其他地位高的人却并不总是招呼每一位客人。核査礼单时，干部总是试图弄清谁没来以及为什么没来参加仪式。这个受访者说，作为司仪，在为大户人家操办庆典时，他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主人仅仅招待那些尊贵的客人，而把其他的客人交给他和他的帮手。显然，和把所有客人的到席都看作人情的普通村民不一样，干部（或他们的上级）视下面送来的礼物为理所当然，因而只想知道“谁没有参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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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下级超出常规性的送礼，与上级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时，才会得到积极的回报。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常常会牵涉进来，比如持之不懈地向领导提供个人服务或为开后门而呈送贵重的工具性礼物。在这些情况下，上级在利用职权分配资源时可能会向送礼者倾斜，从而将礼物交换转变为一般社会交换。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下岬村民把这种社会交换称为“拉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关系这个词比在其他用法中多了一层贬义。村民们常常说起一个例子来阐明一个人怎样与干部搞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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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涉及一个现在在哈尔滨市当老师的年轻男子。1974年，上面要下岬村推荐一个年轻村民上大学。[3]被提议的候选人是村内的妇女主任。为了得到这个好机会，那个年轻男子和他的父母动员了他们村里村外所有的私人关系，传说他们送了500多元的贵重礼物给所有相关的干部和一些政治积极分子。最后，这个男子战胜了原来的候选人，得到了提名，在1974年的秋天上了大学。几个月后，那个失败的候选人精神失常，再也没有好转过来。据我的讲述者所说，当她得知她没被选上不是因为对手的优势而是因为他给干部送了礼时，她就疯了。这是一个工具性送礼的典型例证，在这个例子中，向上送礼的回报是领导赐予的恩惠，地方上称为“上油”，这种情形近年来越来越普遍。在另一个例子中，邻村的一个村干部由于生了第五胎——是期盼已久的儿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撤了职。不到两年，他又被提升为村里的党支书，还得了一个绰号“牛支书”——为了恢复职位，他给乡政府中所有的主要领导送了礼，包括给书记送了一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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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具有两方面的启示性。第一，尽管上级最终会回偿下级的单向送礼，但不是以“礼”还“礼”，毋宁说，上级通过运用他们的职务权力、通过安排工作份额或职务升迁来回礼。和实物礼物的赠送不同，工具性资源的给予，不会引起既定资源总额的直接损失。无论如何，干部们总得分配由他们掌握的资源，不同之处只在于分配给谁以及为什么利益而分。更重要的是，在交换之后，由于上级的私人财富增加了，双方之间以前的等级关系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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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博若指出，“每个文化都提供一种机制，这个机制能将由均衡与不均衡间相互制约而产生的社会紧张限制在一个界限之内”（Lebra 1969：130）。送礼者在等级背景中的不利位置被中国文化中的主导观念平衡过来。比如，中国文化中对名分和角色差异的强调为单向送礼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的基础。忠、孝、节、义历来被推崇为中国文化中为人最重要的美德。在这些美德中，对村庄社会而言，孝敬又格外重要。对父母、长辈和社会上层的尊重、顺从和尽心尽力会被当作善事受到乡村社会的奖励。因为同样的原因，不孝可能会摧毁一个人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信誉。比如，中国人相信“不孝之子必是奸商，因为他对父母都不讲信义”（L.Yang 1957：302）。作为颂扬忠孝的一个结果，“统治者或父母的位置本身，就确保了受到下属或子女的尊重和服侍的特权”（1957：308）。村干部的位置本身为接受村民们的敬重和礼物提供了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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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单向送礼方面，“面子”这一观念具有微妙然而重要的作用。面子被界定为“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可察觉的社会位置与声望的函数”（K.Hwang 1987：961），它总是属于那些处于上层或高位的人。当他们接受一个下属的礼物时，收礼本身被认为是给送礼者面子。与指涉基本道德特性的道德性脸面（脸）不同，社会性脸面（面）“可以被借用、争取、增加、填补——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面子在量上的缓慢增加”（Hu 1944：61）。增进一个人社会脸面的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地和有权势有名望的人建立关系，因为私人联系被认为是一个人资源和声望的组成部分。村民们常常炫耀他们参加了某个有权势的人家的庆典，与这样的人有随礼关系。尽管一个普通村民并不期望从一个上级收礼者那里得到回礼，后者的收礼举动本身就会被送礼者视为自己的社会资本。一个人可以借此增进自己的面子，然后转而享受那些地位更低的人的尊敬和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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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干部中向上送礼的链条。一个干部向其上级赠送单向的孝敬型礼物的同时，可以指望来自下层（无论是低层干部还是村民）的类似礼品作为补偿。此外，因为与上级的密切关系，他可能对其下级具有更大的强制力。正如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所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一种非均衡的交换链条超出了送礼者与收礼者的两方关系，至少牵涉到一个等级制中的第三方，以便最终实现均衡的互惠。莱博若曾把日本社会中类似的状况概括为“线状传递的互惠”（lineal transferred reciprocity）（参见Lebra 1975：5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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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下岬村的个案表明，在等级化的情境中，单向送礼并不必然给赠礼方带来权力，也不增强其优势。相反，既存的社会等级可能会压倒内在于礼物当中的互惠义务，将上层的收礼者从债务人的位置上解脱出来。进一步说，当社会上层的权力是基于其对资源的垄断，那么下层的礼物就成了义务性的贡品，单向送礼用以表达对上级的恭顺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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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环境中，低层送礼者可能通过两种等级化的交换得到回报：庇护——被庇护关系或从其上级那里获得恩惠。在任何一种形式中，交换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礼物交换了。顾名思义，礼物交换应当是以礼还礼，是表达性而不是工具性的。正像斯特拉森指出的，正是在“人们交换他们不需要的东西”这个意义上来说，礼物交换与以物易物交易不同（M.Strathern 1992：169）。然而，如果一个人想以礼物作为汲取其他资源的工具，这个人要么得做别有用心的先期投资，要么得向收礼者奉送贵重的、诱人的礼物。这里，礼物与恩惠／服务间的可转换性，可能会在某些个人之间但不是整个社会之中抵消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因此，特定的个人能在社会等级制的阶梯上向上爬，而与此同时阶梯的结构则纹丝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既有的社会等级结构制约了单向送礼，同时，每一个非均衡的交换行为也有助于该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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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集体中的干部怎样通过掌握和再分配资源来控制村民的详细讨论，参见戴慕珍（Oi 1989，尤其是132——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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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趣的是，布劳用这段话来解释给首领的进贡——在他看来，这构成了一种向上的、单方送礼。但为了支持其馈赠产生权力的一般假设，他将这种现象视为“单向馈赠确立地位优势这一原则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196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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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是“文革”期间激进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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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170543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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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收礼荣誉与送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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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等级色彩较淡的礼物关系类型中，是哪一方获得权力与声望呢？送礼者与收礼者是否总受其在既定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各自位置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其他类型的礼物交换，并在有关的社会关系情境中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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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3章中建立了表达性馈赠关系和工具性馈赠关系的二分法。在表达性馈赠关系中，人们以对等的方式交换礼物，礼物主要据其象征性的、社会性的价值来交换、衡量。相反，工具性的礼物用以汲取回“礼”，但在这里，“礼”已不同于礼物的原初形式，而主要采用恩惠、服务或保护等形式。这种不对等的交换已经渗入到社会交换的广泛领域；一种多多少少是市场化的准则被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再者，这两类礼物的区别还体现在，前者用以凝聚赠礼者与收礼者之间长期的、既存的关系，而后者可用于扭转或操纵一种短期关系。如果我们把两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纵向的和横向的——考虑在内，就可以辨别出四类礼物交换：（1）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2）横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3）纵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4）纵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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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交换而言，如前面的章节所表明的，礼物的实物流动表现出均衡互惠的显著特性。在社会地位同等的人之间，比如亲属、朋友和邻居，一份礼物总是能带回相应的回礼，交换是严格对等的。如第4章所描述的，送——收——还的循环每年可能重复好几次。这种平衡交换的特性表明，双方都没有从馈赠中获得权力。在多数情形下，礼物仅仅被视为以前收到的礼物的回礼，用以履行互惠的社会义务（参见Befu 1966-67：162）。在特定的时刻，暂时的债务可能存在，但在这种情境中，回礼的义务使这种债务变得不重要。下岬村民关心礼物交换对他们彼此关系造成的影响，但很少有人感到他们送的礼物会增进他们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除了举办仪式时每个人都盼望收到礼物）。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境中，赠礼者可望得到的唯一权力是积聚将来的潜在回礼。这一事实表明，人们是为了收而送，而不是相反。正是在收礼中，一个人的社会网络、面子和以往的慷慨显露无遗。在收到回礼之后，赠礼者与收礼者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交易前的状态，没有任何一方更优越或更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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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向情境的工具性礼物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特点。在工具性交换中，回礼应当与原初的礼物形式有所不同，它通常会采用恩惠或服务的形式。通常很难判断这种不对等的交换公平与否，这样，非均衡的互惠可能会出现。事实上，许多工具性交换的个案以双方的争执而告终，因为他们可能会对公平交换有不同的认识。在收到回礼前，至少从道义上而言，送礼者获得某种影响收礼者的权力，因为后者被推入债务人的位置。由于工具性交换在多数情况下是一次性交易，没有以往的信誉可资依靠，因而送礼者的权力是短暂的，但却是明显的和强烈的。正如一句民谚所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这种两方关系中，以往的平等暂时被打破，在履行回礼义务前，赠礼者处于比收礼者优越的位置上。然而，赠礼者的优越地位并不源自地方社区公认的社会声望，相反，是收礼者赢得声望，因为交换本身表明他占据着足以吸引工具性礼物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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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和第四种礼物交换类型的特性在上面的章节已有详细的探讨：社会等级制和资源的垄断已经导致了下属对上级的单向送礼模式；由于既存的社会等级制压倒了内在于礼物之中的互惠义务，并将上级收礼者从债务人的位置上解脱出来，单向送礼并没有产生送礼方的权力或优越性。不过，仍然有一点需要指出：在纵向情境的工具性送礼中，收礼者的绝对优势受到赠礼者的挑战，因为一份回报（不管什么形式的）存在于赠礼者的预期之中，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它会得到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送礼者获得了一种影响收礼者的权力，尽管后者仍然处在优势地位。如同在横向情境中一样，只要回报性的恩惠或服务仍没实现，馈赠者的影响力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同样地，声望仍然保留在收礼者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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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高层的人通常不愿直接从下属那里接受工具性的礼物，因为从下属那里接受功利性礼物可能会削弱上级的权威性和优越感。正如施瓦茨指出的，礼物赠送可能会同时强加给送礼者和收礼者某种身份认同，因为“送礼是别人传输我们在他们心目中形象的一种方式”（Schwartz 1967：1）。工具性礼物的交换表明，送礼者将收礼者视为一个可以被物质利益买通的人，而收礼者也接受这一身份。为了避免上级丢面子，等级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通常涉及一个有办法通过其他渠道接近上级的中间人或代理人，比如亲属关系或邻居关系。结果，纵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也是由既定的社会阶层来预先安排的。而当阶层的鸿沟太大，交换由中间人来完成时，送礼者几乎难以获得任何直接影响收礼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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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有关礼物交换的研究中，送礼者总是成为学术兴趣的焦点，但下岬个案表明，若要对馈赠行为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收礼者也同样重要。此外，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强调社会——政治地位是如何由礼物的力量促成的，然而，下岬个案表明，交换本身也可能受制于既存的权力关系。图2总结了下岬个案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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