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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礼物馈赠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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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箭头指示实物礼物的流向；虚箭头指示非实物礼物的流向，如恩惠、服务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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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一旦社会背景和送礼的动机特性被纳入考虑，优势观念显然也只适用于四种交换关系的两种：地位同等的人之间的工具性交换和等级情境中的表达性交换。在前者中，送礼者暂时优越于收礼者，在后者中，收礼者一如既往地保持优势。前面的章节已经表明，表达性的馈赠关系具有送礼——还礼循环的特征，因此，彼此受恩的人处在一种永久性的关系当中。在这一无穷无尽的过程中，送礼或还礼都只是一种瞬息性的标记；没有人能改变以往的地位。因此，没有人高人一等，平等的人之间仍然平等。而在纵向情境中，尽管工具性的送礼会导致送礼者的影响力，以中间人沟通下属和上级的社会机制却杜绝了双方之间的直接互动。结果，局限于两方关系的送礼者的优越性被中间人给冲淡了，收礼者得以从对送礼者强制性的债务力量中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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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纵向情境的表达性礼物交换类型中，一切特权都属于已经在社会等级中处于优越地位的收礼者。这与从许多社会中发现的馈赠模式相冲突——在那里，送礼者得到权力和声望，而收礼者获得物质利益（参见Gregory 1982；Raheja 1988；Sahlins 1972；A.Strathem 1971；Vatuk and Vatuk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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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在下岬村所有的礼物交换类型中，声望归于收礼者而非送礼者，这是又一个同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普遍规则悖逆的有趣现象。以前的章节已经表明，下岬村民在长期的表达性的礼物交换中，追求其关系网络的确立、巩固和扩展，以此构建他们的地方道德世界。在这一竞技场中显示自身成就的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在仪式化与非仪式化的场合中收到表达性礼物。换言之，收进的礼物充当着一个人的私人网络、面子及以往遵从人情伦理之努力程度的指示器。因此，一个人收到的礼物越多，他的声望得到的社会承认也就越大。这对于短期的、工具性礼物交换也同样成立，因为在那里，收进的礼物表明了一个人控制和运用不同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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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保留记录收礼情况的礼单并不是偶然的。我在第3章说明过，这些礼单是村民们个人生活史上的纪念碑，回顾礼单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在一次访谈期间，一个富有的普通村民向我展示自从他成家以来所保留的五张礼单。他指着每一张礼单的礼物总额，自豪地说：“看看这些数宇。23年前我盖房子时，只有45个客人来，收礼200元。再看看最近的一张礼单——有200个客人，3000块钱。对我来说，来这么多客人并不容易，但我做到了。”当他妻子提醒他所有这些礼物都不过是以前送出去的礼物的回礼时，他说那也值得，并嚷道：“这说明我有和那些大人物一样多的人情。但我是个本分的农民，而且这凭的全是我自己。我特别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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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所有的受访者都更愿意谈论收礼而不是送礼。他们常常花好几个小时列举最近参加家庭庆典的客人，回忆他们从每一个客人那里收到的确切礼金数额。对于那些成功地举办了仪式的人，礼物的总额是交谈中最热衷的话題。他们将自己收到的礼物与亲戚邻里相比，并以礼物的价值来评判某场仪式的成败。然而，一谈及送出的礼物，很少有人能提供给我详细的回答，一些人说：“随出去的礼物不值得记，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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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礼是如此荣耀，为什么村民们起先还要劳神去送礼？答案在于，他们送礼是因为他们想收礼。对大多村民而言，吸引进礼的唯一办法就是给别人送礼，别人会在互惠的义务感中回礼。除非一个人想要脱离乡村社会，否则他就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送礼收礼的循环当中。所以，收礼的荣誉给送礼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动力，如果送礼就其自身而言是荣耀的，并且人们只对送礼感兴趣，那么长此以往，由于需求的匮乏，礼物交换的网络就会越来越小。由于没有新的成员会想作为一个收礼者而加入到礼物交换游戏中，最终，生命的天然局限性就会终结这个封闭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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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收礼的期望，下岬村民在随礼上彼此攀比，而不是为送而送。人们相互攀比的是随礼圈子和关系网络的扩张，而不仅仅是在特定交换中礼物的经济价值。成功的标志是收礼的增加，而不是在送礼竞赛中任何个人的失败。这种攀比会使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卷入，而不是把失败者排除出局。因此，竞争是包容性的、建设性的、可调整的。而且，这种随礼模式与诸如夸富宴之类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夸富宴中，送礼是一对一的竞争，胜利基于个体参与者送出的礼物的价值和数额（参见Boas 1897；Codere 1950）。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在下岬，为了预期中的收礼而展开送礼竞争，是礼物交换活动越来越频繁、私人网络越来越扩张的原因。毕竟，下岬村民并不追求礼物本身，而是追求礼物能凝聚成创造的关系，即，关系网络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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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8 婚姻交换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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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重点讨论的是：经过国家的严重干预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礼物交换体系如何在过去的40年中继续得以延存。前面的章节表明，对于下岬村民，一些核心性的价值和原则，如报、关系、人情和面子依然重要，与此同时，他们还调整了他们的馈赠行为以适应影响其社区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这一章主要关注社会变迁对馈赠模式的影响，并集中讨论最普遍的礼物类型：彩礼和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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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们已经考察过世界许多地区的彩礼和嫁妆制度，但几乎从没发现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国家反复地然而却是不成功地试图限制婚姻交换实践。1949年后，新中国希望重塑仍为中国社会根基的家庭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以及与它相伴的一种全新的人生观（Davis and Harrell 1993：1-10；C.K.Yang 1965）。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婚姻彩礼制度作为特殊的斗争目标。1950年婚姻法（第2款）禁止通过婚姻索要财物，以及纳妾、童养媳；这一禁令在1980年婚姻法中得到重申（Ocko 199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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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50、60、70年代期间，对婚姻彩礼习俗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经常性的。它谴责彩礼是“买卖婚姻”，而铺张的嫁妆是“封建奢靡之风”。诸如群众教育运动和创造新式婚姻等的多种做法被用于改变婚姻模式。然而，这种种社会工程并没有打断婚姻交换的实践，却以多种新奇的方式使其发生了变形（Croll 1984；K.Johnson 1983；Parish and Whyte 1978；Siu 1993：176-80）。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以来，高额的彩礼和铺张的嫁妆又在整个中国重新兴起；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与结婚有关的花费都直线上升。1986年对中国农村的一项调查表明，1980年到1986年间村民收入增长了1.1倍，而彩礼花费却涨了10倍（《人民日报》1984；也参见Gu 1985；Qian et al.1988；Zhang and Fan 1993）。下面我们将看到，下岬村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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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地方婚姻彩礼体系是如何与国家政策互动的？最近婚事开销的激增是否表明传统模式的复兴，从而标志着以往实验的失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要介绍一些婚姻礼物的地方术语，然后考察40多年来彩礼和嫁妆内容以及彩礼消费模式的变化。接下来，我将分析新娘和新郎在婚姻交换中的积极角色并兼及新型夫妻关系在农村的发展。对婚姻交换新意义的发掘导致这样一个结论：作为对大环境中社会变迁的反应，彩礼这一习俗已从家庭间送礼的一种形式演变为家庭内部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与这一演变相应，间接的嫁妆也变成直接的嫁妆。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应，并对以前关于婚姻交换的理论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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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当地有记录婚姻交换情况的习俗，本章得以利用1950年到1993年间51桩婚事的完好材料。在下岬村和附近地区，婚姻的交涉通常会产生一种称为彩礼单的正式书面记录；在订婚仪式上，礼单一式两份地写好，记录下该婚姻中的所有实物类和现金类礼物。我很快发现，研究婚姻交换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收集彩礼单，并运用它们来描绘历史变迁（关于制作彩礼单和其他礼单的习俗，参见第3章）。因此，我收集了这51桩婚事的条目清晰的彩礼单；为了收集背景资料，还对每位当事人进行了一次结构化访谈。我与这些婚事所涉及的夫妇们复核了每一份彩礼单，以得到尽可能确切的材料。我的受访者还回忆了每一桩婚事中的嫁妆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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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民们认为所有这51个例了都具有代表性，因为它们所涉及的现金类和实物类礼物的价值处于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正如下面我要论证的，婚姻开支中的新趋势，更多地是反映在礼物类别而不是财富转移的实际数量上。个体家庭就聘礼和嫁妆进行协商已司空见惯，但他们总是按照婚姻礼物的现有类别来协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也许能说，在显示婚姻交换的结构方面，所有的订亲礼单都是“代表性的”。在我研究期间，我还发现，村民——尤其是妇女们，对于其婚事的细节，有着惊人久远的记忆力。妇女们通常能回忆起每一件订亲礼，但有时会对嫁妆的规模夸大其辞——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丈夫们总是从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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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彩礼和嫁妆：人类学概念和地方性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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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印度嫁妆制度的研究表明，礼物内容的复杂性和财富分配的不同方向是理解嫁妆习俗之本质的关键（Hershman 1981；Tambiah 1989；Vatuk 1975）。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对希腊概念prika（英语中通常译为“嫁妆”）的分析强调嫁妆的法定含义和prika之乡村用法的情境决定性之间的对比。赫兹菲尔德警告说，将法定含义套用于乡村术语存在潜在的危险，因而，“我们能尽力而为的一切，就是尝试去描述我们在其中遭遇乡村术语的情境”（Herzfeld 198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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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理解当今中国婚姻交换的性质，我们必须详细考察彩礼和嫁妆的内容，以及这些礼物的最终收受者。此外，对这一现象的共时性分析必须放置在一个历时性的情境中，而且是基于对婚姻交换的地方性术语的深入了解。因为无论是婚姻赠礼的构成还是对这些礼物的地方性认知，都会根据政治和经济发展而持续变动（参见Siu 1993）。以学术眼光对彩礼和嫁妆进行武断、抽象的定义，可能会妨碍理解地方实践中的丰富内涵（参见Comaroff 1980：9-11；Herzfeld 1980：2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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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文献中，“彩礼”这一术语通常指由新郎家向新娘家转移的财富，它使婚姻契约以及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家庭中的对于妇女的权利生效。彩礼通常被长辈用于为新娘的兄弟们准备以后的婚事。相反，“嫁妆”通常被视为新娘的财产，从娘家随身带到她自己的婚姻中来。在欧洲和亚洲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中，嫁妆是提高家庭地位或培育声誉的一项重要策略（Comaroff 1980；Goody 1973；Harrell and Dickey 1985；Schlegel and Eloul 1988；Spiro 1975；Tambiah 1973）。中国社会中，嫁妆通常由新郎送给新娘家的彩礼来补贴（Cohen 1976；Freedman 1979；McCreery 1976；Ocko 1991；Parish and Whyte 1978；R.Watson 1985），这一复杂实践被杰克·古迪描述为“间接嫁妆”（indirect dowry）（Goody 1973，1990）。以我之见，间接嫁妆是对中国社会中婚姻交换的最好刻画，然而它在中国研究领域中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但是，“新娘费”（brideprice）这个术语仍广为使用（参见Siu 1993：167；R.Watson 1981a：605）。然而，不管在用着什么样的术语，根据现有理论，从定义上而言，彩礼和间接嫁妆（由彩礼资助）显然是指新郎家和新娘家之间转移的财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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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间礼物流动的彩礼和嫁妆（或间接嫁妆）的二分法，不能确切地反映下岬村当前的实践。除了两家之间的婚姻赠礼，还存在新郎家内部的财富转移——由新郎的父母送给新婚夫妇的实物性礼物。这些礼物被村民们当作婚姻交换中的一部分，而且从60年代后期起被正式写入彩礼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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