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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体概括了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的基本内容、形式和特点。联系白族总体发展状况，按照古代社会、南诏大理国、元明清时期、近代白族的发展线索，概要梳理、分析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形成。提出研究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于为白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重要的资源性支撑和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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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层面，分析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对白族生存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大理白族传统婚俗在历史上对民族关系稳定、家族势力扩大、民族价值取向引导、伦理道德强化、审美精神塑造、生态伦理建设、父性家长制社会秩序的延续都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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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从观念、程序、礼仪、功能四个维度，将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相结合，考察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现代变迁状况，反映大理白族的价值需求、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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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的实际，分析影响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现代变迁的多重因素。凸显了大理州在城市化进程中白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与白族民众价值渴望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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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从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四个方面，分析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现代变迁，对大理白族现实发展产生的影响，以显示关注其变迁的现实意义，力求解析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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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揭示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民俗的变迁在尊重民族意愿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引导力度。建议从民族经济发展、创新婚俗礼仪、文明婚俗文化氛围和成长机制方面积极引导，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民众的民俗生活，实现民族科学、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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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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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论工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性别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知识，通过田野调查，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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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法。对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与现代变迁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大理白族传统婚俗采用档案研究法，通过查阅前期学者的资料，研究、分析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对20世纪50年代至2010年结婚的当事人进行问卷调查，在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办事处满江村民委员会下庄村进行入户调查。调查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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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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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的民族特色。本书专门针对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变迁展开研究，既不同于民俗学研究，也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婚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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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把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现代变迁研究与民族发展、现代化进程相联系进行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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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把少数民族婚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思考，前人尚无此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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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样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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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研究地点选择上有所考虑。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大都以“纯农村”为研究对象，满江村民委员会下庄村地处城乡结合处，与大理的其他众多白族乡村一样，没有更多的旅游资源可以利用。随着近些年大理市的城区不断向东扩展，下庄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变化。当地白族婚俗一方面保留有白族村落习俗的一些特征，同时又不断接受着城市婚俗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对这类带有普遍性的普通白族村落婚俗文化变迁的研究，更好地观察白族婚俗的渐变过程，从而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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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办事处满江村民委员会下庄村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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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办事处满江村民委员会下庄自然村坐落于洱海东南岸，大理州政府办公区（龙山）以东，处于城乡结合部。下庄自然村村庄占地面积530亩，所属4个农业社，村民户数976户，总人口3927人。下庄村原属大理市凤仪镇管辖，后因大理市总体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的需要，于2002年7月1日建制划归开发区。村里设有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组长，全村党员人数147人，其中35岁及以下56人，35岁以上91人，男性102人，女性45人，大专及以上学历23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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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以前，下庄村的民房、寺庙都是土坯房。寺庙破烂不堪，村庄也不大，村内垃圾乱堆。村子里原来没有学校，老师讲课就借私人的住房，读书的人有20—30人。起初只有1个老师教4个年级，就在同一个房间上课。后来学校就搬到寺庙了。学生上学每学期学费就交1—2升米，老师也不讲究。多数人家的孩子都不上学。送孩子上学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因素，二是家长的教育意识。有些人家虽然经济条件好也不一定送孩子上学，有些家庭虽然困难，但父母也坚持让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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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村中有十二三户地主，地主主要是土地占有量较多，有剥削——雇有长工、短工，放高利贷（钱、粮食）。其中一家大地主不仅本村有地，在弥渡也有土地（这些当年的地主，其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和住房还不如今天的一般老百姓）。新中国成立后，村民的阶级成分主要有贫农（有茅草房、土地少、给人做工）、雇农（有少量土地，全靠打工糊口）、中农（有地有房、自给自足）、富农（有少量土地、有牛马，有少量高利贷）、地主（土地、牛马多，主要靠雇农耕作、放高利贷）。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家的财产重点发放给贫农、雇农，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把村中的大多数地主迁到了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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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陆续有农户自愿组成互助组，主要是解决资金匮乏、请工难的问题，于是采用换工记工分的办法。在此过程中就确定了一个试点，摸索合作化形式。到1954年普及合作社，1956年全部都是高级社，村民的牛马等大牲畜折价入社，各户自己开发荒滩的土地部分仍归自己所有。互助组、合作社保持时间最长的也就一年。1957年开始搞生产队，之后就是“大跃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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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村里有了电灯。1969—1971年搞围（洱）海造田，下庄村周围都是荒滩，隔一段水才有一块地，到七八月雨水天，洱海水就淹过地。为此在洱海边筑埂阻拦湖水，填土600—700亩地。每逢雨水天就设排涝障，逐渐使荒滩变成良田，并因此扩大了下庄的村庄面积。60年代村里逐渐有了副业，主要是搞机械、建筑。70年代村庄面积只有现在村庄的1/3左右，农民收入少，村庄变化不大，只是少数几家老房翻修，也就是把院子里的这面墙做成水泥，抹上石灰。70年代中期在村北边修建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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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村里戏台木板被敲掉了一部分。后来村里请人来戏台耍魔术，戏台是木板地。戏台下面约有两米高的空间是个碾米站，可燃物较多。魔术表演结束人们也散了，没想到晚上戏台被焚烧了。戏台被焚烧后还遗存一些断墙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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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大队把村内原有较为分散的几家机械队进行组织，统一管理，出外去找活干，挣点钱。因人才数量少，队里就加大技术培养力度，由技术员带徒，逐渐培养了村内的骨干力量。为这些人后来闯市场、发家致富奠定了技术基础。1984年下庄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争论很激烈，有技术的人都希望承包，而当时干部考虑一些没技术的家庭需要帮扶，主张继续搞集体。但群众不理解，最终决定承包，于是机械队也就逐渐散伙，各自搞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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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村庄面积扩大了许多，村民经济能力增强了，民居中水泥房逐渐出现。这时建造的新房都只是两层，一是传统民俗观念还较浓郁，村民依然遵循民居不能高过本主庙的习俗，二是经济能力限制。后来逐渐突破，盖上了三四层，高过了本主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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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戏台、寺庙是村民休闲活动、文化娱乐中心。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大家都感觉戏台、寺庙破烂不堪，一些垃圾长期堆在里面，有碍观瞻。村庄土路晴天灰、雨天泥，路不好走、菜不好卖，村民都希望改变这种状况。1986年村里就组织大家集资修路。各家按人头凑钱，并组织大家到外面耍龙挣钱，获利1万元。同时又到外出打工的人家，挨家挨户要捐赠，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总共募集了十多万元。于是请了一家机械队修建了戏台、村委会办公室、菜市场、北边的小平房、村里的主要交通道路。由于工程量大，1995年施工，需耗资22万元，欠机械队七八万元，后来通过争取到一个建房指标，解决机械队长的住宅地，才抵消了欠款。通过建设，下庄村村心巷道已硬化4000米，未硬化1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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