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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代白族的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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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云南社会经济也和全国一样，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同时各民族内部又存在着脱胎于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制生产关系的多种社会经济形态。19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的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也逐渐投资于工矿业，发展了一些民族资本的工业。大理地区出现“鹤庆帮”、“喜洲帮”等民族资本组织的大商号，有些是白族资本家，主要经营进出口业。1903年英国在腾冲设立海关后，大批洋货涌入大理、下关一带，刺激了当地产品和技术的改进，尤其是缝纫机、纺织机等的输入，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大提升，促进了当地缝纫业、纺织业的发展。白族人民由此可分享更多质地更好、花样更多、色泽更艳的服饰，为服饰的推陈出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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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的发展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原来崇尚勤俭的消费观受到冲击，生活奢靡之风逐渐出现。这方面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商人们致富后的大兴土木。据杨卓然先生的回忆，在喜洲经商发展的，第一件事是起房盖屋，建造祖坟；第二件事就是“婚丧嫁娶，大摆排场，极尽阔绰的能事，认为这样就可以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此外，喜洲大商人日常生活也特别讲究享受，这种习惯迅速向普通商人、民众扩展，“成为地方的一种风气，形成不如此则为人所不齿的恶习”。[73]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商品经济社会价值观开始逐步深入白族社会生活，传统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变迁，婚俗也发生了变迁。在当时一般“民家手头现金不多，民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债。每逢婚丧嫁娶，必有各种开销，这只有通过借贷或抵押土地来实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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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婚俗自此从原来总体崇尚节俭逐渐趋向崇尚奢华，讲究排场，表现出从众趋新、喜奢弃俭的社会心理，出现了百姓虽然生计艰难，但婚嫁活动却竞相豪奢、聘礼厚重的情况。在当时既有热衷富贵而招外地人为婿，之后又撕毁婚约而诉之公堂的；也有人家因贪图钱财，不惜让自家女子做富人之妾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民风变迁十分明显。到了清末民初，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丝绸、金银成为白族地区一些人争豪比富的器物。如有的女子看见别人结婚簪珥钏环由银改用镀金，也非镀金的饰品不戴；看见别人用金玉或珠宝，也非玉石珠宝不戴了。又看见别人结婚时兴绸绉而不是棉布，也非绸绉不穿了；他人改用缎绢，又非缎绢不穿了。这种对聘礼不断翻新、求荣求贵的心理日渐浓厚，致使有的人家婚约因此而破裂。如有的“婿家而素封小康也，尚可黾勉从事，全此局面，否则必欲强为，力有未逮，而良好之婚姻率因弊俗而迫于停顿与破坏者”。这在大理白族婚俗史上，可以说是旷古未有之新变局。[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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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大理地区外出求学、经商的进步人士增多，这些人通过家信或回家探亲访友、奔丧完婚，以文章和口述的方式，不断向家乡人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鼓动当地人反对封建礼教，破除陈规陋习，使大理地区婚俗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1928年底鹤庆人黄洛峰因从小外出昆明求学，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坚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提出退婚。不料女方认为有损体面，危及门风，于是邀约族人到黄府去闹，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一时街谈巷议。青年人受到鼓舞，从此千古不变的包办婚姻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演变为一连串的抗婚事件。自由恋爱、男女私奔、逃婚离婚之事，层出不穷，“男人带女人出逃至自己家中。如果他幸运的话，经过双方父母和双方定亲父母的一段争执后，这段婚姻才被认可，两家按规矩互换礼物，这场争吵才算平息。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诱拐激怒了要脸面的女方父亲，一场追逐的闹剧就上演了。女方父亲会召集男性亲戚，挥舞着刀剑和火枪，向前猛追，沿路不断打听两人的去向，而被追的设法避开主街和要道”，出于面子等因素，民家逃婚者基本不会被抓住。[76]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此类情况还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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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文化传播和新思潮的影响，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白族青年开始倡导文明结婚，并开始出现“新式婚礼”。首先是婚礼服饰改变。把结婚时男子穿长衫马褂、女子顶红盖头、改为男子穿西装，女子穿旗袍、戴花冠披婚纱；其次是婚礼仪式改变：由传统的行跪拜礼改为宣读证书、交换饰约、行鞠躬礼、奏乐等。[77]为了适应这一新潮流，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理城内就有几家专门出租婚礼时新郎新娘穿戴的礼服、礼帽、花环、披纱等全部行头的店铺，这也为办喜事的家庭节省了开支。[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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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旅居上海的喜洲人在沪成立了喜洲旅沪同乡会。1936年，旅沪的喜洲人创办了刊物《新喜洲》，并将每期刊物寄送回喜洲，传播近代文明。受到当时国民政府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潮流的影响，喜洲兴起了一阵改良的热潮。以严子珍、尹立廷等为首的地方商绅，在喜洲成立了“改良风俗会”，提倡“集团婚礼”等新风气。喜洲等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白族地区，部分人开始接受集团婚礼的思想和形式，并于1936年5 月26日在喜洲第一次举行了集团婚礼，共有12对白族新人参加了婚礼。后来喜洲、大理、下关、凤仪等白族地区共举行了十几次这样的集团婚礼（见附录个案1）。1936年喜洲白族赵子厉在《新喜洲》第2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当时进步思潮在大理涌动。一篇是《由中国家庭改造问题说到家乡》，提出了婚姻改良的问题，强调应废除家长为年幼子女包办婚姻的制度和风俗，应征求子女的意见，或由子女自己选择，征求家长意见，然后订婚。另外是有上海生活经历的白族赵淑南女士，把上海较开化的妇女问题与当时闭塞的、封建意识浓厚的大理妇女问题相联系，写了《我所看到的妇女问题》，对当时喜洲社会包办婚姻的严重性作了分析，提倡自由婚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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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三月街”商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集市上，商品的选择很多，不论是来自沿海的商品还是来自海外的洋货，应有尽有。“鱼潭会”主要是本地商品交换，农民可以较方便地选购城里的商品，并销售手工业制品，如：刺绣、针线活、雕花家具、建筑用基石、皮货以及木制品。因为半数以上来赶会的是女性，因此商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供女性需要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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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大理白族商人本着一切从简的精神，极力提倡移风易俗，婚俗从简，倡行集体婚礼，费用由严家承担。[81]这场“新生活运动”由城市推及农村，在风俗习惯上兴利除弊，革陋习，倡新风，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这些改进国民性的主张，由于并未触及封建包办婚姻的实质和深层矛盾，治标不治本，自然半途而废。虽然这种仪式未能长久持续下去，但也体现了白族商人改良旧的社会习俗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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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理白族社会当时有大量的人口外流，受到自由婚恋观的影响，加上当时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82]民国时期的白族婚俗受到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从传统的封建、愚昧、泯灭人性，向近代自由民主、文明节俭的婚俗转变，这是近代中国思想观念转变的体现。民国时期白族婚俗虽有一些仪式上的变迁，但包办婚姻的习俗并未根本改变。这时虽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婚，但在大理白族地区的问卷中未见付诸实施。新中国成立前，大理白族主要是以举办婚礼作为结婚的正式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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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白族的婚俗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之一。由于所处的地理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差异，在形成过程中，白族婚俗文化又有多样性的表现。白族传统婚俗的形成，一是由生产发展决定，出于生存繁衍的需要、农工商经济的支撑，特别是农业社会特征明显；二是统治阶级强迫同化政策一以贯之地推进，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大批移民的先后融入，促进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汉文化传播，使汉白文化日益融合；三是南诏统一的需要与自信包容的民族心理，使白族先民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同时大理地处要塞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白族婚俗文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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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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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包含着优秀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白族民众的集体记忆和血脉渊源。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和谐为目标，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民间文化为基础，以仪式为载体，对民众进行民族价值观、荣辱观、伦理观、善恶观的教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需要以客观、礼敬的态度，汲取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古为今用，有鉴别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建设良风美俗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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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勤俭进取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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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始终在保存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以兼容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各兄弟民族乃至东南亚文化的营养，不断地融入新质，去除本民族婚俗中的陋习，促使白族不断趋向文明发展。这种不断学习、自我更新的开放态度和进取意识，是白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对今天吸收西方婚俗仪式并在价值观方面保持民族特色不无启迪。白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教育，借助传统民族婚俗活动，通过故事的讲述、史诗的诵唱、家谱的背诵传递；以婚俗中繁复的仪式、游戏等独特的文化形式，对人的自制、坚忍意志力进行锻炼。这些意志品质在物质生活日益优越的今天，是民族不断进取、实现跨越式发展必备的精神状态。[83]当代民族青年生存技能提高，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却在减少，白族婚礼仪式的精简，使一些传统智趣游戏、技艺及民族记忆逐渐淡出年轻人的生活，这就会使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缺少必要的载体。随着民族文化影响和教育的边缘化，民族的鲜明文化性格也会逐渐淡化。人的个性全面发展需要通过多彩的民族文化传承、铸就。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进行整理筛选，组合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激发青少年了解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培养民族文化自豪感，是人才培养多样化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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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传统婚俗中，无论家境贫富，在婚嫁仪式中始终秉持勤俭治家的教子准则；在亲家的选择、婚事操办中，对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尊崇有加，儒家思想也就通过白族读书人的言行广泛渗透到民间生活中，体现了白族民众共同的理性价值追求。近代以来，受商品经济的影响，白族婚俗超前消费、奢侈之风渐长，贪图享受、看重钱财的情况屡见不鲜，是对传统理性价值追求的反叛。今天，当白族民众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传统的民族进取心、勤俭习惯、对知识的尊崇等有所淡化，一些白族青年贪图享受，推崇零储蓄，缺乏进取意识和学习态度，生活奢侈、懒散怠惰成性，这将会损毁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和人的道德情操。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的白族群众，更加向往美好的幸福生活，更加需要强大的价值支撑，以把握民族未来的命运。为此需要将传统白族婚俗文化中以勤俭进取为荣的价值理念，通过仪式创新不断发扬光大，指导人们过健康向上的生活，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振奋民族勤奋进取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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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感恩孝敬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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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俗中，贯穿着感恩长辈、孝敬父母的众多仪式。孝亲敬老已经内化为白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基因。白族婚嫁过程中，通过子女对祖先、父母的跪拜，引导新人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感念长辈的关爱之情，养成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敬老助老的良好品质。在新家庭建立过程中，通过婚礼上的循循善诱，引导新人继承好的家风家教，传递孝德理念，践行孝道，培养白族青年的孝心、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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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白族婚礼的举行，需要众多的父老乡亲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在此期间，新人要一一答谢媒人、厨师、乐师、总理等人的鼎力相助。通过这种仪式行为和特定场景互动，升华个体的精神境界。让新人懂得感恩，认识到这种精神回馈的处世法则，是连接亲情、爱情和友情，使生活充满温情有序的最珍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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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白族青年，生活在各种思想观念激烈碰撞、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的时期，个体意识、自我意识较强，其行为方式和处事原则也发生了变化。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琳琅满目的商品及其无孔不入的广告，以及媒体的刺激与诱惑，使结婚比阔斗富，结婚后啃老现象逐渐增多。城市化进程中白族家庭结构、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在尊重、保留父母和子女各自生活和精神自由活动空间的同时，老人享受天伦之乐、精神慰藉的需要成为新的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孝敬父母的传统意识需要强化，传统婚仪的简化已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锻造感恩品质的功能弱化。名牌的武装、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弥补心灵的空寂与虚弱，感恩情结、爱心奉献的精神愉悦是更高层面的幸福富足。社会主义要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受，是拥有物质财富却不沉溺于物质之中，而致力于思想充实的精神追求。因此，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强化婚仪感恩、孝道教育仪式功能，引导年轻人孝亲敬老、感恩亲友和社会，把中华感恩、孝道和敬老之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形成根基雄厚、崇德向善的民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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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诚信互助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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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俗中找亲家注重人品、家风，强调本分厚道、热心助人者及其家庭，方为可靠。家教不好、家风不正的家庭，即使有权有势，也不被看好。因为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是非观念、行为规范，家风是教化的根源。淳厚家风、严格家教使人具有坚守内心原则的教养素质，是人安身立命和婚姻生活幸福的基础。以人品为重，是白族民众生活经验的总结，通过民众具体的践行而代代传承，是民族生存智慧在婚俗文化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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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婚嫁过程中，白族民众发扬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以喜悦的心情、通过自己的辛苦付出和力所能及的资助，让一对对新人圆满而顺利地完成人生重大仪式的庆典。在这种浓浓的人情味中，是乡村社会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善良、尊重和理解的人文关怀，这种古道热肠是白族先人在历经艰苦卓绝的磨炼中形成的广泛价值共识，积淀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处事原则和良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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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化的利益驱使、城市化的快节奏生活、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古老的白族乡村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有害思想观念，使社会上一些人诚信缺失、造假欺诈，以婚姻形式诈取钱财，给通婚半径日益扩大的白族在缔结婚姻中平添了风险与顾虑。白族婚俗逐渐认同了追求物质幸福的合法性，对象的选择标准，经济实力考量的比重增加；家风在变，亲情不变，结婚对象的精神和谐仍然是追求的首要标准，同时婚嫁中常常以经济富足、物质占有的数值来体现自我的价值。部分婚礼选择了酒店，使邻里互助失去了载体。人际交往和礼物交换中，物质分量重了，人的情分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劳作的繁忙、物质利益的纠葛、阶层的分化、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逐渐有所冷淡、疏远。需要通过分析和探究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功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功能调适与重建，发扬白族重品德家风、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解决全社会的文化认同问题，在深层树立起民众的基础道德，营造浓郁人情乡情的新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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