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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转引自杨政业《大理文化管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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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杨卓然：《“喜洲商帮”的形成与发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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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澳］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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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段水邨：《从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看大理近代社会的发展》，《白族学研究》1994年第4期，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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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澳］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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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大理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大理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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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同上书，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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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王积超：《人口流动与白族婚恋观之变迁》，《大理》2004年第4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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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澳］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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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大理严子珍封翁荣哀录》卷上“事略”，1949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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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新生活运动”是指1934—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运动，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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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王军、董艳主编：《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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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 第二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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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习俗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它集中体现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整个民族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不可小视的社会价值。因此，每个民族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中，都十分注意充分利用婚俗的这些功能，以实现民族政治稳定、经济联系、文化凝聚、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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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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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氏族组织尚未出现时，人类实行的是族内婚，这种婚姻模式的生物本能大于社会意义，这时的婚姻并没有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工具。但氏族出现以后，尤其是实行族外婚以后，人类婚姻便具有了这种功能。婚姻使男女两个家族建立了姻缘关系，扩大了两个家族的范围。族外婚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联姻可以成为弥补家族地位、权势、财富不足的途径，也是建立民族关系和国家、地区之间友好关系的一种互助工具。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实行的和亲政策是婚俗这种功能的最高体现。白族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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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婚盟稳定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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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以姻亲关系平息战乱、换取和平局面、稳定边疆的习俗，而且常常成效显著，大理也是如此。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王室相继与西洱河蛮、邓赕诏、施浪诏、傍诏、两爨、唐王朝上层统治集团——国王、贵族名家大姓、部落酋长等构成一系列姻亲关系，形成一个婚姻圈。他们之间既互相团结、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为了其政治上、军事上的结盟而结成婚盟关系。这种婚姻缔结习俗对团结、利用和依靠各方面力量，建立、巩固南诏的统治，增强其军事实力和加快文明进程，都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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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王朝与南诏的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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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时好时坏，其与南诏的婚姻关系史书记载不多。阮元声本《南诏野史》载：“武宣帝名隆舜，唐僖宗乾符四年即位，年二十三岁。……广明之年，唐命少卿李龟年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与南诏和亲。七月，昆仑国进美女于南诏。中和元年滇王归国。唐光启元年，滇王遣杨奇肱送公主归唐。”隆舜的父亲世隆连年发动战争，多次进攻唐王朝。当时唐朝的国力已衰弱，就派人送宗室女嫁隆舜，结婚盟，以求边境安宁。当时南诏王隆舜的清平官杨奇鲲，于公元883年奉命赴成都迎娶唐朝公主，在途中赋诗一首：“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1]诗词表露出诗人轻松、惬意的心情，也因肩负和平之旅的重任不敢耽搁，描绘出一幅政息人和的美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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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诏王室与洱河蛮的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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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王室蒙氏从细奴逻开始至舜化贞止，传13代，共254年（公元648—902年）。蒙舍诏与洱河蛮（简称河蛮，分为东洱河蛮与西洱河蛮两大部）的婚盟关系对南诏政权的建立十分重要。王本《南诏野史》建宁国：“张氏国号……传三十三世至张乐进求，一见蒙奇王有异相，遂妻以女，让位与奇王，王姓蒙，名细奴逻。”唐初，蒙舍诏势单力薄，而与蒙氏紧紧相邻、居住在白崖地区的张乐进求却对整个东、西洱河蛮都有很强的号召力，可以一呼百应。张氏与蒙氏结成婚盟关系后，张氏逊位于蒙氏，这样蒙氏不仅有指挥蒙舍诏的能力，而且还有了指挥东、西洱河蛮的能力。洱河蛮地处富裕的鱼米之乡，经济富足；人丁多，军事强盛。张氏与蒙氏的婚盟关系是蒙氏成为雄踞西南国主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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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王室蒙氏从建国之初到立国以后与河蛮一直保持婚盟关系。如阮之声本《南诏野史》载：阁罗凤的妻子为白妃，晟丰佑的妻子为渔家女等。这种婚盟关系对团结、利用乃至依靠河蛮来建立和巩固蒙氏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蒙氏统治二百余年，与唐王朝共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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