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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长制社会秩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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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白族民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尊崇母系、敬重女性的传统观念，白族妇女独当一面的家庭角色和独立的劳动者形象可以作为佐证。笔者认为在中国封建王朝影响白族地区之前和较偏远山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在洱海周围的坝区，受内地思想影响比较明显，白族传统社会父性家长制是主体，尊母赞母的文化心理仅是补充和微调，无法与父性家长制相抗衡，发挥制约作用。白族传统婚俗活动也说明了白族传统社会父性家长制的性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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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主女从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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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白族社会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作为家庭成员的基本要求与准则。白族家庭是典型的父权制家庭，一般家庭由辈分最高的男性做主，他在家庭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如父亲在整个婚事的允诺、认可、操办、司仪选择、请客人数的定夺等方面都是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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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的本主中，尽管有女性本主，各种祭祀本主的活动也不排斥妇女的参与，而且妇女还是祭祀本主的主体。但从本主神的性别数量和功能上看，女性主神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绝大部分是配神——眷属或生育神（三霄圣母、子孙娘娘、送子观音等）。“这是白族现实生活中女性社会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折射与反映。”白族的女本主神中，著名的白洁圣妃是女性偶像，在大理一些地方都将她作为本主神。她是邓赕诏主之妻，不仅美丽、聪慧，而且不畏强暴、忠于爱情，“重要的是她为夫守节、抗暴节烈的行为符合儒家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同时，从参与者角色的重要性看，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如在白族婚礼中，“莲池会”的中老年妇女是家庭祭祀本主的主要主持或担负者，但婚礼中新人到本主庙敬拜本主的任务，无论嫁娶，都由男性完成。由此可见，“白族本主神灵世界相关体系的建立，同样也遵循着现实社会的传统和规范。白族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性别观念、对妇女的偏见等，在其宗教文化的建构中同样打下了烙印、留下了痕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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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尊女卑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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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汉族思想侵染的白族也认同“早发财不如早得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白族传统婚礼几乎所有的仪式都隐含着生子的寓意。在家庭内对妇女生育都很重视，盼望人丁兴旺。家族中容不得不生男孩的妇女，更不容不会生育的妇女，民间常以“养个母鸡不会下蛋”来讥讽不孕妇女，妇女被当成性和生育工具。白族民间普遍认为“姑娘是贴钱货，白替人养”，养姑娘是“母鸡抱鸭空欢喜，猫抬猪尿一场空”。所以流传有“妇女无喉咙，说话不算数”、“母鸡做不得三牲”等说法。传统社会将男性偏好的社会向度作为对女性评价及地位的标准，将生育的性别责任凌驾并归咎于女性。这种道德标准的社会性别差异性，显示传统社会对白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价值定位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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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女性的勤劳、聪慧、独立、能干是有口皆碑的。俗话说：“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婆娘到处有”、“讨个民家婆，抵得骡子驮”。20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费茨杰拉德到大理考察，在《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白族妇女：“除了犁地这项艰苦的活由男人来做之外，女人和男人干一样的农活。女人在田间除草、锄地、插秧，还协助男人收割，并把收割来的谷物运回家里。赶集通常也是女人的事，她们背着要到集市上出售的商品到城里，在那卖上一整天，直到夜晚来临时才带着钱返回村子。已婚和未婚的女性都要从事这些工作。民家的女性非常强壮，在中国其他地方只有男人做的苦力活，她们也都干。”[32]剑川的妇女成批外出打工，吃苦耐劳，从事赶马、做生意、负重等粗活，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因此有学者认为白族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和社会角色分工不明显，似乎就能证明女性的地位不低。而这恰恰忽略了“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33]家庭成为男性免费使用和支配女性劳动力的场所。日常生活中白族妇女是“管家婆”，在衣服上常常挂着家里的钥匙。但在极有尊卑象征的饭桌排位上，根本没有家庭妇女的位置。白族社会中要求媳妇不能和公公对面吃饭，只能在厨房吃饭，只有给主桌添菜饭的权利。婚宴中男女不同席，待女客也不需“安席”，各席自行相让。这种看似随意的安排与隆重的“安席”形成明显落差，无形中流露出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女子一般无继承权，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有无子有女时，可招上门女婿，才有继承权。[34]这些规制都折射出白族女性家庭地位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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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理是文人辈出的“文献名邦”，但白族社会似乎更重视对男性的学校教育，而不是全民族男女的学校教育。在白族社会，再穷的家庭也要把男孩送到学堂里上几年学，而只有极少数富裕家庭的女性有这种机会。20世纪初大理陆续办起了4所初等女子小学校，“女子能与男子同样就学，在当时实属革新创举，而一时即成立很多的女子学校，全省各地更属罕见”。[35]到20世纪30年代“大理县城约有70％的男孩和30％的女孩就读村办学校”，[36]大多数白族女性接受的主要是家庭教育，就是学做家务。白族女孩干活的年龄有时比他们的兄长还早，自小受到的教育是要学会撑起一个家庭，要学会干所有的家务事和农活，否则将来就有可能嫁不出去，嫁出去后也要受婆婆小姑的气。受女权运动的促进，到清末民国初年，古城大理有近十名留日女生。在洱源县凤羽坝，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一家姐妹读到高中，高小毕业的女子寥寥无几，90％以上的妇女都是文盲。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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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女人做了媳妇后，在不停劳作的同时，还要接受村落、家族家庭的评头论足。[37]白族成立家庭后，通常不退婚或离婚。媳妇过了门，生为男方家的人，死为男方家的鬼。妇女均无权提出离婚的要求，俗话说：“男人不给一张纸，女人只有等到死。”丈夫有权随时休妻、可以纳妾，也有寡妇“转房”的习俗。丈夫去世，妇女得守寡扶持子女，开门立户沿袭香火。这种家庭文化一直束缚着白族妇女的身心，在白族聚居区随处可见贞节牌坊，随时可听到节妇、烈女的故事。据清《鹤庆州志》记载，元明清以来当地“节妇”就有“烈女”40人，“孝女”14人，“贞女”24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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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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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妇女从小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规范的教育，婚庆中娘家人给即将出嫁的女儿装箱，即把准备好的衣服、鞋、包头等物品装进箱柜里。并由两位事先请好的年轻已婚妇女，把用红纸包好的白云石和糖块放在箱柜的四角，称“压胸已”（压箱底）。同时家长教导女儿到婆家要顺从，无论对待来自长辈、晚辈的指责都不能回嘴。有一首民歌唱出了娘家人给女儿白云石的寓意：锦鸡叫道“洪塔塔”，你的羽毛盖身上。娘家陪嫁“白云石”，摸它它不软。俗话说白云石变软，媳妇才有答话的权利，石头怎么可能变软？实际上就是说媳妇永远不能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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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杨楠金《居家四箴》是白族伦理道德教育的代表作，它明确提出“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和乐祯祥来，乖戾祸殃至”。强调遵守敬长、事亲、从兄、尊贤等规范就是好丈夫，而妇女以服从、顺从为天职，这样就能阖家和乐，否则灾难就会降临。并且认为妇女没有发言权，如同母鸡不能啼叫一样天经地义。白族谚语就反映了“夫为妻纲”的思想，如“丈夫是头上的天，妻女是洗脚盆里的水”，“妻女是门背后的鼓，出去擂三响，进来擂三通”。说明白族传统婚俗认同家庭暴力，认为丈夫可以随便打骂妻子，丈夫打妻子如同“打泥打土”，妻子被打，既不能还手，也无处诉说，人家还夸丈夫“有汉子气概”。正如剑川白族民歌《青姑娘》所描述的：“挑水几担要计数，讨火迟回骂连声。身子打成破竹杆，胆战又心惊。”“做人媳妇受人管，天还不亮就起身。听见邻家公鸡叫，身上冷汗淋。豆豉罐上贴封条，吃点酱菜祸临身。饭甑子上记暗号，饿得头发昏。南阶打到北阶台，北阶挨打躲南坊。三天要挨九回打，如此受熬煎。”[39]新娘被迎至男方家，拜堂后，饮合枕酒，吃“狗剩菜”，也称团圆饭。吃“狗剩菜”的意思是要新娘像狗一样的顺从，不嫌家穷。“结蜡”是妇女再嫁再娶的代名词，白族社会称再嫁的妇女为“二婚猪头”[40]。语言作为民族形式的第一要素，它最为准确、生动形象地表达着民族情感、传递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信息。从这些民间俗称，也不难看出白族传统婚俗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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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歧视最隐蔽、最具有欺骗性的形式就是神化和歌颂女性。其实质是通过神化“母性”，颂扬女性无私奉献精神和顺从、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使“母职”成为女性生存的唯一意义。[41]只有女性被限制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中，才能实现两性等级关系的永久化，以保证家庭婚姻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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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生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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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观是人类自然观的组成部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基本观点。白族传统婚俗的生态观已经成为白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白族传统婚俗通过婚仪的进行，实现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群体之内的和谐以及身与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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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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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的传统婚姻习俗体现了白族先民敬仰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道法自然的和谐生态理念。力图按照人类社会在生态系统中的适当地位，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运动规律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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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敬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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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早期对各种自然现象和过程所知有限，面对广漠而变幻的自然界，充满了无知与恐惧。这一时期，人是自然的奴隶，只能被动地依赖自然而生存，只能寄希望于自然的眷顾与恩赐，于是对自然万物顶礼膜拜，相信自然万物有灵。白族本主崇拜中自然物也是人们信奉的本主，并以拟人化的形式赋予自然万物以价值主体的地位。如白族村都“把本主庙会的大青树奉为‘神树’，把花椒树奉为‘花椒娘娘’，把木兰花奉为‘龙女’等，风水树被视为神树，严禁砍伐，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风调雨顺、人宅平安、生产发展”。[42]这种“朴素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思想”，以宗教神灵的形式，深切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仰之情，渗透在白族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成为“民族地区保持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行环境教育的珍贵文化遗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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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白族婚姻观念认为，男女婚姻乃承天地阴阳之性配合而成。婚姻大事能否缔结，必须看双方五行八字的配合，力求五行相生，八字和谐。所以“合八字”在传统白族婚俗中是非常重要的仪式，是一种根据天干地支推命的方法，分析男女双方所行的各种运气节律有无严重的冲克等，由此推导出两人的婚姻生活吉凶，并对此提出合理化建议。它综合了传统成婚过程中的问名和纳吉，是白族“天作之合”的婚姻观的集中反映，表明白族对天意的敬仰与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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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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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人民在与自然接触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一些自然特性，对动植物某方面的超强自然力十分崇拜，就非常希望人具有类似的能力，避免灾祸不幸的发生。在这种意愿的驱使下，经过千百年的积淀，白族借助各种自然物，逐渐形成一套避邪文化。在白族婚庆中，就会采用各种物件辟邪。如利用植物、食物、动物、器具等避邪，常有火、石灰、松、鱼、花瓶、升斗与谷豆、墨镜和镜子、青刺枝、桃弓柳箭、篙香、篙子水、葛蒲、艾枝、彩帕、红线、松明子等，驱赶隐伏在屋内的各种凶神，借助自然物件的神秘力量来保佑人的平安。另外就是用图像避邪。针对“邪”的不同类型，所使用的避邪图像也有所不同。为了避免“魑魅”进入居住空间，白族民居建筑首先在大门运用门神、狮子、大象、蝙蝠、鹿马、龙凤、麒麟、篙香等图像避邪。墙体外围运用彩绘的各类避邪装饰图像和瓦当、泰山石敢当、偷鸡神、独角兽（瓦猫）、陶鸡等图像构成民居外部的驱避保护体系。屋内家具陈设上都有避邪图像，厨房内要贴奏善堂（灶君），二楼明间的祖坛上的图像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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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婚俗中，茶叶文化浸透在白族说媒到举行婚礼的过程中。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茶是聘礼必备之物，有所谓“三茶六礼”之说。聘礼除了实用以外，还讲究其象征意义。茶一方面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另一方面还由于茶的生物学特性，被人们赋予了文化内涵。如茶的繁殖以种子为主，移栽就难以成活，故在聘礼和婚礼中，茶的使用象征着新人对爱情的坚贞不移，尤其隐喻着妇女从一而终的道德观念；其次，茶籽多数，象征着多子多福；由于茶树是常绿植物，白族语中“茶”和“长”为谐音，白族聘礼中用“茶”的谐音含有婚姻亲事“长久”之意，用来象征婚姻美好、长久，家族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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