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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礼记·乡饮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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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付小平：《藏礼于器——中国餐具的礼仪教化功能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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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 第三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现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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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发展受变迁法则支配，它是一个不间断的动态过程。同时民族的发展总是处在一定的时点上，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在横向上呈现量的扩展，体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等方面的全面发展。[1]为了较为客观地反映和探究现代大理白族婚俗文化的变迁，本书以新中国成立前大理白族结婚人群作为传统样本，以十年为一个时期进行统计，重点与改革开放后结婚人群进行比较。调查主要在大理州范围发放问卷640份，问卷调查分布的具体情况：一是在大理州范围内，洱源100份、祥云60份、剑川60份、鹤庆60份、云龙60份；二是在大理市对来自大理州范围的农村白族的抽样，主要是通过在大理市六家中小企业、超市发放问卷100份；三是在大理市郊区农村，主要在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办事处发放问卷150份、大理镇龙康村公所发放问卷50份。重点在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村委会下庄村进行入户深度访谈，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本书的写作、思考提供实证资料。调查采用半封闭式，有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问卷调查时间从2008年8月至2010年4月，最后收回604份，回收率为94.4％。有效问卷为572份，样本的有效率为94.7％。所获数据资料，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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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基本情况是：白族占调查总数的93.7％，其他民族占6.3％。调查对象涉及20世纪50年代至2010年结婚、大理州范围内的白族群众，以改革开放后结婚的人群为调查的重点，占调查对象的60.32％（详情见附录表3.1），其中男性308名，占总数的53.85％；女性264名，占总数的46.15％。从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调查总数的23.07％，具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占调查总数的66.26％，大专及以上的占10.62％（见附录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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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新中国将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写进了《婚姻法》，为大理白族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船，为大理白族提升婚姻生活质量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使白族婚俗文化发生了变迁。为了便于分析这种变迁，本书主要着力于纵向比较，从白族传统婚俗观念变迁、传统婚俗程序或制度变迁、传统婚俗礼仪变迁、传统婚俗功能变迁等四个方面，考察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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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观念文化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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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乃看法、思想，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2]白族在恋爱婚姻观念方面的变迁是恋爱婚姻作为客观事物变迁，经过人们思考的结果和反映。本书从白族传统婚俗观念的继承、弱化、新价值观确立三个层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大理白族传统婚俗观念的变迁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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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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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价值观具有一般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特点。作为深层次的文化，并不会随时代变迁迅速变化，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传承，逐渐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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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价值观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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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以家为出发点来维系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时至今日，白族家庭生活的自然亲情仍然受推崇。调查中访谈者大多数都将家庭和睦作为评价幸福的标准，传统的家庭和谐观念是幸福感最直接的来源。虽然大理州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现代家庭模式的嬗变，但千百年来白族对家的依恋与亲和要求、对人的归宿感的追求依然浓烈，心理需要的满足对幸福感产生极为显著的作用。传统的幸福观，依托传统白族婚俗仪式的进行，仍然是白族人的主流价值观。从传统的安床、订喜被等仪式的保留，到本主庙求子或婚礼仪式中祝福新婚夫妻多子多孙的吟唱多项内容，可以看出传统的长寿多子的幸福观和对生命的渴望；从白族新婚夫妇早起清扫庭院、挑水做饭的习惯依旧，说明勤劳致富的价值引导没有改变；祈福驱邪的传统仪式照常进行，表明白族传统的“平安是福”的观念仍然延伸。茶依然是聘礼的重要物件，依然是人际交往的媒介，追求人际和谐、婚姻和谐传统观念仍然是主流。新娘梳头仪式、认亲、婚宴打包等充分体现白族和谐发展智慧的习俗仍然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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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多数婚礼仍然在乡村院落举办，靠亲朋互助完成，浓浓的人情味还是白族乡村婚礼的特点。白族婚嫁过程始终接受家族和亲戚的帮助（出工、出钱），也要在适当时候帮助别人，这种乡村社会互助的典型形态依旧。白族婚俗重社会关系建构的传统依旧。大理白族举办婚事是一次人缘、社会关系的总结。办事时要借桌椅、请师傅，主人家人缘好大家都会鼎力相助。经常进行人情来往走动是保持社会脸面、维持社会生存的基本。这种“熟人社会”里通过血缘、姻缘、地缘、业缘等构建稳固的关系网，不断通过婚事的操办、宴请得到巩固，在礼物交换中形成了人际交往的互惠循环圈。张锡禄讲：“白族婚礼请客往往是有请必到。如果不爱去做客，以后全村人都知道，他家有红白喜事就没人去了。民家俗话说‘只要人情在，顶着锅去卖’，宁可穷得卖锅，也要有人情。老百姓常说‘天天请客不穷，日日做贼不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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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办婚事的超前消费依然明显。白族平时省吃俭用，但婚嫁基本都要大操大办。无论是彩礼、嫁妆、宴席规模，还是迎亲工具、新房布置，都要紧跟时尚。如照彩色婚纱照，20世纪90年代一套婚纱照500—1000元，2000年以后一套婚纱照要2000—8000元。与同时期大理州城乡人民收入相比，90年代中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00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091元（见附录表4.2），基本是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操办婚事的超前消费也依然明显。如20世纪50年代在白族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仅50—500元时，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约为200—2000元，相当于结婚当事人4年现金收入的总和。20世纪60年代移风易俗不请客，后期人民生活水平低，结婚也勤俭办理，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基本在300—5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00—5000元。70年代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基本为10—1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600—5000元。80年代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为300—30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000—10000元。90年代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为500—4000元，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1500—20000元。2000年后结婚当事人现金年收入为500—10000元时，筹办婚事各项现金开支一般为7200—85860元（见附录表3.10、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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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对人们接受新观念会产生一定的过滤作用，这种作用因受众的社会阅历、文化程度而呈现差异性。对婚姻习俗的遵从程度，也是婚姻相关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尽管法律将领结婚证视为合法婚姻，而民间仍持双重标准；虽然在结婚当事人新婚服饰和对象的选择上，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发言权，但即便提亲也要临时找个媒人，说明传统心理仍然在影响当代白族的谈婚论嫁，选择佳期要看八字等习惯仍然保留，订婚、要彩礼、办嫁妆、讲究婚期红火排场、大摆宴席、收贺回礼等习俗仍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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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择偶标准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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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喜好，往往最能直接反映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择偶作为婚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前提，直接反映婚姻价值取向。择偶标准是择偶的条件和依据，是个体婚姻动机的具体体现，通过考察民族评价标准：认为什么样的人值得追求和相处、可以相处，它既能反映传统观念——对家族血缘延续、生产能力的重视，也能体现婚姻当事人的审美观、价值观，表露文化传统的影响程度，刻画出所属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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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在择偶标准方面，白族始终都很重视个人的人品条件、健康状况和文化学识。如附录表3.3所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传统的“门当户对”择偶标准中，重视人品（父母和本人）、关注身体健康状况比较明显。在新中国成立前，白族青年无婚姻权，一切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在择偶标准方面，白族始终都很重视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人品条件，不能有遗传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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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总体上多数人选择政治上有追求、生产上有体力有能力、生活中会体贴的人，仍是以满足婚姻家庭两种生产的需要为主。民间认为找对象是“施肥不如选种”，身体健康是底线，强调男人健康是干农活、繁衍后代的基础条件，女子身体好才能支撑生养后代的责任，在农耕社会以种的繁衍为目的的婚姻价值观十分明显。传统有上进心、有文化的择偶标准，在新中国成立后具体化为政治面貌和职业选择，而对个人的相貌关注度不高。如在凤羽，女方选男，要求忠厚老实、勤耕苦作，认为“手捏锄头把，犯法也不大”。有的要选能读书的，以后可以当干部。有的老人说：“找个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的人，生活安定，地位清高。”有的想嫁驾驶员，图来往搭车方便；有的要嫁解放军，做光荣军属；有的想嫁工人，认为工人没有农民苦；有的想嫁地方干部，公余可耕地，公私兼顾。女方选男，也是各有所取。[4]由此不难看出，大理白族传统的择偶标准，占首位的是“身体健康”；其次是人品，包括对方父母和对方本身。男方要求“贤妻良母”，女方则要找“党团员”、“军人英雄”；再次是家庭背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主要是看家庭出身；然后考虑的依次是对象的性格、相貌、年龄等因素。这表明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对当事人思想素质的影响较大，在择偶标准上白族具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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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主要还是以手工劳动挣饭吃，身体条件作为考察的基础性条件未改变，明显的变迁是重视综合考察个人各方面的条件。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学历者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政治意识明显淡化。找对象首选的仍是身体健康——满足生存需要，其次是人品——满足安全需要，然后是性格——满足沟通需要，之后依次是年龄和相貌——满足审美需求的因素。而90年代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增多，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逐渐弱于性格、人品。多数人选择有上进心、有能力、生活中会体贴的人，无论男女，很多人认为“只要人好就行”，重视对方家庭背景和条件分量也有所增加。也有少数人追求金钱，见异思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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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总体上选择标准更趋全面，更注重情感和实际。这表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大理白族地区的比重逐渐下降，白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基本生存不成问题，所以更高更多的需求在择偶标准中显现。同时也是当事人对结婚意义的认识有一定变化，结婚不仅是生存、繁衍、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更是情感交流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总体向个体幸福需求转变。毕竟任何一桩婚姻的达成都有某种交换的存在，包括情感、生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交换。总体以传统择偶标准为基础，并逐渐向多方面需求延伸。这种认识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白族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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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价值观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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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弱化，主要通过婚姻当事人对本主的信奉程度、对神性的认同度得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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