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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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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信仰总是受一定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影响。白族历史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族成员对待世界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认识视角，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验教训的积淀，源自内心自发的需要，是社会中民众的真实要求。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社会信仰从原有的相对单一向多样方向转变，信仰的分层化现象比较明显。同一地区、同一群体的人们也因发展的不同而过着不同层次的精神生活。[5]伴随这种社会差异性的出现，在所调查的不同年龄组之间价值观有差异，在同一阶层的同一代人中间也有差异，说明价值观不仅是变动的，而且出现了多样化趋势。据调查，改革开放后的结婚当事人都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在对本主的跪拜过程中，不再像先辈那样虔诚，对宗教仪式的敬畏感有所降低。一般仅局限在特定婚嫁场合跪拜，节庆祭拜的主要是40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尤其是男性虽然认同本主，但很少跪拜，主要是觉得不好意思，怕被人认为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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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地区信教的群体性、年龄差异性比较明显。一般来看，中老年人中男性多参加道教的洞经会、女性多参加莲池会，还有一些不完全归属宗教的，如家族信仰、图腾崇拜、白族的本主崇拜等。这些信仰已经深深融化在民族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时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价值选择。随着社会对民间社会信仰的宽容与弘扬，民间信仰的影响力有所扩大，有助于增进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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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日常生活中，本主崇拜的传统依然保留，形成了白族善恶美丑的心理定式和良好的道德规范。白族常借本主之名教育后人积极向上。这些不成文的教义在本主崇拜的传承中，又融进了时代的道德观、价值观，成为“村规民约”，为人们所遵守。[6]白族的本主庙大多建在村中，凡是民家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起房建屋、升官发财、出门远游、灾祸疾病等，都要到本主庙中磕头献祭，祈求本主神保佑，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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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性影响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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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八字”的影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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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传统婚俗中，“合八字”是缔结婚约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双方缔结婚约意愿的达成。考察对“合八字”行为的遵从度，可以分析出传统婚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影响程度，以此进一步了解婚姻当事人是否具有明确的婚姻自主意识，是相信或借助“天命”来保佑和实现婚姻幸福，[7]还是认为自己能掌握婚姻的心理。在回答“找对象请人看过八字吗”时，20世纪80年代以前“合八字”的人占一半以上，而没有“合八字”的占20％—45.45％。改革开放后发生明显变迁，“合八字”的人下降为36％—48％，而没有“合八字”的人上升为一半以上（详情见表3.6，个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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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八字不合，是否会对结婚当事人最终选择对象产生影响呢”？在1980年以前结婚者回答“未考虑过”为0，笔者分析，当时父母包办占相当比重，如果八字不合就不会有婚约。“影响不大，但会考虑”与“影响大，会重新选择”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大体相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回答“影响大，会重新选择”的比重逐渐减小，从50年代的30％下降为2000年以来的4.65％，下降幅度较大。改革开放后，“未考虑过”的人群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立足于自身感情、价值认同选择对象而非相信“天意”被动的人群明显增加。同时，由“合八字”习俗对当事人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合八字”的影响呈逐渐递减趋势，但“影响不大，但会考虑”的比重仍占调查人群的51％，说明白族中仍有相当比重的人对“合八字”持肯定的态度，这表明“合八字”的传统婚俗对白族择偶心理仍有一定影响，相信“缘分”和“天意”之间联系的人还有相当比重（详情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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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今天“合八字”习俗虽然存在，但它不再是白族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条件下必经的程序，而仅为成婚能否顺利进行的辅助条件，这一习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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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择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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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民族、地区的嫁娶习俗，选择什么季节、吉日婚嫁，反映了该民族的社会心理。[8]在大理白族地区，结婚日期的选择是比较讲究的，民家认为结婚这一天选好了，以后会事事顺利、家庭美满、人丁兴旺。男女双方选择的吉日多在农历十月至第二年春节前后这段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时处农闲，大家有时间参加婚礼；另外从经济方面考虑，这段时间正好是秋收之后不久，家中经济条件比较宽裕，有能力操办婚事。同时，民家一般选双月双日，且嫁娶月份一定不能犯男女双方的属相忌讳，一般忌讳7—8月。通过调查对比选择良辰吉日的依据，改革开放前主要就是看双月双日和看八字。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白族的非农化比重增加，空闲时间不一致，因此选择“有空闲、方便和节庆”的比重增加，但看双月双日和看八字的习俗仍然是主要的。因为结婚选日子求吉利、喜庆的心理是主要的，人们都想找一个有意义或喜庆热闹的日子举行婚礼，所以“看八字”这种传统“佳期”、“吉日”的选择办法仍然是满足人们这种心理需求的重要依据，因而看八字的比重，到2000年后结婚人群中仍占40％（见附录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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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择期依据有所变迁但变迁不大，究其原因，同结婚选日子的决定权有很大关系。如附录表3.9所示，在择期问题上父母一直都有较大的决定权。因为在婚事的操办上，大多数白族家庭是父母承担较多费用甚至全部费用。结婚当事人因年轻，收入和积蓄都不多，往往需要父母支持，以减轻结婚开支对婚后生活的压力，这从表3.10和表3.18的对比中也可看出，结婚开支对婚后生活没有影响的人，大部分是父母资助、家庭条件较宽裕。如改革开放前50年代结婚当事人的年收入不到100元，而仅办婚事的开支就约有500元。这一点在“你结婚选日子主要是由谁做决定”的选项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的认证。虽然《婚姻法》已经于1950年颁布实行，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理白族地区，传统习惯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50年代婚姻仍然不自由，基本是父母做主，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吉日的占54％的绝对优势。从60年代开始父母与子女协商、自己决定的比重逐渐加大，约占总数的71％，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下降为约28％。70年代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接近52％，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重约为17.95％，子女自己决定的接近30％。改革开放后80年代由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仍占53％，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重上升为37.5％，子女自己决定的下降为9.09％，但父母与子女协商和子女自己决定的比重之和，与70年代基本持平。而到90年代，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首次降到约37％，子女自己决定和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例也达到历史新高的64.28％。2000年后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约为45％，子女自己决定和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例也达到55％。这说明在“请期”上，婚姻当事人自主的话语权随着社会进步也在增长，同时尊重父母的建议仍然是重要的因素。对“黄道吉日”习俗的遵从，很大程度上是从自身利益来考虑的。由此不难看出，传统婚俗通过家长在各种细节问题上的影响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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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道德观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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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青年恋爱仍秉持不在长辈面前、公共场所过于亲热的习俗，同时婚姻忠诚度、贞洁观有所松动，对孝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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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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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从原来普遍容许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到逐渐只容许婚前性关系，近代发展到仅较偏僻山区还保留一定程度的性自由（如剑川西山、大理西罗坪山一带的“采百花”风俗[9]），以及特定节庆容许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如“绕三灵”）。它既反映了道德的民族性特点，也表明性道德作为白族生活方式中用以处理两性关系的基本观念和准则，是白族“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口生产的实际需要。同时随着科学和文明的提高，而提出相对一致的性道德准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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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婚姻法》在白族地区的广泛宣传、贯彻，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民心，特定节庆的性自由也逐渐不再被白族民间所推崇。崇尚贞洁、相互尊重和忠诚，成为民众普遍认同的婚姻价值观。如凤羽男方选女，首先要求贞操。多数人都反对在恋爱中的越轨行为，要求严格区分恋爱与结婚的差别，认为恋爱的朋友绝不等于夫妻。“在凤羽，对不守贞的姑娘，称为‘半边姑娘’、‘残次品’不是原装货，只能削价处理。对那些一时感情冲动，失于检点，以致被始乱终弃的人，为人所不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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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社会控制的放开，社会包容度不断扩大，婚前性关系也逐渐被当作个人的隐私，社会舆论压力减弱。恋爱期间保持亲密的性关系已经不再是个别情况，贞洁观念开始逐渐淡化。在调查中认为“两性结合是结婚的确认形式”的观点出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结婚的人群中，虽然不到总数的12％，但说明“性自由”观念也对白族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见附录表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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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不仅具有生命延续、性满足的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夫妻双方相互的责任和义务，是对伴侣的道德承诺与规制。白族传统以贞洁为荣、以忠诚为美的婚姻道德观仍是白族社会的主流，也有部分人受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影响，将爱情神话，片面强调个人的喜好和情感的满足，忽视对婚姻的责任与子女教育、抚养的义务；似乎只要给予家人经济上的资助就是尽责，忽略了对婚姻、家庭、子女的情感投入和经营。有的人以“婚外恋”、“一夜情”来体现自身魅力并以此为荣，暴露了婚姻价值观的模糊与荣辱观的颠倒。如果这种风气像病毒一样蔓延，就会败坏党风、民风，任其发展就会腐蚀人的心智，造成民族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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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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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婚姻和家庭的伦理道德是在以孝道为主的家庭伦理观念下发展而来的，婚姻的缔结对子孙不绝、香火永旺的需要高于个人的情感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文化鼓励、支持、赞许和期望有情人结成眷属，为两性和谐的婚姻质量提高奠定了社会基础。虽然白族婚姻构成的家庭仍旧履行着生养后代的人类延续之任务，蕴含多子多福的传统仪式仍然进行，但传宗接代已经不再是缔结婚姻的唯一目的。因此，对孝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传宗接代。传统的孝道意识随着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结构、功能变迁逐渐改变。从结婚当事人对象选择和择期的决定问题上，“合八字”的影响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尊重和听从父母意愿、感恩父母的表现。尽管自由恋爱是主流，但父母考察的意见仍然重要。父母考察儿媳妇主要看操持家务的能力，如做饭时男方父母就会看似随意地请女子帮助舂花椒。如果花椒舂撒了，就认为这个人泼泼洒洒搞不成；如果舂得慢，就认为女子做事不麻利、手脚不灵活。要有节奏而不泼洒的女子才是能干的人。考察姑爷主要看男子的体能，主要看劈柴劈得好不好。随着炊具的电器化程度提高，考察的形式也逐渐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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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结婚当事人都表示让老人过得开心就是孝。在婚俗活动中，即便有的年轻人不理解仪式的内涵与象征，不喜欢仪式的安排，但出于尊重老人或祈求喜庆和幸福的愿望，也被动地听从、服从传统白族婚俗的礼仪和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表达、建构传统的感恩思想和孝文化，促使当事人不断反省自己的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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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婚俗中依然保留着跪拜礼。跪拜礼通过跪拜者与受拜者体位的高低，将“礼”的要义——自卑而敬人、敬天的“敬”之心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跪拜者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才能真正体会敬重的精神状态。通过一次次的祭拜祖先仪式，这种量的不断积累、变化，使孝道内化生成。而在受访的结婚当事人中，一半以上的结婚当事人都对传统婚仪的程序表示习惯，但也感觉太累。2000年后结婚的当事人，认为仪式过于烦琐的增至15％，不习惯、感到难以忍受者达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的祭拜仪式对当事人产生孝敬的教化影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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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价值观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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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幸福为目标，建构社会主义新的价值理念。与人民幸福密切相连的新的婚姻价值观也逐渐确立，在此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博弈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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