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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喜好，往往最能直接反映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择偶作为婚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前提，直接反映婚姻价值取向。择偶标准是择偶的条件和依据，是个体婚姻动机的具体体现，通过考察民族评价标准：认为什么样的人值得追求和相处、可以相处，它既能反映传统观念——对家族血缘延续、生产能力的重视，也能体现婚姻当事人的审美观、价值观，表露文化传统的影响程度，刻画出所属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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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在择偶标准方面，白族始终都很重视个人的人品条件、健康状况和文化学识。如附录表3.3所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传统的“门当户对”择偶标准中，重视人品（父母和本人）、关注身体健康状况比较明显。在新中国成立前，白族青年无婚姻权，一切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在择偶标准方面，白族始终都很重视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人品条件，不能有遗传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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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总体上多数人选择政治上有追求、生产上有体力有能力、生活中会体贴的人，仍是以满足婚姻家庭两种生产的需要为主。民间认为找对象是“施肥不如选种”，身体健康是底线，强调男人健康是干农活、繁衍后代的基础条件，女子身体好才能支撑生养后代的责任，在农耕社会以种的繁衍为目的的婚姻价值观十分明显。传统有上进心、有文化的择偶标准，在新中国成立后具体化为政治面貌和职业选择，而对个人的相貌关注度不高。如在凤羽，女方选男，要求忠厚老实、勤耕苦作，认为“手捏锄头把，犯法也不大”。有的要选能读书的，以后可以当干部。有的老人说：“找个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的人，生活安定，地位清高。”有的想嫁驾驶员，图来往搭车方便；有的要嫁解放军，做光荣军属；有的想嫁工人，认为工人没有农民苦；有的想嫁地方干部，公余可耕地，公私兼顾。女方选男，也是各有所取。[4]由此不难看出，大理白族传统的择偶标准，占首位的是“身体健康”；其次是人品，包括对方父母和对方本身。男方要求“贤妻良母”，女方则要找“党团员”、“军人英雄”；再次是家庭背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主要是看家庭出身；然后考虑的依次是对象的性格、相貌、年龄等因素。这表明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对当事人思想素质的影响较大，在择偶标准上白族具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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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主要还是以手工劳动挣饭吃，身体条件作为考察的基础性条件未改变，明显的变迁是重视综合考察个人各方面的条件。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学历者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政治意识明显淡化。找对象首选的仍是身体健康——满足生存需要，其次是人品——满足安全需要，然后是性格——满足沟通需要，之后依次是年龄和相貌——满足审美需求的因素。而90年代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增多，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逐渐弱于性格、人品。多数人选择有上进心、有能力、生活中会体贴的人，无论男女，很多人认为“只要人好就行”，重视对方家庭背景和条件分量也有所增加。也有少数人追求金钱，见异思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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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总体上选择标准更趋全面，更注重情感和实际。这表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大理白族地区的比重逐渐下降，白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基本生存不成问题，所以更高更多的需求在择偶标准中显现。同时也是当事人对结婚意义的认识有一定变化，结婚不仅是生存、繁衍、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更是情感交流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总体向个体幸福需求转变。毕竟任何一桩婚姻的达成都有某种交换的存在，包括情感、生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交换。总体以传统择偶标准为基础，并逐渐向多方面需求延伸。这种认识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白族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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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价值观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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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弱化，主要通过婚姻当事人对本主的信奉程度、对神性的认同度得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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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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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信仰总是受一定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影响。白族历史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族成员对待世界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认识视角，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验教训的积淀，源自内心自发的需要，是社会中民众的真实要求。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社会信仰从原有的相对单一向多样方向转变，信仰的分层化现象比较明显。同一地区、同一群体的人们也因发展的不同而过着不同层次的精神生活。[5]伴随这种社会差异性的出现，在所调查的不同年龄组之间价值观有差异，在同一阶层的同一代人中间也有差异，说明价值观不仅是变动的，而且出现了多样化趋势。据调查，改革开放后的结婚当事人都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在对本主的跪拜过程中，不再像先辈那样虔诚，对宗教仪式的敬畏感有所降低。一般仅局限在特定婚嫁场合跪拜，节庆祭拜的主要是40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尤其是男性虽然认同本主，但很少跪拜，主要是觉得不好意思，怕被人认为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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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地区信教的群体性、年龄差异性比较明显。一般来看，中老年人中男性多参加道教的洞经会、女性多参加莲池会，还有一些不完全归属宗教的，如家族信仰、图腾崇拜、白族的本主崇拜等。这些信仰已经深深融化在民族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时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价值选择。随着社会对民间社会信仰的宽容与弘扬，民间信仰的影响力有所扩大，有助于增进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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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日常生活中，本主崇拜的传统依然保留，形成了白族善恶美丑的心理定式和良好的道德规范。白族常借本主之名教育后人积极向上。这些不成文的教义在本主崇拜的传承中，又融进了时代的道德观、价值观，成为“村规民约”，为人们所遵守。[6]白族的本主庙大多建在村中，凡是民家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起房建屋、升官发财、出门远游、灾祸疾病等，都要到本主庙中磕头献祭，祈求本主神保佑，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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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性影响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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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八字”的影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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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传统婚俗中，“合八字”是缔结婚约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双方缔结婚约意愿的达成。考察对“合八字”行为的遵从度，可以分析出传统婚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影响程度，以此进一步了解婚姻当事人是否具有明确的婚姻自主意识，是相信或借助“天命”来保佑和实现婚姻幸福，[7]还是认为自己能掌握婚姻的心理。在回答“找对象请人看过八字吗”时，20世纪80年代以前“合八字”的人占一半以上，而没有“合八字”的占20％—45.45％。改革开放后发生明显变迁，“合八字”的人下降为36％—48％，而没有“合八字”的人上升为一半以上（详情见表3.6，个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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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八字不合，是否会对结婚当事人最终选择对象产生影响呢”？在1980年以前结婚者回答“未考虑过”为0，笔者分析，当时父母包办占相当比重，如果八字不合就不会有婚约。“影响不大，但会考虑”与“影响大，会重新选择”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大体相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回答“影响大，会重新选择”的比重逐渐减小，从50年代的30％下降为2000年以来的4.65％，下降幅度较大。改革开放后，“未考虑过”的人群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立足于自身感情、价值认同选择对象而非相信“天意”被动的人群明显增加。同时，由“合八字”习俗对当事人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合八字”的影响呈逐渐递减趋势，但“影响不大，但会考虑”的比重仍占调查人群的51％，说明白族中仍有相当比重的人对“合八字”持肯定的态度，这表明“合八字”的传统婚俗对白族择偶心理仍有一定影响，相信“缘分”和“天意”之间联系的人还有相当比重（详情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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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今天“合八字”习俗虽然存在，但它不再是白族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条件下必经的程序，而仅为成婚能否顺利进行的辅助条件，这一习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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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择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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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民族、地区的嫁娶习俗，选择什么季节、吉日婚嫁，反映了该民族的社会心理。[8]在大理白族地区，结婚日期的选择是比较讲究的，民家认为结婚这一天选好了，以后会事事顺利、家庭美满、人丁兴旺。男女双方选择的吉日多在农历十月至第二年春节前后这段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时处农闲，大家有时间参加婚礼；另外从经济方面考虑，这段时间正好是秋收之后不久，家中经济条件比较宽裕，有能力操办婚事。同时，民家一般选双月双日，且嫁娶月份一定不能犯男女双方的属相忌讳，一般忌讳7—8月。通过调查对比选择良辰吉日的依据，改革开放前主要就是看双月双日和看八字。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白族的非农化比重增加，空闲时间不一致，因此选择“有空闲、方便和节庆”的比重增加，但看双月双日和看八字的习俗仍然是主要的。因为结婚选日子求吉利、喜庆的心理是主要的，人们都想找一个有意义或喜庆热闹的日子举行婚礼，所以“看八字”这种传统“佳期”、“吉日”的选择办法仍然是满足人们这种心理需求的重要依据，因而看八字的比重，到2000年后结婚人群中仍占40％（见附录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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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择期依据有所变迁但变迁不大，究其原因，同结婚选日子的决定权有很大关系。如附录表3.9所示，在择期问题上父母一直都有较大的决定权。因为在婚事的操办上，大多数白族家庭是父母承担较多费用甚至全部费用。结婚当事人因年轻，收入和积蓄都不多，往往需要父母支持，以减轻结婚开支对婚后生活的压力，这从表3.10和表3.18的对比中也可看出，结婚开支对婚后生活没有影响的人，大部分是父母资助、家庭条件较宽裕。如改革开放前50年代结婚当事人的年收入不到100元，而仅办婚事的开支就约有500元。这一点在“你结婚选日子主要是由谁做决定”的选项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的认证。虽然《婚姻法》已经于1950年颁布实行，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理白族地区，传统习惯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50年代婚姻仍然不自由，基本是父母做主，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吉日的占54％的绝对优势。从60年代开始父母与子女协商、自己决定的比重逐渐加大，约占总数的71％，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下降为约28％。70年代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接近52％，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重约为17.95％，子女自己决定的接近30％。改革开放后80年代由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仍占53％，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重上升为37.5％，子女自己决定的下降为9.09％，但父母与子女协商和子女自己决定的比重之和，与70年代基本持平。而到90年代，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首次降到约37％，子女自己决定和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例也达到历史新高的64.28％。2000年后父母决定和父母请算命先生决定的比重约为45％，子女自己决定和父母与子女协商的比例也达到55％。这说明在“请期”上，婚姻当事人自主的话语权随着社会进步也在增长，同时尊重父母的建议仍然是重要的因素。对“黄道吉日”习俗的遵从，很大程度上是从自身利益来考虑的。由此不难看出，传统婚俗通过家长在各种细节问题上的影响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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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道德观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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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青年恋爱仍秉持不在长辈面前、公共场所过于亲热的习俗，同时婚姻忠诚度、贞洁观有所松动，对孝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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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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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从原来普遍容许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到逐渐只容许婚前性关系，近代发展到仅较偏僻山区还保留一定程度的性自由（如剑川西山、大理西罗坪山一带的“采百花”风俗[9]），以及特定节庆容许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如“绕三灵”）。它既反映了道德的民族性特点，也表明性道德作为白族生活方式中用以处理两性关系的基本观念和准则，是白族“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口生产的实际需要。同时随着科学和文明的提高，而提出相对一致的性道德准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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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婚姻法》在白族地区的广泛宣传、贯彻，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民心，特定节庆的性自由也逐渐不再被白族民间所推崇。崇尚贞洁、相互尊重和忠诚，成为民众普遍认同的婚姻价值观。如凤羽男方选女，首先要求贞操。多数人都反对在恋爱中的越轨行为，要求严格区分恋爱与结婚的差别，认为恋爱的朋友绝不等于夫妻。“在凤羽，对不守贞的姑娘，称为‘半边姑娘’、‘残次品’不是原装货，只能削价处理。对那些一时感情冲动，失于检点，以致被始乱终弃的人，为人所不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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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社会控制的放开，社会包容度不断扩大，婚前性关系也逐渐被当作个人的隐私，社会舆论压力减弱。恋爱期间保持亲密的性关系已经不再是个别情况，贞洁观念开始逐渐淡化。在调查中认为“两性结合是结婚的确认形式”的观点出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结婚的人群中，虽然不到总数的12％，但说明“性自由”观念也对白族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见附录表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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