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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彩礼，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集中反映在彩礼的归属和使用上。一般归女方自己或归小家庭，女方往往利用男方彩礼的货币部分去购置嫁妆中所需的物品，通过这样的变通减少开支，同时实现双方父母积蓄的代际转移。这种变迁是白族传统婚姻习俗变迁中一种变相的延续。只有一部分归女方父母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彩礼的意义仍然具有聘娶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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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白族传统婚俗，聘礼是男方家送给女方家的，是对女方家出嫁女儿后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子嫁到男方家也就成为男方家财产的一部分。而至于嫁妆，则由双方父母订婚时协议决定各拿出多少。改革开放前由于白族收入水平低，彩礼以实物为主，主要归女方父母，现金部分较少，仅提供给新娘买嫁衣。彩礼论身价的现象仍然存在，有按出嫁姑娘的外貌，如双眼皮、漂亮讨价还价的，也有以出嫁姑娘的体重论价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以出嫁姑娘的政治资本，如党员、团员论价的。改革开放后彩礼中的货币量增加，甚至出现将实物折算成现金，女方用来购置嫁妆中所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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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的升级变迁既是白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富裕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女性要求受尊重的反映。通过嫁妆的升级变迁，女性既能获取娘家的一部分财产，又能作为娘家代表在婆家享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嫁妆逐渐从生存性需要的满足上升为受尊重的社会性需要满足。但习惯的改变并非易事。这一点在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在“你认为嫁妆是什么”的选择中，20世纪50—60年代结婚当事人多数认同嫁妆是表达为女儿建立良好婚姻关系的意愿，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结婚当事人主要认同嫁妆是娘家长辈对女儿的重视，比重稳定在30％—44％，表明女性要求受尊重的普遍愿望；认为嫁妆是表达娘家对婚事的看法和对婆家的态度的选项，在包办婚姻条件下基本不存在，而此后这个选项到改革开放后逐渐攀升，到2000年后接近10％。在计划经济时代结婚的白族当事人都不认为嫁妆“暗含家庭内部的互惠与责任”，改革开放后有11％—25.85％的人认同嫁妆包含对从己方嫁出去的女性的关注与相关利益的期待，认为嫁妆能让女儿在婚姻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见附录表3.15），希望它能给新娘婚后的小日子增添幸福。这种认为嫁妆的有无和多少会影响到女儿的生活幸福，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面子”以及联姻双方的姻亲关系，是一种基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交换。这种交换可以促使双方的关系更加和谐、长久且稳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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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不单纯是男方财产的转移支付，也是女方当事人为赢得男方家庭尊重的一种支付。从附录个案7不难看出，按照两家订婚时的协商，新娘已经用彩礼支付了嫁妆的所有费用，为了获得婆家的认同和尊重，在处理和婆家之间的微妙关系时，儿媳妇嫁妆的开支超出了彩礼。这样也导致嫁妆不断攀高。一方面是女方父母希望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使女儿在将来的家庭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是女性有了独立的收入来源，用自己的积蓄来置办嫁妆，也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这表明白族历史上那种女性靠别人创制和规定的生活、男人是女人生活靠山的非独立性状况得到了改变。所以一些白族的嫁妆超过男方所送的聘礼原因是多重的，嫁妆已逐渐从生存性需要的满足上升为受尊重的社会性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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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婚圈的扩大与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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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圈就是择偶范围，是人们婚姻行为特征的重要方面，它表明人际交往范围的大小，往往受习俗、观念、生产方式的影响。通婚圈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等级通婚圈，即指把择偶范围限定在一定的阶层、种族、宗教和教育标准之内；另一类是指地理通婚圈，即通婚的地域范围。[34]白族传统婚俗没有族际之间通婚的禁令规则，为白族通婚范围扩大提供了前提。但婚姻关系的缔结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这两件大事，所以白族的通婚范围始终主要以同一阶层的通婚为主。在同一阶层内通婚，往往选择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大体匹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家族病史）者。为了便于全面了解对方的情况以降低婚姻的风险，白族通婚半径并不大。同时大理白族长期所具有的地理和文化优越感，以及多年来积淀下来的“大理姑娘带不走”的“家乡宝”观念，都是影响择偶范围的重要因素。再加上农村社区社会发展水平尚低，交通不便、未婚男女（特别是不同乡村之间的未婚男女）社交机会稀少等原因所产生的推动力较小，使体现为这二者交集的择偶通婚范围拓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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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白族地区农业占整个经济结构的比重大，广大农村青年和祖辈一样，生活方式单一，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社会交际圈相对比较狭小。虽然能在周末到城镇看电影或闲逛，但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绝大多数农民的社会生活主要就在本乡，所以青年人找对象的范围十分有限，一些个人条件或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年更是择偶困难。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择偶范围往往局限在本乡范围内，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国家计划下的人口流动，多数人的通婚范围由乡扩大到本县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与外县人通婚的比重约占21％。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理白族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集体为物质生产单位的基础被打破。为了不使自家承包的土地流失，择偶范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本村人约占35％，而外县、外省人所占比重仅约为11％。姑舅表婚的习俗在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杨国才老师在洱海区域许多村寨作调查，发现有的村寨中有弱智、痴呆、哑儿，究其根源，几乎都是近亲婚配的结果。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白族联姻范围越来越小，方圆很少超过几十公里，大多就在几里内。调查证明在本村落内联姻的现象也突出出来。尤其为保留一份土地，即将自己的份额土地带到婆家，出现了同村恋、村内转的封闭式婚姻，使本来的乡里乡亲，又亲上加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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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农民工的不断外出，传统的地域性择偶范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松动，通婚范围中外县、外省人的比重逐渐增长，90年代约为20％，2000年约为28％（见附录表3.16）。同时也出现了对另一方家庭情况（经济、健康）和个人成长品德的情况不甚了解的状况，给婚姻稳定带来了不确定性。是满足婚姻稳定性需求，增加两种需求的保险系数，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还是满足婚姻的精神性需求，以个人的两性相悦（情感满足）为前提，考虑人口质量的提高因素，选择出现了，博弈也就产生了。所以总体来看，通婚圈发生着变迁，但变迁不是一个方向的，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同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样，也经历着“转型”。既有从属于家庭实力扩展的，也有着重个人发展而非单纯家庭实力扩大的。择偶圈这种行为模式的存续和演变，表明其目的有所保留与转化。传统的通婚目的——扩展家庭家族势力的传统习惯，在小农生产方式依然延续的条件下，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和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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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物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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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仪式通过人们双向互动的情感交流，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依赖意识，形成家庭成员、家族群体、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其中礼物的馈赠就是馈赠者明确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必须与周围的人，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互通有无、相互依存。通过礼物的馈赠，表明馈赠者对对方的重视，而接收礼物也就意味着对馈赠者的接纳或默认某种义务加以回馈，从而在礼物馈赠和接收者之间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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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俗中的礼物馈赠，按照礼物馈赠与接收者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亲家之间的礼物，包括结婚的聘礼，新娘给婆婆、姑嫂等的礼物，回门时新人给娘家的礼物以及回夫家时带回的礼物；第二种是在主人家与客人之间的礼物，如新娘给小孩发“果子”；第三种是主人送给婚事操办、参与者的礼物。礼物在人们的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情感疏通、互惠角色，这在传统社会中是比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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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白族传统婚俗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意义被逐渐改变。如新娘拜客仪式，是新娘进入婆家后，缩短与男方家人、亲戚及所在社区相识距离、满足人们交往需要的重要方式。这一传统仪式依然遵循礼尚往来的传统，以便拉近新娘与人们的感情距离，使新娘在全新的环境中尽快得到认可。并通过新娘赠送礼品这一传统习俗，进行首先赠予才能得到关爱的家庭教育。礼物本身是为了表达感情，使普通物品富有特殊的意义，所以礼物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情。按白族传统习俗，这些礼品（鞋或枕头）都是新娘亲手制作，既是新娘才艺的展示，也倾注了新娘的心血，寄托了新娘的一片情谊。改革开放后，白族女子展示自身才能的途径多样化。不仅仅局限于女红、家政，也表现在谋生、赚钱能力等方面。新娘礼物不再是新娘一针一线制作，而是现成的商品，新娘礼品仅需要提供货币和相关信息就能解决。随着人们对商业交换依赖的增强，传统仪式礼物馈赠中对新娘的接纳与评价，礼物馈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精神满足及评价标准都有所改变。“礼轻情意重”的传统观念仍然保留，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传统依然延续，但体现情谊的方式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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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传统婚俗功能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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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仪式的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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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事象，是民族识别最形象的标志，也是判定个体年龄、婚姻状况的主要标志之一。它是民族审美心理、风俗习惯等的外在集合体，与民族称谓、民俗心理、生命礼俗等社会文化现象有多层联系。新娘将头发由辫改为髻，标志着少女时代的结束。在传统的白族婚礼中，新婚第二天早上要举行新娘梳头仪式。仪式上新娘要将嫁妆中箱柜的钥匙跪交婆婆或男方家其他长辈，请她代为打开，取出另一套新装换上。然后新娘选择面向阳的位置就座，由婆婆或男方家其他长辈将新娘头发扭起小团，梳成溜溜转盘起来。梳头仪式是在新娘进入婆家成为其中一个正式成员的特定时间，通过新娘的请求——这种语言表达、婆家长辈改变新娘发型的仪式，明确和巩固长幼尊卑的家庭位序，进一步明确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依附地位。当新娘的发型在特定的家庭场所、由婆家人一丝一缕地改变，伴随着新娘由少女向媳妇心理、情感、角色的转变，长辈此时对新人的叮咛和祝福，对新人的影响可谓是情景交融、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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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为了给新娘头发定型，白族人就往头发上抹些猪油或鸡油，再插花或戴花冠头饰（可租借或自备）。“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打扮也在政治管辖的范围内，所以新娘梳头仪式被简化为新娘自己盘发。改革开放后新娘发式逐渐跟着时代流行样式，从80年代的盘发结、抹发油、插花，到90年代开始上发廊“做头”（梳流行的发型）、烫发，喷摩丝定型；2000年后化妆、梳头都在发廊，且要头插鲜花。结婚仪式上的新娘梳头仪式仍在继续，只是已经不再需要为新娘实际梳头。商业化元素通过对传统仪式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载体——发型操作过程的渗透，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不断融入传统习俗，逐渐累积而成为一种新的习俗。同时通婚圈的扩大，不同地方婚俗的差异，也为女性改变传统婚仪中象征女性从属地位的习俗提供了条件。如有些新娘不再向男方长辈跪交柜子钥匙，而是自己开箱以保留自己的隐私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习俗的规范和秩序引导。随着女性自我意识增强，在婚仪的细节中不断强化女性地位，并逐渐得到男性的默许和同伴的认同、效仿而不断扩展，标志着女性对婆家的依附关系的弱化，客观上反映了现代白族社会男女平等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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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仪式的庸俗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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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礼中闹婚有路闹、席闹和闹洞房几种。路闹主要是在迎亲路上嬉闹新人，出点小难题考考新人及迎亲队伍；席闹就是在宴席上出些有趣的问题考新人。朋友的这些戏闹主要是增加迎亲的难度，也是考验新人的智慧和耐性。闹洞房习俗主要是帮助新人建立感情，也隐含性教育的功能。通过形式多样的“闹”，一则可以舒缓生活压力，二则可以张扬民族民间文化，三则可以营造一种欢乐、喜庆、热闹的氛围。按照惯例，新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发脾气，只能笑脸相迎、求饶，否则客人会不高兴，今后没有好人缘。无论是哪种形式的“闹”，都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底蕴或内涵，其间对歌、对答的内容都有浓烈的民间乡土文化气息，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主要表现在：一是客人对新人的祝福词中，二是用民间谚语、猜谜语、地方风土人情对答等打趣的方式，作为社交聚会的游戏方法和娱乐手段，既交流思想心得，又锻炼才智、提高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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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自由恋爱结婚的白族人逐渐增多，闹洞房帮助新人建立感情的原始功能逐渐淡化，又派生出新的功能：白族群众通过闹洞房习俗改善人际关系，寻找精神满足与心理宣泄、娱乐功能；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弥补学校、家庭在性教育方面的不足；为青年男女交往创造机会。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校教育、广播电视等现代传播方式的普及，白族青年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兴趣递减，民族语言运用的机会减少，传统民间俗语、谜语的竞猜活动被闲聊、打麻将所取代，人们更喜欢参加悠闲中带有一定刺激的活动，逐渐疏远了优美的智趣活动。在一些地方的婚礼中，刁难新人的闹也变成明显的为难、嬉闹新人，且缺乏文化意蕴，纯粹是为闹而闹，往往使新人不好收场。面对喜庆氛围中新人不能责怪的环境，一些人的逆反心理、好奇心理、表现心理、放松心理和发泄心理纷纷显现，行为矛头直指新人，出现种种恶搞。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大理州相关部门的注意，如鹤庆县委就此事曾发出行政命令，禁止党员干部参与。这种“恶搞”之风并非白族地区独有，如2012年12月《春城晚报》报道《婚礼“恶搞”投诉无门谁来管》指出，网友通过微博反映在全国一些地方，婚礼恶搞已经从家庭走向大街、从洞房走向迎亲路上，婚礼中出现这种闹的低俗化倾向，法律没有相关约束、执法部门不便强制介入。[35]这样一个古老的风俗，其低俗化倾向与社会主导价值观不符，影响人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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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白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和感情表达方式。因而在大理州不同的县、乡甚至村落，白族婚俗也有大同小异的多样性，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各地白族婚俗的变迁趋势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变迁较大。总的来看，现代化进程中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变迁，绝不是单向度、直线性的，而是多向度、有起伏、曲折性的变化。其变迁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一是形式与内容的变迁不一致。既有外在表现形式变迁趋向明显快于内在精神实质的情况，也有外在表现形式未变但内在内容增加的情况。一些白族传统婚俗形式未变，但性质或功能有所变迁。二是形式和内容都发生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如婚姻自主，婚龄后移，婚前体检，不要彩礼、新事新办等。三是变迁的程度和趋向出现一定的差异性，如通婚圈等。正如民俗学家乌丙安指出的：“历代俗民的生存愿望与生活需求是民俗得以产生、传习、保存、应用的基本动因，只要人们的生存愿望得不到实现，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停顿地动用各种民俗形式表达这种愿望和需求。”[36]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存与变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那些难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整合功能、不能满足民族发展需求的婚俗势必消失或改变，而能稳定传承的婚俗则往往在于不断融入新的文化要素并得到民族的认可与接受，是新的条件下对传统婚俗的发明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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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观念、仪式、程序还是功能，大理白族婚俗的传统符号象征系统及样式依然保留，传统婚俗仍有其生存的土壤，还在顽强地延续和表现着自己。同时现代化进程中大理白族婚俗文化与传统相比，确实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社会进步、时代变迁与大理白族传统婚俗主体的选择。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是不变与变化的集结，是现代化背景下白族人民对新的生活方式探求和意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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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明华：《试论民族的发展及其度量》，《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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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1999年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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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锡禄口述，作者笔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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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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