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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于晓青：《传统文化中的彩礼及其流变》，《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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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澳］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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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赵婧昶、易耶编：《民俗礼仪》，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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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张奋兴：《海东白族婚俗谈》，《白族学研究》2004年第14期，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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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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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杨凤：《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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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同上书，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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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孟昭华、王明寰、吴建英编著：《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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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澳］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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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刁统菊：《嫁妆来源及象征的多样性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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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严由健、吴信学：《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通婚圈变迁刍议》，《中国农业教育》2007 年3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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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婚礼“恶搞”投诉无门谁来管》，《春城晚报》201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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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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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 第四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现代变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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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具有自身构成结构的客观实体。民族结构是民族的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自身生产及其有关方面关系的有机排列和组合。民族结构一般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意识结构以及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这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民族发展既取决于民族内部结构调整的合理度，也受到社会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民族的自身发展、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族人的发展的统一。现代化进程中，大理白族婚俗文化的变迁以大理州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反映了大理白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整体结构、体制的演变和时代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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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治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转变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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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发展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政治条件。民族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主要是指民族关系、国家政权性质、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及其建设、政策环境等方面的状况。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变化，主要动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白族政治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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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秩序的建构和民族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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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引起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使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通过政策、法律、制度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文化生活，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观念，使白族婚俗发生适应性变迁。因为“俗”往往是上之所施、下之所行，是当政者意志的曲折反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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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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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利益群体，在广泛的社会交往联系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政治秩序重构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政治平等理想。因而大理白族也相继进行了新政权建立、民族身份确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社会改革，在此过程中，白族婚俗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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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开展了大量的民族工作：1949年12月，大理地区和平解放，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首先进行了清匪反霸，安定民心和社会秩序，为民族地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化解民族矛盾、疏通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其次，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从1951年11月至1953年3月，开展民族地区社会改革。通过土地改革，统治民族地区千百年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制度基础被消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财产鸿沟被铲除，阶级对立消弭，以阶级区隔为标志的等级婚姻观念失去制度基础，既为确立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促进平等的婚姻关系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意识形态的建构。从1953年开始大理州进行建党、建团工作，成立了45个党支部、389个团支部，[3]全州少数民族党员总数达71178人，占党员总数的50％，在县处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少数民族占56.2％。党员干部队伍的结构不断优化，使政令畅通、民情上达有了重要保障。同时通过民族干部、党团员的自觉践行，通过广播、报纸、宣传栏、宣传队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客观上主导了20世纪60—70年代年轻人择偶标准的政治化倾向。民族党员干部成为大理州建设的骨干力量和时代先锋，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成为众多白族青年的追求目标，引领新的择偶价值观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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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4]在白族社会形成破除迷信的强大社会舆论导向，使党员干部及青年人自觉地树立起抵制鬼神的观念，从而使民族信仰、社会信仰开始发生改变，社会主导价值观也随之逐渐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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