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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同上书，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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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孟昭华、王明寰、吴建英编著：《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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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澳］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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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刁统菊：《嫁妆来源及象征的多样性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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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严由健、吴信学：《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通婚圈变迁刍议》，《中国农业教育》2007 年3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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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婚礼“恶搞”投诉无门谁来管》，《春城晚报》201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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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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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 第四章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现代变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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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具有自身构成结构的客观实体。民族结构是民族的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自身生产及其有关方面关系的有机排列和组合。民族结构一般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意识结构以及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这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民族发展既取决于民族内部结构调整的合理度，也受到社会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民族的自身发展、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族人的发展的统一。现代化进程中，大理白族婚俗文化的变迁以大理州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反映了大理白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整体结构、体制的演变和时代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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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治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转变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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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发展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政治条件。民族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主要是指民族关系、国家政权性质、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及其建设、政策环境等方面的状况。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变化，主要动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白族政治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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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秩序的建构和民族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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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引起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使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通过政策、法律、制度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文化生活，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观念，使白族婚俗发生适应性变迁。因为“俗”往往是上之所施、下之所行，是当政者意志的曲折反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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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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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利益群体，在广泛的社会交往联系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政治秩序重构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政治平等理想。因而大理白族也相继进行了新政权建立、民族身份确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社会改革，在此过程中，白族婚俗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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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开展了大量的民族工作：1949年12月，大理地区和平解放，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首先进行了清匪反霸，安定民心和社会秩序，为民族地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化解民族矛盾、疏通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其次，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从1951年11月至1953年3月，开展民族地区社会改革。通过土地改革，统治民族地区千百年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制度基础被消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财产鸿沟被铲除，阶级对立消弭，以阶级区隔为标志的等级婚姻观念失去制度基础，既为确立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促进平等的婚姻关系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意识形态的建构。从1953年开始大理州进行建党、建团工作，成立了45个党支部、389个团支部，[3]全州少数民族党员总数达71178人，占党员总数的50％，在县处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少数民族占56.2％。党员干部队伍的结构不断优化，使政令畅通、民情上达有了重要保障。同时通过民族干部、党团员的自觉践行，通过广播、报纸、宣传栏、宣传队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客观上主导了20世纪60—70年代年轻人择偶标准的政治化倾向。民族党员干部成为大理州建设的骨干力量和时代先锋，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成为众多白族青年的追求目标，引领新的择偶价值观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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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4]在白族社会形成破除迷信的强大社会舆论导向，使党员干部及青年人自觉地树立起抵制鬼神的观念，从而使民族信仰、社会信仰开始发生改变，社会主导价值观也随之逐渐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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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民族认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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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是民族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民族关系即民族之间以经济为主的政治、文化等的交往关系，影响着民族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完善化建设进程。所以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民族健康发展的条件和助推力。为此，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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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派遣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进行抚慰，消除民族地区对新政权的恐惧与敌视。1950年8月至1951年5月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访问云南包括大理在内的9个专区42个县，宣传民族政策，深入民族村寨调查研究，倾听各族人民的要求，疏通云南各民族与中央的联系。二是禁止民族歧视与侮辱，消除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1951年政务院制定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三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于1956年11月正式成立，保障白族享有当家做主的地位和权利，大大增强了各族人民凝心聚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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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的开展，使白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得到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得以确立。在这种政治格局中，私有制条件下影响民族生存的外部压力消失，因而白族通过政治联姻实现民族关系改善的动因也随之消除。白族婚俗强化本民族特色、民族凝聚力的同时，民族融合的趋势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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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平等的结构和递进层次是由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和层次性决定的，是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伴随着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交往加强，白族通婚圈逐渐扩大；带有明显民族区别的服装、习俗也开始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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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被打破。人们社交中的政治禁区和心理戒备逐渐消失，这种宽松、祥和的社会环境使白族男女青年择偶的自由度增大。政治变革与发展对白族婚俗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中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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