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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制度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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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为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之间关系而制定的各种社会规范。制度文化主要是满足人类的安全、保健、自我尊重等的需求。“有关民族的法律，是对民族社会地位、自由发展权利的规定……是对民族地位、权利和发展的法律保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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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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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大理白族地区长期恪守的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传统遭到制度性的否定，买卖婚姻受到社会法规的遏制。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一夫一妻有了现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以传统家法处置成员的做法被彻底否定，家长对子女行为的束缚也渐渐减少了。这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是习惯和观念的变化，白族妇女在家庭的自主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且出现代际累积增长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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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婚龄作为国家强制力的表现，逐渐影响到白族原来普遍接受而又世代相传的早婚习俗，并在民众婚俗生活中起着规范和调整作用。虽然时至今日，早婚在被国家强力彻底废止几十年后仍未完全灭迹，有的白族青年因婚龄小，还会先举办婚礼，后领结婚证，但仅是极个别现象。订婚虽不合法，却在民间广泛流行，说明作为一种文化还在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国家法对应的先进文化累积要转化为一种民间习惯和记忆，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对订婚协议的权利主张出现法制规范的真空，就会使民间大量存在的婚约矛盾协调无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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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提倡移风易俗，破除各种歧视妇女的陈规陋习，但隐蔽在婚姻生活中的社会性别歧视依然存在，致使受害者对家庭暴力多采取掩饰态度，降低了法律与社会干预婚姻暴力的力度。2001年4月颁布的《婚姻法》（修正案）增设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地否定了家庭暴力（婚姻暴力）为家庭私事的观念，支持反家庭暴力的主张。要彻底改变旧的婚姻制度对白族思想观念的影响，还需要作长期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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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妇女权益保障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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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中国第一部以妇女为主体、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的基本法。在该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指导下，国家相继制定和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颁布实施了《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等100余件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法规和规章，使得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规章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2005年8月又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突出了反对性别歧视的立法理念，除了在总则中明确要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外，还在各个章节中明令禁止教育、就业、财产权益享有上的性别歧视，并强调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这些法律的出台为逐步消除婚俗文化中残存的男女不平等的陈规陋习影响提供了条件，[6]有利于构建平等和谐的性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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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直接推动民族发展。总的来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民族平等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真实性，民族平等范围的全面性、民族平等权利的可行性，使民族平等进入一个崭新境界，促进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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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宣传贯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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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特别是政策与措施。制定切合当地民族实际的政策，形成宽松灵活的良好政策环境，是民族发展获得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条件。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政策环境优化或者优化政策的投入，会使产出的效果大不相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大理白族婚俗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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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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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作为党和国家管理民族事务、调整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措施和方法，影响着民族发展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7]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空间干预的强弱、范围及其合理性，直接影响着民众的认同与传统婚俗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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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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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心理情感的反映，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实际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尊重民族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并把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入宪法。[8]在这种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中，白族传统婚俗得以继续（见附录个案11）。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1957年以后刮“共产风”，忽视民族婚俗特点、民族差异的存在，搞“民族融合”风，实行一刀切的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一贯的民族政策，引起了各民族群众的极大反感（见附录个案12）。20世纪60年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反对铺张浪费，红白喜事都不准宴请，只能办集体婚礼。“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封资修”，号召大家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事实上是只破不立，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和感情（见附录个案13）。接连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政策，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措施，将白族婚俗仪式安排进行强制删除，打破了民族正常的发展态势，中断了传统礼仪文化对民间道德秩序的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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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3年通过广泛深入的民族政策再教育，重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和措施，取缔了所有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禁令”，中央明确提出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指导原则，强调在广大城乡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的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这些规定使大理州民族民间信仰有了生长空间，为民俗文化传承、展演提供了人才培养的场所、基地和组织支撑。婚仪从原来的行政管制范围退出，在这种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中，一些白族的传统婚俗得以传承。[9]切合民族实际的政策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是少数民族发展获得主动性、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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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繁荣民族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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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智慧总结，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实行扶持政策，采取各种政策性措施促进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逐渐深入民族地区。在文化事业方面，20世纪50年代，大理州、市、县新华书店各支店相继成立，接着又在乡镇供销合作社设立图书门市部，形成全州图书发行网络，成为图书发行的主渠道。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云南办事处滇西发行站在下关成立，有线广播站从1个发展为15个，到1966年5月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可以覆盖全州大部分地区，成为全省第一座中波转播台；1980年10月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套节目。80年代中期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建立大理电视台，成为全省最早自办节目的地、州电视台，成为大理州内主要的宣传媒体之一。[10]图书、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不仅开阔了白族人民的视野，也使先进思想文化、社会主流价值观深入人心，为白族传统婚俗移风易俗提供了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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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注重专业艺术表演队伍建设，同时培养了一批民间业余文艺骨干，使民族文化深深扎根于基层。“文革”期间大本曲受到较大的冲击和破坏，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保护与复兴工作力度的逐步加大，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在增强，民族文化设施建设在增多，群众文化活动日益活跃。大本曲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民间的演艺活动重新兴起，又出现了大理坝子中村村寨寨邀请艺人演唱大本曲的局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大理州有2个项目名列其中；在国务院公布的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大理州申报的8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8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共计147项，大理州有13项名列其中。[11]世代相传的民族民间文化不断滋养、熏陶白族人民，使白族传统婚俗民族特色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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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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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是通过政府行政干预，制定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为民众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各项社会服务的方式。社会政策的制定及变化，关系民生福祉，影响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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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户籍管理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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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迁移受多重因素制约，极大地影响着多数白族人的择偶范围，通婚半径较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户籍管理制度逐步进行了一些调整，如1984年开始允许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就业，使户口和就业实现了分离；1985年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代替了户口簿的部分作用；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这一系列改革发展都有利于农村人口自由外出和流动。在笔者走访的下庄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务农已经成为历史，村中的男青年基本都已外出打工，人口的非农化大流动，使乡村与城镇的联系日益紧密、更为迫切了。这就使适应小农经济的传统婚俗有了改变的客观需要和现实条件。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年走出村庄，交往的范围、层次大大超出了过去狭小的空间，不断打破地域、民族的界限，使白族婚俗不断地发生变化：对象的选择、媒人的作用、礼钱的多少及意义、婚嫁日子的选择，等等，都随着交往方式改变、交往半径的扩大而悄悄地发生改变。不过，大理白族各地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社会结构分化比较明显，所以在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人们观念、行为的变化也就有了较大的差异性，白族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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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限制的松动，农村大量能人外出打工，使农村文化队伍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农村文艺骨干大幅度减少，影响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创作与发展，也影响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质量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向心力、感染力大打折扣，使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大幅度萎缩，白族传统婚俗中闹婚的智趣性降低，庸俗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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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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