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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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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人口出生率由1972年的34.39‰下降到2006年的10.8‰，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下降到5.35‰；实现了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累计少出生人口约160万人，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独生子女领证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州农业人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户数累计达47392户，其中2006年内领证7298户。年内符合享受“一次性奖金”5889户，兑现资金562万元；符合享受“教育奖学金”22910人，兑现资金418万元；符合享受“养老生活补助”5126人，兑现资金337万元；符合享受中考升学加分683人，被录取382人；符合享受高考升学加分83人，被省内大专院校录取57人。[12]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增加、纯女户出现，客观上促使从妻居婚姻模式的增加；另一方面，女性从生养孩子的大量繁重家务中解放出来，自由支配时间增多，为婚后外出打工、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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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男女平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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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方位推进男女平等，各民族女性享受到了较公平的待遇，促进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改善。父母不再把子女，尤其是女儿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重视女儿与自己的血肉情意、重视女儿未来的幸福，这种平等对待晚辈的观念正是新制度的新气象。男方彩礼的最终归属由女方父母变为新人也就不难理解。男女平等政策让女性有了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使女性改变了单纯通过血缘、地缘关系认识异性的传统渠道，择偶观念与能力也得到提高。同时由于女性对自身价值及发展的定位，逐渐消除了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使家庭婚姻的性别分工模式、决策权也开始改变，婚姻的期待提升。在社会性别的重建过程中，各种楷模使白族女性竞相效仿。男性在择偶问题上，贤妻良母的性别标准始终坚守。女性需要在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间找到平衡，以实现婚姻家庭的两性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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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白族传统婚俗文化根基深厚，新中国成立以来白族的婚姻礼仪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道义合法转向程序合法、从亲族选配到个体自主、从生育价值首位到感情价值的肯定、从女性弱化地位到两性相对平等地位等，这些变迁是国家以政策、制度建构的方式多方位渗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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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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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发展是民族发展最主要的内容。[13]民族内部经济结构的状况决定民族之间经济交往的规模、形式、频率等。民族经济结构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民族结构的各层次、各部分之间比例、比重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从根本上影响着民族经济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经济结构，是该民族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意识结构的历史基础，同时也对民族人口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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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方式转变促进婚俗文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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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4]强调生产方式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人是怎样的，这同他的生存是一致的，既同他生产什么一致，也同他怎样生产一致。也就是说个人怎样，取决于他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随着生产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自己，不断形成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交往方式，使传统婚俗文化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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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体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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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铲除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存在的制度基础，为白族贫苦农民，尤其是女性，平等获得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实现婚姻自主、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源主要依据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及市场规则进行分配。使白族地区各种经济活动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中逐渐脱离出来，直接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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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是具体的制度，不同的体制对白族传统婚俗的影响也不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有的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政府。在农村，农民的生产劳动都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决定，分配权牢牢掌握在干部手中。在安全需要、生存需要缺乏强有力支撑的情况下，尊重的需要就只能隐退，因此个人的婚礼如何进行也无法自主。而随着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不断下放资源的支配权，制约农民安全需要、生存需要的体制因素消除，婚礼的自主权重回民间，传统婚嫁形式得到恢复，同时白族在婚礼中表现出受尊重的需求不断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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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理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山区向坝区发展，从贫困地区向较发达地区发展。下庄村到1985年才正式承包，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既使农村经济摆脱了单一农业经济的困境，也使有外出承包工程能力的人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白族村民走出村庄、步入城市，为创造美好生活努力，也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婚姻家庭的财产延续功能日益强化。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自主同外界交往寻求支持和帮助，近距离通婚，为亲戚之间互相帮助和合作创造了现实条件。白族家庭的生产经济职能凸显，择偶圈也出现外展与内缩同时并存的情况，反映了小农经济与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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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近30年农村实行集体经济下工分制的分配模式。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对保障民族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带来缺乏活力、效率低下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多劳多得，逐渐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到2004年末，大理州乡镇企业79000个，实现利润8.1亿元，上缴税金4.3亿元。大理市和祥云、宾川、弥渡三个县保持较为稳定的快速发展，为全州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5]，转移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集体生产为主向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转变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665354千元，占全州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4.8％，在消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到2007年，全州非公有经济实现零售额856089万元，增长26.44％，占零售总额的比重达82.7％。[16]非公有制的发展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原来并不被传统观念看好的个体、私营企业长足发展，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白族择偶观念也发生改变，从政治身份优先转变为经济实力因素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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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实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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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民族生活状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财富越受限制，社会交往受制于血族关系的支配，个性发展也会受到压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族发展的量的积累和扩大的决定因素，也是民族发展质变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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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大理州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15亿元，财政收入62万元，财政支出296万元，[17]财政赤字十分严重。1956年全州财政收入535万元，农业税达176万元，占总税收的32.9％，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工业企业的收入仅为27万元，占总收入的5.0％，[18]当时大理州历史积累少、经济总量小、农业型社会特征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的增幅（见附录表4.1），地区综合实力增强，到1995年大理州县级财政赤字基本消除，赤字县也从11个下降为1个，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亿大关。[19]到2007年，全州完成工业增加值99.4亿元，是1978年的198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2.1％，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1％上升到31％，提高了20个百分点。[20]随着大理州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公共教育、卫生医疗条件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较大改观。随着白族民众基础教育、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在对象的选择上，也逐渐注重对象的经济收入水平、身体健康素质、学历条件、生活环境等的考量。从白族婚宴酒席规模、档次的提升，可以看出白族民众生产生活水平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使白族居民的家庭财富和生活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随着民众物质财富不断累积，当大多数人在着装上摆脱了政治经济条件制约的时候，人们对服装量的满足必然要发展到对质的需求的飞跃，发展到对服装的舒适、方便和审美等心理上的满足，并开始尝试用服装表现自我、显现身份等。因此嫁妆、新婚礼服的变化也就成为必然。白族婚礼服饰从群体性特征的民族装扮向个性化的方向逐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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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结婚所需费用增多，个人文化素养提高所需的求学时间延长、社会劳动的年限推迟，白族青年对婚姻及伴侣要求的提高，以及家庭经济供给力不足，这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延缓了结婚的年龄。所以，相对而言，边远山区农村白族的婚龄比城郊更趋向于早婚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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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结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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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初具规模的民族工业体系。纵向比较，大理经济从结构到数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逐渐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方向转变。到2007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7.935.636.5，支柱产业主要是资源型，仍然属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结构。因此，植根于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白族传统婚俗仍然有坚实的土壤。在观念、仪式、程序、功能等方面，白族婚俗的传承是主要的，变迁是第二位的。马克思主义民俗学认为，经济关系是民俗的最后根源。在白族社会中，尽管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重要性，削弱了长辈所赖以运用权力的物质基础，子女对父母心理上、生活上的依赖和服从有所动摇，但依然存在；虽然随着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增加、社会职业流动逐渐开放化，父母所拥有的传统资源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子女经济自主能力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毕竟有限，还不足以在代际资源格局中占据优势。因此，父母对子女配偶选择的支配权、决定权尽管有所减弱，但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婚姻决定权、婚礼操办权依然掌握在长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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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2007年大理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达132.99万人，比1978年增加43.24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1978年下降了2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40.38万人，比1978年增加33.44万人。[21]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每天在城乡间迁移的劳动大军，其劳动方式改变，生产协作化、社会化程度提高，时间观念不断增强，促使白族的择偶条件和方式、婚期考虑因素改变，择偶范围趋向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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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理州地处西南边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在生活水平由温饱走向小康的过程中，社会还处在以金钱、物质财富来标榜和展示自身能力和价值的阶段。白族仍习惯于以婚宴的排场、嫁妆的档次来炫耀和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以赢得社会尊重；由于小农生产方式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婚俗中的买卖婚姻仍然有存在的土壤；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大多数白族家庭经济尚不宽裕，家政服务的承受能力有限，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还缺乏经济收入和思想观念的支撑。女性发展的空间扩大与水平提升，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而“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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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化进程加速婚俗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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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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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结构逐渐打破。不仅城区面积扩大，社会商品化程度也明显提高。从1987年开始，大理州先后建成县级集贸市场19个，乡（镇）集贸市场120个，州级专业市场6个，改扩建营业面积5万多平方米，极大地改善了白族群众的购销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商品流通。[23]2007年，全州各类商品市场326个，其中农村市场276个；实现生活消费品零售额84.07亿元，是1978年的42.3倍，年均增长13.8％。到2007年全州建成区达120.5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27.5％，比1978年的6.2％提高了21.3个百分点。[24]城乡之间物质流的发展，使物质匮乏时代新娘需要耗时费事的手工制作产品，逐渐被专业化、流水作业的大批商品所取代，通过货币交换就可获取，极大地改变了白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也使人们对传统婚俗的认知和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白族传统婚俗中的一些仪式也逐渐形式化、简单化了。新婚服饰、礼品都不再自己手工制作，新娘发型由传统固定样式变得逐渐多样、新潮、商业化运作，使白族婚俗传统元素被逐渐稀释，固定民族服饰的伦理性、象征性内涵也逐渐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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