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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财政状况的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也得到了逐渐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大理州通车里程仅为463公里，而晴雨畅通的只有342公里。大理州将恢复、改善与新建相结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修公路1000多公里，为交通运输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时期马车发展迅速，到1966年全州马车已发展到2136辆，既成为完成货运周转的主要运输工具，也成为这个阶段白族迎亲的主要交通工具。1978年开始，为扩大对外开放，所有乡镇和大部分村公所通了公路。2007年全州公路通车里程16297公里，是1978年的4.5倍，实现了村村“三通”。[25]随着公路的增加，大理州的机动车辆也迅速发展，到1995年底，全州拥有机动车48374辆（民用汽车18269辆，其他机动车30105辆），为1956年215辆的225倍，运输船舶998艘（只），为1978年259艘（只）的3.9倍。[26]不仅为发展商品生产及旅游业，搞活流通、振兴经济作出了贡献，也使白族迎亲的工具，从肩扛人挑到马车接送发展到今天的轿车长龙。交通状况改善情况，总体而言，城市优于农村，坝区好于山区，中心强于边远地区。因此带来的影响也不完全相同。交通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使走亲访友变得来去匆匆，聚少离多。操办婚事过程中，留宿的情况大幅度减少。无论是亲戚或邻居，相互依赖的利益联系、机会减少，不同程度地出现人情味变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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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邮电通信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全州仅有市内交换机1部，下关到昆明长途电话电路2路，少数县市通长途电话。70年代末所有县市开通了至下关的长途直达电话，绝大部分乡、村通了电话。80年代末期，引进程控交换、无线寻呼、移动通信等先进通信技术。90年代中期12个县市和部分乡镇开通程控电话，[27]到2007年全州电话普及率达到46部/百人。[28]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信使人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为农村青年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方便，白族的择偶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本村和周边乡村了。同时方便了双方登门拜访、商谈婚嫁事宜，沟通也容易了，省去了信息传递中不必要的错误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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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从1991年开始大理州12个县市相继建起有线电视网，初步形成有线与无线、调频与中波、广播与电视混合覆盖、协调发展的格局，使全州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4.3％，2004年4月实现广播人口覆盖率达89.2％。[29]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和港台大量文化因子涌入中国，给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血液，同时也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了新生代白族文化兴趣的转移和审美价值观的变化，从婚服到家居、从娱乐消遣方式到游戏方式都逐渐趋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面临断裂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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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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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同程度增长。家庭收入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白族历来有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习惯，但对终身大事毫不吝啬。当然收入的多寡对婚俗的影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们收入水平明显影响操办婚事的自由度。如1957年末大理州全州职工平均工资402元，城乡居民消费品购买力人均42.13元[30]；60年代吃大锅饭，大理白族农村分粮后，每年就30—40元。所以办婚事就得节衣缩食。从附录表4.2不难看出，1952—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7.75元上升为8.46元，26年仅增长了0.71元，这种状况下的婚礼总开支也就在1000元范围内（见附录表3.10）。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大理白族农民的家庭收入途径或来源多样化，家庭财富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1983年农民人均收入140元[31]，到1994年就跃升为500元。婚事的开支都在万元以上，改变了原来捉襟见肘的状况。2007年大理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16元，比1978年增长32.7倍，年均增长12.9％；农村人均纯收入2677元，比1978年增长49.5倍，年均增长14.5％，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不足10元增加到5140元，已经进入小康。但城乡收入差距是4.339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仍是白族村民衣食住行的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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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消费水平的增长。当大多数人生活基本步入小康，白族村民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也发生变化，消费档次明显提高，消费模式也发生较大变化，婚宴操办也随之出现差异。虽然传统互助的婚礼操办方式仍然是主流，一部分人家开始到酒店办酒席，酒水、饮料增加，但与同期的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汽车、住房成为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主要拉动力，建房成为富裕起来、提升生活品质的首要需求。大理州人均居住面积，2004年城市居住面积21.22平方米，农村29.49平方米。[32]相应的婚姻当事人的嫁妆、迎亲的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白族对家居、服装量的满足也开始转变为对质的需要，发展到对舒适、方便和审美等的满足，并开始尝试以此表现自我、显示身份等。嫁妆也从生存性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购置，变为地位、财富的标志。城市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优越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更是乡村青年追求的样板和目标。从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到追求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这种强烈的发展愿望，促使白族人民自觉地改变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在年轻人中反映尤为明显。从白族新人房间布置的舒适度追求，可以看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力；从嫁妆由日用必需品向家用电器的升级，拍婚纱照、迎亲交通工具的改变，可以看到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由此不难发现，移风易俗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有了物质基础，才会刺激精神文化的需求，这就是所谓“正善则民足，民足则道生，道生则俗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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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和愿望，使各种市场化力量的持续生成和社会现代性的增长，极大地刺激着白族婚俗的变迁。民俗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大理白族经济现代化发展是民族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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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化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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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发展最根本的内容是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深化。民族素质既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民族的基本素质包括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心理意识素质和人口身体素质。这些基本素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人类正是通过教育、文化建设，把已有的文化财富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精神财富，培养、造就其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从而使民族素质得以更新和提升。民族的综合素养的改变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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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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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发展最终取决于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民族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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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教育发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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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借助专职教师、现代教学手段，系统、集中、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工作，进行现代文化知识和历史文化传承，有助于民族智力结构、思维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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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大理白族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时，全州仅有1所中等师范学校，1553所小学校，在校生16.58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49.30％。1964年7月全州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州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43.16％。[34]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素质教育，多半是通过家庭传统教育、社会教育进行，包括白族婚俗在内的民俗活动承载着文化传承重任，社会政治氛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关注，大理州加大教育投入，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增加，全州教育经费支出1956年为251.8万元，1966年503.2万元，1976年552.6万元。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多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学校教育的影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主导的价值观逐渐在新一代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建构，对推进白族婚俗的移风易俗有重要作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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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大理州国民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从1980年起大理州有11个县市兴办11所寄宿制民族小学，在大理、洱源、南涧3个县市建立寄宿制民族初中，在10个县一中设立了初中民族部，在3个县一中设立高中民族部，新建大理州民族中学和大理州师范学校，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少数民族学生95％以上来自山区，均分别享受到省、州、县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助学金或生活补助费。全州初步建立起了切合大理州实际的，从小学到中学、中专的民族教育体系。1993年大理州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1990—1994年扫除文盲12.6万人，全州青壮年文盲率由1990年的13.2％下降至7.51％；到2004年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36％。[36]2004年，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达99.04％，全州大中小学校在校生48676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44365人，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占29.7％。民族教育质量稳步提高。2000年白族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6.75年，高于云南省的6.32年的平均水平。[37]大理白族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以及婚俗的变迁，与文化教育结构的不断调整发展、协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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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附录表4.3和表4.4不难看出大理白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学校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使受教育者知识积累和生存技能培养的过程中，思想观念、心理和道德情操得到陶冶，并帮助白族青少年不断更新道德观念，树立现代社会必备的政策法规意识，从而使个人在处理爱情、婚姻等问题时，既要符合国家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符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也要符合民族约定俗成的良好风俗习惯，从而引导他们确立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提升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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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质教育的发展与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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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理州学校教育的普及，民众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向上流动和水平流动的人口大量增加，促使白族的交际范围不断扩大。学校教育使女性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主体意识增强，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也发生变化，传统女红手艺逐渐生疏，白族新娘的礼品都是机织商品，手工制作的礼品逐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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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学校教育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白族的素质培养和人格健全发展有重要作用。在这个时期，学校教育政治化倾向较明显，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责任主要在于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使白族传统婚俗的改变也带有革命性、政治性色彩。同时由于白族传统婚俗的文化积淀依然深厚，因此，白族婚俗在公开场合改变较多，而私底下却隐蔽地进行传统的婚俗仪式，如合八字、给礼钱等，表明国家秩序的建构深入民间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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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学校价值定位主要以知识化为主，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分数、轻人文教育的问题，尚未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提高升学率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它不仅与老师的评价机制挂钩，甚至关系到学校的发展。与考试无关、甚至会占用考试课程时间的白族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一般不会考虑增加类似的课程。与此同时，学校德育主要采用讲授法、榜样法、宣讲法等灌输方式，以及应试型的德育评价方式，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尽管吸收了西方教育中的情景教育方式，但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全方位、立体式、有声有色的传统生活化教育相比，教育方式相对单一，教育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学校教育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道德形成中心理情感依据和伦理文化的基础作用，导致部分学生知行不一、基本道德修养欠缺，传统闹婚习俗的民族文化内容也逐渐减少，而低俗、恶俗现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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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我国的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比以往更加全面和科学。不仅在文化和科学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上，对人的素质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民族地区普遍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其标准化、统一性特点，使地方民族文化内容传播不足，对民俗中富含的人文元素缺乏深度挖掘与传播，使新一代对乡土传统文化的了解处于自然状态，了解肤浅或空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族学生对乡土社会的文化认同，使其对自身民族文化知识逐渐疏远，归属感模糊甚至丧失，并对自己所生长的文化土壤出现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对本民族传承千百年的知识体系、行为模式不解以致兴趣索然。这种兴趣的淡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传承场固有的传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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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接纳、认同、融合其所处社会的各种文化，对主流文化产生同化与顺应，把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的发展需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化的承继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中白族文化元素的减少，因此白族新一代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内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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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伦理教育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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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存续和发展，家庭教育扮演着早期的启蒙角色，对个体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认知和经验基础。家庭是儿童最早接触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习惯、兴趣、生活方式，甚至个性的培养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深远影响。家庭教育的特点是，孩子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日常言行，潜移默化地接受其基本生活常识和文化价值观。因此，不同的家庭教育造就孩子的不同性格、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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