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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发展最根本的内容是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深化。民族素质既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民族的基本素质包括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心理意识素质和人口身体素质。这些基本素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人类正是通过教育、文化建设，把已有的文化财富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精神财富，培养、造就其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从而使民族素质得以更新和提升。民族的综合素养的改变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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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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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发展最终取决于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民族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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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教育发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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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借助专职教师、现代教学手段，系统、集中、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工作，进行现代文化知识和历史文化传承，有助于民族智力结构、思维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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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大理白族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时，全州仅有1所中等师范学校，1553所小学校，在校生16.58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49.30％。1964年7月全州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州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43.16％。[34]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素质教育，多半是通过家庭传统教育、社会教育进行，包括白族婚俗在内的民俗活动承载着文化传承重任，社会政治氛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关注，大理州加大教育投入，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增加，全州教育经费支出1956年为251.8万元，1966年503.2万元，1976年552.6万元。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多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学校教育的影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主导的价值观逐渐在新一代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建构，对推进白族婚俗的移风易俗有重要作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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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大理州国民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从1980年起大理州有11个县市兴办11所寄宿制民族小学，在大理、洱源、南涧3个县市建立寄宿制民族初中，在10个县一中设立了初中民族部，在3个县一中设立高中民族部，新建大理州民族中学和大理州师范学校，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少数民族学生95％以上来自山区，均分别享受到省、州、县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助学金或生活补助费。全州初步建立起了切合大理州实际的，从小学到中学、中专的民族教育体系。1993年大理州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1990—1994年扫除文盲12.6万人，全州青壮年文盲率由1990年的13.2％下降至7.51％；到2004年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36％。[36]2004年，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达99.04％，全州大中小学校在校生48676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44365人，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占29.7％。民族教育质量稳步提高。2000年白族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6.75年，高于云南省的6.32年的平均水平。[37]大理白族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以及婚俗的变迁，与文化教育结构的不断调整发展、协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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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附录表4.3和表4.4不难看出大理白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学校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使受教育者知识积累和生存技能培养的过程中，思想观念、心理和道德情操得到陶冶，并帮助白族青少年不断更新道德观念，树立现代社会必备的政策法规意识，从而使个人在处理爱情、婚姻等问题时，既要符合国家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符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也要符合民族约定俗成的良好风俗习惯，从而引导他们确立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提升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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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质教育的发展与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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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理州学校教育的普及，民众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向上流动和水平流动的人口大量增加，促使白族的交际范围不断扩大。学校教育使女性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主体意识增强，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也发生变化，传统女红手艺逐渐生疏，白族新娘的礼品都是机织商品，手工制作的礼品逐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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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学校教育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白族的素质培养和人格健全发展有重要作用。在这个时期，学校教育政治化倾向较明显，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责任主要在于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使白族传统婚俗的改变也带有革命性、政治性色彩。同时由于白族传统婚俗的文化积淀依然深厚，因此，白族婚俗在公开场合改变较多，而私底下却隐蔽地进行传统的婚俗仪式，如合八字、给礼钱等，表明国家秩序的建构深入民间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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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学校价值定位主要以知识化为主，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分数、轻人文教育的问题，尚未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提高升学率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它不仅与老师的评价机制挂钩，甚至关系到学校的发展。与考试无关、甚至会占用考试课程时间的白族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一般不会考虑增加类似的课程。与此同时，学校德育主要采用讲授法、榜样法、宣讲法等灌输方式，以及应试型的德育评价方式，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尽管吸收了西方教育中的情景教育方式，但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全方位、立体式、有声有色的传统生活化教育相比，教育方式相对单一，教育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学校教育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道德形成中心理情感依据和伦理文化的基础作用，导致部分学生知行不一、基本道德修养欠缺，传统闹婚习俗的民族文化内容也逐渐减少，而低俗、恶俗现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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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我国的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比以往更加全面和科学。不仅在文化和科学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上，对人的素质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民族地区普遍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其标准化、统一性特点，使地方民族文化内容传播不足，对民俗中富含的人文元素缺乏深度挖掘与传播，使新一代对乡土传统文化的了解处于自然状态，了解肤浅或空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族学生对乡土社会的文化认同，使其对自身民族文化知识逐渐疏远，归属感模糊甚至丧失，并对自己所生长的文化土壤出现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对本民族传承千百年的知识体系、行为模式不解以致兴趣索然。这种兴趣的淡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传承场固有的传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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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接纳、认同、融合其所处社会的各种文化，对主流文化产生同化与顺应，把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的发展需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化的承继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中白族文化元素的减少，因此白族新一代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内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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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伦理教育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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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存续和发展，家庭教育扮演着早期的启蒙角色，对个体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认知和经验基础。家庭是儿童最早接触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习惯、兴趣、生活方式，甚至个性的培养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深远影响。家庭教育的特点是，孩子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日常言行，潜移默化地接受其基本生活常识和文化价值观。因此，不同的家庭教育造就孩子的不同性格、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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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传统社会中，家庭居所与自给自足的手工劳动场所基本处于一个地理空间，成人劳作与孩童成长的空间距离没有太多阻隔，孩子与父母朝夕相处，可以在接人待物、起居、餐饮等日常活动中，通过言传身教，将世代相传的风俗礼仪和伦理道德逐渐进行培养，通过孩子的反复实践得到认同和强化，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家庭这个平台得到充分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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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白族乡村社会，虽然有集体生产的发展，但成人劳作依然主要在本土本乡，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与单位制组织，使人们长期固定在相对有限的地域空间生活，因此传统的亲子关系及模式，总体没有太大变化。白族传统家庭教育对孩童的影响仍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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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白族家庭亲子关系、教育模式都发生了变化，白族传统民间风俗礼仪、伦理道德文化的传承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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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学校教育改变人的前途和命运的作用日渐显现，在强大的升学竞争压力下，白族家庭教育也日渐出现对学习成绩过度关注、对人格成长逐渐忽视的倾向。由于孩子课业负担较重，孩子帮助做家务的分量和频率在逐渐减少，家庭进行知识教育的辅助作用提升，而家庭生活中对孩子为人、处世、立命等基本道德品质的要求和培养弱化，家庭所承担的青少年伦理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逐步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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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家庭核心化趋势的增强，白族家庭规模出现缩小趋势。在“四二二”式家庭结构中，孩子自幼就受到来自祖辈和父辈的过多宠爱和过多的关注，而对老人的关爱和孝敬相比之下被削弱了。这种氛围中的孩子自我中心意识强，强调自我需要、我行我素，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对父母的感恩和责任意识不足，孝德情感相对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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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造成前所未有的、较大数量的亲子关系疏离。父母挣钱多了，对孩子言传身教的机会却少了。隔代教育或留守妇女的家教，虽然教会了孩子讲最基本的白族话，但由于体力、精力不济等诸多原因，缺乏对民族起源、历史等各种传统文化内涵的教导，致使孩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久而久之孩子对这些民间传统文化也渐渐失去了兴趣。虽然白族村落依然年复一年组织村民进行各种传统活动，如本主节祭祀、火把节搭火把蒸彩色馒头、庆丰收跳霸王鞭等，一些村民尤其是一些青年人，连看热闹的兴趣都没有了。笔者在白族本主节来到下庄村，虽然传统的民俗活动、民间艺术引来不少人围观，但仍有不少年轻人留在家里。当笔者问及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年年都是那些东西”、“没意思”、“搞场（方言音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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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白族传统婚礼的仪式进行，年轻人对这些仪式的认知和认同度普遍下降，因此通过这些仪式对年轻人的教化功能也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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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学校教育固然是最主要的渠道，但教育的效果如何，需要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配合，才能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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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多样与价值引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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