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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特有的文化熏陶和民间风俗是民族成员成长的既定前提和条件。民族成员从小生活在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环境之中，不断接受民族风俗、民族文化的熏陶，从而形成本民族群体的认知模式、价值判断、道德准则等思维模式，从而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接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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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文化生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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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大理白族群众文化生活日渐丰富。主要表现在文化发展必需的各种基础建设不断增强。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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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各种文化表演团体的发展。大理白族自治州是文化艺术之乡，文化表演团体从国营到集体所有制，全州一直保持着14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几十年来，他们创作和表演了上千个民族文艺节目，每年上山下乡演出场次都在120场以上，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搜集了大量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还辅导和培养了一批业余文艺骨干。这些年来，为适应民众生活，将一些传统歌舞加以适当改编，成为广场、节日的群体性、全民性参与的表演节目，如龙舞、霸王鞭以及彝族、汉族的芦笙舞、旱船、蚌壳舞等，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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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化场馆的建设。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到1993年，大理州乡镇文化站增加到132个、172人，基本普及了全州乡镇级文化站。2004年基本形成了州、县、乡、村四级文化网。到2006年底，全州有文化馆14个、图书馆13个、文化站110个。全州有12个图书馆达到国家三级以上建设标准，图书馆达级率为92％，群艺馆达级率为100％，文化站达级率为56％。2004—2006年新建的150个村文化室投入使用。这些站、馆建设，使各族群众在劳作之余，可以尽情分享社会精神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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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民族民间文化发展。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资源丰富，民间文艺人才济济，以白族口头文学为主的大理州民间文学源远流长。自治州成立以后经文艺工作者翻译、整理了一大批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和民歌，出版后引起世人瞩目。在十大文艺集成志的普遍调查、翻译、编纂工作中，先后编印和出版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64本书，共有540万字，48800行，谚语70600条。同时，翻译连载了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白族学专著《五华楼》《在祖先的庇荫下》等，发表了大量的白族学学者的文史研究，还开辟青少年创作园地《洱海新月》《校园踏青》，深受中小学生的欢迎。[38]将白族民间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土人情、笑话、谚语、童谣等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传播，陪伴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在浓郁的家乡情结、民族情怀人文氛围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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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电影事业的发展。到2006年初，国家、省分配到大理州4批共67套电影放映设备、器材。大理州政府先后拨出25万元专项资金购买设备，分批分发到12个县市的60个文化站、电影公司、乡镇文化站。全州共有60个电影放映队，86名从业人员。2005年共放映电影850部、3568场（次），其中科教片126部、350场，观众52万人（次）。[39]这些建设反映了白族人民所享有的文化基础设施增加，群众文化生活样式得到丰富，为白族的素质、现代化水平提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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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建设的短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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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农村文化发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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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娱乐时间增多，仅靠传统民俗、民族运动所提供的娱乐休闲功能，已经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许多有知识、有活动能力的白族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农村群众文艺失去了大批骨干，变得冷冷清清。[40]虽然大理州文化馆、站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主要集中在城镇，广大农村所能分享的文化资源十分有限。加上农村文化投入不足，文化书籍更新不足，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仍很突出，文化生产还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农村文化、休闲、娱乐仍然十分单调，农民大部分休闲时间还是用来吃喝、打牌和看电视。在笔者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喜洲、周城、湾桥、凤羽，还是在大理、下庄，街头巷尾或文化站内，都能看到打麻将、玩扑克的人群。而娱乐休闲方式的城市化需求与白族群众认知水平之间的差距，造成城乡一体的“围城”（玩麻将）之风与赌博相连形成恶性循环，不断刺激人们加入“围城”的队伍。这种休闲方式弊大于利，一是会影响邻里和谐、家庭和睦；二是缺乏学习风气和积极向上的氛围。人的发展差别往往就在于休闲时间如何渡过。这种休闲方式虽可放松身心，但长期沉迷，会使人眼界狭小、缺少见识。笔者走访村妇女主任时，恰逢她在为操办妇女保健的体检生气。原因是大理州妇幼保健院为村民进行免费体检，有的妇女检查出病情后，医生劝说服药治疗，结果这些妇女就认为是村妇女主任与医生串通来骗钱。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白族妇女缺乏基本的妇女保健常识和健康意识，往往把小病拖大、拖重，最后因病返贫，生活困难。这既是农村卫生保健教育空洞的表现，也是白族妇女缺乏接受科学知识的意识和能力的表现，暴露了从温饱向小康迈进的关键时期，白族文化生产和消费相对脱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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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传统民族文化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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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得以延续数千年，主要是地域的相对封闭与隔离，使一个民族成员集体拥有共同传承的特定民间传承场、民俗主持者或表演者和民俗参与者相对固定而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改变，都会引起某种民俗的扩大、消亡、软化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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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受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白族经济社会发展受高山河流等地理条件限制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民族成员集体拥有的民间传承场、民俗主持者、表演者和民俗参与者相对固定，民族民间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因素存在，因此，传统民俗的民间基础依然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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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各种现代科技信息迅速、大规模地普及到广大农村，交通的便利使得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模式的白族群众，其生活休闲方式也迅速转型。据笔者调查，在个人闲暇时间，白族在家或独处时看电视、听广播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人们从中享受着生活乐趣的同时，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化的影响源。2000年后，手机成了除电视之外另一个白族群众获得信息、与外界接触的途径，成为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另据学者调查，现代传媒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大，白族民众已经越来越依赖通过电视来了解外界，满足需求。如剑川县石龙村2002年4月闭路电视开通，2009年政府实行“村村通”工程，共发放小型卫星信号接收器121台，能接收十几到五十多个频道，1/3的家庭因此受惠。此后石龙村村民开始广泛拥有电视机，其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在寒暑假除了做作业，几乎从早到晚看电视，“对热播的电视节目、明星等，如数家珍”。受娱乐形式多样化的影响，不少白族青少年沉浸于流行音乐等其他娱乐方式中，而在村寨文化活动中却都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尤其是男青年。虽然石龙村的年轻人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基本持认同的态度，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精华，是先辈们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值得保留、传播和发扬光大下去的。但是都没有兴趣。2006年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在剑川县石龙村小学筹建了“白语文”项目，开始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学习说白语、写白族字。学校里的老师也配合村文艺队成立了幼儿队，带领孩子们跳霸王鞭。尽管增加了这些内容，但对学生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传媒世界中的诱惑和轻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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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传媒穿越高山河流等任何空间阻拦的作用下，民俗赖以存在和生长的环境迅速地瓦解，民间传承场也迅速地趋于萎缩、消失。大本曲经历着观众群萎缩的失落和尴尬，民间传承者亦失去其传授或表演对象。同时，随着民间老艺人逐渐减少，传统婚俗仪式逐渐简化，民间传承场的作用在逐渐减弱。传统民族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慢节奏和程式化的表演，无法吸引喜欢新鲜、刺激的青少年。外来的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促使个体内在需要动机的变化，引起人的审美情趣、审美价值观的变化，社会文化本身参与了个体内部动机的构建。地方化、个性化、基层化的东西越来越少，代之以城市化、国际化、西方化，这是当今民族地区发展中最基本的一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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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多样化选择中价值引导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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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对白族社会的影响已经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程度，已经成为白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视的视觉化使白族青少年逐渐告别了口头文学所产生的想象力，回到感性并单纯追求视觉的冲击；古典的趣味、细腻而静穆的情感成为过去；音乐也远离了民族传统的韵味，对生活的感性享受超过了对生活的理性判断，在美的消费狂热中迷失了自己。现代传媒带有强迫性地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左右着审美文化的方向，引导着艺术的潮流，本身也造成了一种民俗。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包括消费主义进来以后，对青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非常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诱使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风气蔓延。青少年成为现代媒体的主要受众，在此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西方有关两性及婚俗方面的习俗，在追随现代化的潮流中逐步动摇着传统权威的地位，西方的婚恋观、审美观也逐渐向民间婚俗文化渗透，所以性不再神秘，无须再用民族语言的谐音来含蓄表达，与之相关的民族婚仪也就不再保留；能够体现时尚、身体自然美的白色婚纱也就可以进入白族婚俗。同时随着社会宽容度增大，西方文化的扩散，婚前性关系出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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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的渗透和信息流动的加剧，形成了人们多元化的观念和多样化的选择。媒介带给人们更多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在塑造着白族青年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价值选择。在不同民族共享同样文化的情况下，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引领作用十分重要。但问题在于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思想领域、精神领域、道德领域，尤其是价值观的领域，存在一手软的状况，没有紧紧跟上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存在一定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功利化倾向，普及科学知识的功能欠缺。一些媒体往往以财色论英雄——以经济领域的富豪、娱乐圈的美女、明星的私生活吸引眼球。不断变换各种物质享受品位的广告无孔不入，从衣食起居到人际交往，从生活方式到语言表达，从价值到审美，无时无刻不浸染着当下民族地区大众的身心。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村规民约对民族地区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民族传统婚俗对行为规范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农村基层表现不充分。基层干部的选拔更看重经济发展能力、赚钱能手，党员干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能力和水平、党组织的影响力，与现实发展要求有一定差距。加上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正面宣传对青年人的感召力不足。出现了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弱化、道德滑坡、人情淡漠，包括诚信意识的降低，尤其是价值观的模糊、混乱，是非荣辱、伦理指向开始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低俗闹婚是现实道德建设的缩影。如果任由这种错误思潮发展下去，人们的思想境界、价值观都会受到影响。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如何真正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也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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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性别文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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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族传统文化中法制意识不足，现实中法治建设相对滞后，法制宣传对基层民众的影响有限。受文化滞后观念和传统文化力量的牵制，传统性别文化依旧在延续，毕竟婚姻生活这一私人领域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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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社会性别等级观念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根深蒂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阶级根源，为男女平等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条件。但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普遍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还无法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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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历史发展的惯性影响，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风俗习惯在社会性别意识的塑造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性别观念在不同社会制度中也能得到传递和巩固。白族女性在历史上由于文化素质偏低，造成依赖性强、缺乏自信等弱点，也影响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改变。因此当社会或家庭需要女性牺牲自己的利益时，白族妇女大多数也总是习惯于去承担生活的重负。在择偶中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在置办嫁妆中也难以摆脱物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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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流话语在倡导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对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的规制还有所不足，国民的社会性别意识还比较淡薄，对妇女权益的尊重和关注还有一定距离，等等，诸多因素导致社会性别歧视依然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的，性别关系也和人的其他关系一样，受制于客观历史，如果生产方式、生产力等物质条件还未改变，性别关系就不可能改变。“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动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42]要实现性别和谐、平等，不仅要铲除造成女性依附地位的经济根源、制度根源，还必须根除女性依赖心理的文化根源。这说明，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在一定阶段确实是难以更改的集体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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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目共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白族人民享受到从所未有的丰富文化成果。同时白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也面临三重困境：来自学校教育对民间民族信仰的解构，对乡土知识体系传播重视不够；大众文化的强劲冲击；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实用性原则，致使白族青年对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认同明显下降，其价值引导、道德教化的作用明显减弱。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共同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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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变迁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基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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