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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心理情感的反映，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实际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尊重民族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并把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入宪法。[8]在这种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中，白族传统婚俗得以继续（见附录个案11）。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1957年以后刮“共产风”，忽视民族婚俗特点、民族差异的存在，搞“民族融合”风，实行一刀切的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一贯的民族政策，引起了各民族群众的极大反感（见附录个案12）。20世纪60年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反对铺张浪费，红白喜事都不准宴请，只能办集体婚礼。“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封资修”，号召大家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事实上是只破不立，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和感情（见附录个案13）。接连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政策，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措施，将白族婚俗仪式安排进行强制删除，打破了民族正常的发展态势，中断了传统礼仪文化对民间道德秩序的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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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3年通过广泛深入的民族政策再教育，重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和措施，取缔了所有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禁令”，中央明确提出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指导原则，强调在广大城乡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的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这些规定使大理州民族民间信仰有了生长空间，为民俗文化传承、展演提供了人才培养的场所、基地和组织支撑。婚仪从原来的行政管制范围退出，在这种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中，一些白族的传统婚俗得以传承。[9]切合民族实际的政策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是少数民族发展获得主动性、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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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繁荣民族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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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智慧总结，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实行扶持政策，采取各种政策性措施促进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逐渐深入民族地区。在文化事业方面，20世纪50年代，大理州、市、县新华书店各支店相继成立，接着又在乡镇供销合作社设立图书门市部，形成全州图书发行网络，成为图书发行的主渠道。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云南办事处滇西发行站在下关成立，有线广播站从1个发展为15个，到1966年5月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可以覆盖全州大部分地区，成为全省第一座中波转播台；1980年10月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套节目。80年代中期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建立大理电视台，成为全省最早自办节目的地、州电视台，成为大理州内主要的宣传媒体之一。[10]图书、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不仅开阔了白族人民的视野，也使先进思想文化、社会主流价值观深入人心，为白族传统婚俗移风易俗提供了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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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注重专业艺术表演队伍建设，同时培养了一批民间业余文艺骨干，使民族文化深深扎根于基层。“文革”期间大本曲受到较大的冲击和破坏，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保护与复兴工作力度的逐步加大，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在增强，民族文化设施建设在增多，群众文化活动日益活跃。大本曲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民间的演艺活动重新兴起，又出现了大理坝子中村村寨寨邀请艺人演唱大本曲的局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大理州有2个项目名列其中；在国务院公布的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大理州申报的8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8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共计147项，大理州有13项名列其中。[11]世代相传的民族民间文化不断滋养、熏陶白族人民，使白族传统婚俗民族特色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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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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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是通过政府行政干预，制定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为民众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各项社会服务的方式。社会政策的制定及变化，关系民生福祉，影响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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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户籍管理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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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迁移受多重因素制约，极大地影响着多数白族人的择偶范围，通婚半径较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户籍管理制度逐步进行了一些调整，如1984年开始允许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就业，使户口和就业实现了分离；1985年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代替了户口簿的部分作用；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这一系列改革发展都有利于农村人口自由外出和流动。在笔者走访的下庄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务农已经成为历史，村中的男青年基本都已外出打工，人口的非农化大流动，使乡村与城镇的联系日益紧密、更为迫切了。这就使适应小农经济的传统婚俗有了改变的客观需要和现实条件。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年走出村庄，交往的范围、层次大大超出了过去狭小的空间，不断打破地域、民族的界限，使白族婚俗不断地发生变化：对象的选择、媒人的作用、礼钱的多少及意义、婚嫁日子的选择，等等，都随着交往方式改变、交往半径的扩大而悄悄地发生改变。不过，大理白族各地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社会结构分化比较明显，所以在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人们观念、行为的变化也就有了较大的差异性，白族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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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限制的松动，农村大量能人外出打工，使农村文化队伍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农村文艺骨干大幅度减少，影响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创作与发展，也影响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质量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向心力、感染力大打折扣，使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大幅度萎缩，白族传统婚俗中闹婚的智趣性降低，庸俗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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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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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人口出生率由1972年的34.39‰下降到2006年的10.8‰，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下降到5.35‰；实现了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累计少出生人口约160万人，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独生子女领证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州农业人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户数累计达47392户，其中2006年内领证7298户。年内符合享受“一次性奖金”5889户，兑现资金562万元；符合享受“教育奖学金”22910人，兑现资金418万元；符合享受“养老生活补助”5126人，兑现资金337万元；符合享受中考升学加分683人，被录取382人；符合享受高考升学加分83人，被省内大专院校录取57人。[12]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增加、纯女户出现，客观上促使从妻居婚姻模式的增加；另一方面，女性从生养孩子的大量繁重家务中解放出来，自由支配时间增多，为婚后外出打工、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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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男女平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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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方位推进男女平等，各民族女性享受到了较公平的待遇，促进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改善。父母不再把子女，尤其是女儿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重视女儿与自己的血肉情意、重视女儿未来的幸福，这种平等对待晚辈的观念正是新制度的新气象。男方彩礼的最终归属由女方父母变为新人也就不难理解。男女平等政策让女性有了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使女性改变了单纯通过血缘、地缘关系认识异性的传统渠道，择偶观念与能力也得到提高。同时由于女性对自身价值及发展的定位，逐渐消除了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使家庭婚姻的性别分工模式、决策权也开始改变，婚姻的期待提升。在社会性别的重建过程中，各种楷模使白族女性竞相效仿。男性在择偶问题上，贤妻良母的性别标准始终坚守。女性需要在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间找到平衡，以实现婚姻家庭的两性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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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白族传统婚俗文化根基深厚，新中国成立以来白族的婚姻礼仪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道义合法转向程序合法、从亲族选配到个体自主、从生育价值首位到感情价值的肯定、从女性弱化地位到两性相对平等地位等，这些变迁是国家以政策、制度建构的方式多方位渗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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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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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发展是民族发展最主要的内容。[13]民族内部经济结构的状况决定民族之间经济交往的规模、形式、频率等。民族经济结构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民族结构的各层次、各部分之间比例、比重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从根本上影响着民族经济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经济结构，是该民族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意识结构的历史基础，同时也对民族人口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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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方式转变促进婚俗文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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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4]强调生产方式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人是怎样的，这同他的生存是一致的，既同他生产什么一致，也同他怎样生产一致。也就是说个人怎样，取决于他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随着生产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自己，不断形成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交往方式，使传统婚俗文化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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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体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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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铲除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存在的制度基础，为白族贫苦农民，尤其是女性，平等获得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实现婚姻自主、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源主要依据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及市场规则进行分配。使白族地区各种经济活动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中逐渐脱离出来，直接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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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是具体的制度，不同的体制对白族传统婚俗的影响也不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有的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政府。在农村，农民的生产劳动都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决定，分配权牢牢掌握在干部手中。在安全需要、生存需要缺乏强有力支撑的情况下，尊重的需要就只能隐退，因此个人的婚礼如何进行也无法自主。而随着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不断下放资源的支配权，制约农民安全需要、生存需要的体制因素消除，婚礼的自主权重回民间，传统婚嫁形式得到恢复，同时白族在婚礼中表现出受尊重的需求不断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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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理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山区向坝区发展，从贫困地区向较发达地区发展。下庄村到1985年才正式承包，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既使农村经济摆脱了单一农业经济的困境，也使有外出承包工程能力的人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白族村民走出村庄、步入城市，为创造美好生活努力，也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婚姻家庭的财产延续功能日益强化。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自主同外界交往寻求支持和帮助，近距离通婚，为亲戚之间互相帮助和合作创造了现实条件。白族家庭的生产经济职能凸显，择偶圈也出现外展与内缩同时并存的情况，反映了小农经济与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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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近30年农村实行集体经济下工分制的分配模式。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对保障民族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带来缺乏活力、效率低下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多劳多得，逐渐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到2004年末，大理州乡镇企业79000个，实现利润8.1亿元，上缴税金4.3亿元。大理市和祥云、宾川、弥渡三个县保持较为稳定的快速发展，为全州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5]，转移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集体生产为主向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转变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665354千元，占全州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4.8％，在消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到2007年，全州非公有经济实现零售额856089万元，增长26.44％，占零售总额的比重达82.7％。[16]非公有制的发展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原来并不被传统观念看好的个体、私营企业长足发展，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白族择偶观念也发生改变，从政治身份优先转变为经济实力因素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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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实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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