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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民族生活状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财富越受限制，社会交往受制于血族关系的支配，个性发展也会受到压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族发展的量的积累和扩大的决定因素，也是民族发展质变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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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大理州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15亿元，财政收入62万元，财政支出296万元，[17]财政赤字十分严重。1956年全州财政收入535万元，农业税达176万元，占总税收的32.9％，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工业企业的收入仅为27万元，占总收入的5.0％，[18]当时大理州历史积累少、经济总量小、农业型社会特征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的增幅（见附录表4.1），地区综合实力增强，到1995年大理州县级财政赤字基本消除，赤字县也从11个下降为1个，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亿大关。[19]到2007年，全州完成工业增加值99.4亿元，是1978年的198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2.1％，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1％上升到31％，提高了20个百分点。[20]随着大理州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公共教育、卫生医疗条件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较大改观。随着白族民众基础教育、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在对象的选择上，也逐渐注重对象的经济收入水平、身体健康素质、学历条件、生活环境等的考量。从白族婚宴酒席规模、档次的提升，可以看出白族民众生产生活水平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使白族居民的家庭财富和生活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随着民众物质财富不断累积，当大多数人在着装上摆脱了政治经济条件制约的时候，人们对服装量的满足必然要发展到对质的需求的飞跃，发展到对服装的舒适、方便和审美等心理上的满足，并开始尝试用服装表现自我、显现身份等。因此嫁妆、新婚礼服的变化也就成为必然。白族婚礼服饰从群体性特征的民族装扮向个性化的方向逐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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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结婚所需费用增多，个人文化素养提高所需的求学时间延长、社会劳动的年限推迟，白族青年对婚姻及伴侣要求的提高，以及家庭经济供给力不足，这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延缓了结婚的年龄。所以，相对而言，边远山区农村白族的婚龄比城郊更趋向于早婚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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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结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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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初具规模的民族工业体系。纵向比较，大理经济从结构到数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逐渐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方向转变。到2007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7.935.636.5，支柱产业主要是资源型，仍然属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结构。因此，植根于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白族传统婚俗仍然有坚实的土壤。在观念、仪式、程序、功能等方面，白族婚俗的传承是主要的，变迁是第二位的。马克思主义民俗学认为，经济关系是民俗的最后根源。在白族社会中，尽管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重要性，削弱了长辈所赖以运用权力的物质基础，子女对父母心理上、生活上的依赖和服从有所动摇，但依然存在；虽然随着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增加、社会职业流动逐渐开放化，父母所拥有的传统资源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子女经济自主能力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毕竟有限，还不足以在代际资源格局中占据优势。因此，父母对子女配偶选择的支配权、决定权尽管有所减弱，但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婚姻决定权、婚礼操办权依然掌握在长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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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2007年大理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达132.99万人，比1978年增加43.24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1978年下降了2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40.38万人，比1978年增加33.44万人。[21]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每天在城乡间迁移的劳动大军，其劳动方式改变，生产协作化、社会化程度提高，时间观念不断增强，促使白族的择偶条件和方式、婚期考虑因素改变，择偶范围趋向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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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理州地处西南边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在生活水平由温饱走向小康的过程中，社会还处在以金钱、物质财富来标榜和展示自身能力和价值的阶段。白族仍习惯于以婚宴的排场、嫁妆的档次来炫耀和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以赢得社会尊重；由于小农生产方式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婚俗中的买卖婚姻仍然有存在的土壤；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大多数白族家庭经济尚不宽裕，家政服务的承受能力有限，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还缺乏经济收入和思想观念的支撑。女性发展的空间扩大与水平提升，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而“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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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化进程加速婚俗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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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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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结构逐渐打破。不仅城区面积扩大，社会商品化程度也明显提高。从1987年开始，大理州先后建成县级集贸市场19个，乡（镇）集贸市场120个，州级专业市场6个，改扩建营业面积5万多平方米，极大地改善了白族群众的购销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商品流通。[23]2007年，全州各类商品市场326个，其中农村市场276个；实现生活消费品零售额84.07亿元，是1978年的42.3倍，年均增长13.8％。到2007年全州建成区达120.5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27.5％，比1978年的6.2％提高了21.3个百分点。[24]城乡之间物质流的发展，使物质匮乏时代新娘需要耗时费事的手工制作产品，逐渐被专业化、流水作业的大批商品所取代，通过货币交换就可获取，极大地改变了白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也使人们对传统婚俗的认知和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白族传统婚俗中的一些仪式也逐渐形式化、简单化了。新婚服饰、礼品都不再自己手工制作，新娘发型由传统固定样式变得逐渐多样、新潮、商业化运作，使白族婚俗传统元素被逐渐稀释，固定民族服饰的伦理性、象征性内涵也逐渐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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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财政状况的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也得到了逐渐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大理州通车里程仅为463公里，而晴雨畅通的只有342公里。大理州将恢复、改善与新建相结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修公路1000多公里，为交通运输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时期马车发展迅速，到1966年全州马车已发展到2136辆，既成为完成货运周转的主要运输工具，也成为这个阶段白族迎亲的主要交通工具。1978年开始，为扩大对外开放，所有乡镇和大部分村公所通了公路。2007年全州公路通车里程16297公里，是1978年的4.5倍，实现了村村“三通”。[25]随着公路的增加，大理州的机动车辆也迅速发展，到1995年底，全州拥有机动车48374辆（民用汽车18269辆，其他机动车30105辆），为1956年215辆的225倍，运输船舶998艘（只），为1978年259艘（只）的3.9倍。[26]不仅为发展商品生产及旅游业，搞活流通、振兴经济作出了贡献，也使白族迎亲的工具，从肩扛人挑到马车接送发展到今天的轿车长龙。交通状况改善情况，总体而言，城市优于农村，坝区好于山区，中心强于边远地区。因此带来的影响也不完全相同。交通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使走亲访友变得来去匆匆，聚少离多。操办婚事过程中，留宿的情况大幅度减少。无论是亲戚或邻居，相互依赖的利益联系、机会减少，不同程度地出现人情味变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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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邮电通信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全州仅有市内交换机1部，下关到昆明长途电话电路2路，少数县市通长途电话。70年代末所有县市开通了至下关的长途直达电话，绝大部分乡、村通了电话。80年代末期，引进程控交换、无线寻呼、移动通信等先进通信技术。90年代中期12个县市和部分乡镇开通程控电话，[27]到2007年全州电话普及率达到46部/百人。[28]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信使人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为农村青年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方便，白族的择偶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本村和周边乡村了。同时方便了双方登门拜访、商谈婚嫁事宜，沟通也容易了，省去了信息传递中不必要的错误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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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从1991年开始大理州12个县市相继建起有线电视网，初步形成有线与无线、调频与中波、广播与电视混合覆盖、协调发展的格局，使全州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4.3％，2004年4月实现广播人口覆盖率达89.2％。[29]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和港台大量文化因子涌入中国，给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血液，同时也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了新生代白族文化兴趣的转移和审美价值观的变化，从婚服到家居、从娱乐消遣方式到游戏方式都逐渐趋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面临断裂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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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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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同程度增长。家庭收入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白族历来有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习惯，但对终身大事毫不吝啬。当然收入的多寡对婚俗的影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们收入水平明显影响操办婚事的自由度。如1957年末大理州全州职工平均工资402元，城乡居民消费品购买力人均42.13元[30]；60年代吃大锅饭，大理白族农村分粮后，每年就30—40元。所以办婚事就得节衣缩食。从附录表4.2不难看出，1952—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7.75元上升为8.46元，26年仅增长了0.71元，这种状况下的婚礼总开支也就在1000元范围内（见附录表3.10）。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大理白族农民的家庭收入途径或来源多样化，家庭财富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1983年农民人均收入140元[31]，到1994年就跃升为500元。婚事的开支都在万元以上，改变了原来捉襟见肘的状况。2007年大理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16元，比1978年增长32.7倍，年均增长12.9％；农村人均纯收入2677元，比1978年增长49.5倍，年均增长14.5％，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不足10元增加到5140元，已经进入小康。但城乡收入差距是4.339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仍是白族村民衣食住行的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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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消费水平的增长。当大多数人生活基本步入小康，白族村民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也发生变化，消费档次明显提高，消费模式也发生较大变化，婚宴操办也随之出现差异。虽然传统互助的婚礼操办方式仍然是主流，一部分人家开始到酒店办酒席，酒水、饮料增加，但与同期的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汽车、住房成为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主要拉动力，建房成为富裕起来、提升生活品质的首要需求。大理州人均居住面积，2004年城市居住面积21.22平方米，农村29.49平方米。[32]相应的婚姻当事人的嫁妆、迎亲的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白族对家居、服装量的满足也开始转变为对质的需要，发展到对舒适、方便和审美等的满足，并开始尝试以此表现自我、显示身份等。嫁妆也从生存性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购置，变为地位、财富的标志。城市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优越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更是乡村青年追求的样板和目标。从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到追求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这种强烈的发展愿望，促使白族人民自觉地改变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在年轻人中反映尤为明显。从白族新人房间布置的舒适度追求，可以看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力；从嫁妆由日用必需品向家用电器的升级，拍婚纱照、迎亲交通工具的改变，可以看到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由此不难发现，移风易俗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有了物质基础，才会刺激精神文化的需求，这就是所谓“正善则民足，民足则道生，道生则俗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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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和愿望，使各种市场化力量的持续生成和社会现代性的增长，极大地刺激着白族婚俗的变迁。民俗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大理白族经济现代化发展是民族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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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化发展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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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发展最根本的内容是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深化。民族素质既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民族的基本素质包括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心理意识素质和人口身体素质。这些基本素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人类正是通过教育、文化建设，把已有的文化财富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精神财富，培养、造就其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从而使民族素质得以更新和提升。民族的综合素养的改变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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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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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发展最终取决于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民族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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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教育发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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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借助专职教师、现代教学手段，系统、集中、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工作，进行现代文化知识和历史文化传承，有助于民族智力结构、思维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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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大理白族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时，全州仅有1所中等师范学校，1553所小学校，在校生16.58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49.30％。1964年7月全州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州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43.16％。[34]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素质教育，多半是通过家庭传统教育、社会教育进行，包括白族婚俗在内的民俗活动承载着文化传承重任，社会政治氛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关注，大理州加大教育投入，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增加，全州教育经费支出1956年为251.8万元，1966年503.2万元，1976年552.6万元。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多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学校教育的影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主导的价值观逐渐在新一代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建构，对推进白族婚俗的移风易俗有重要作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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