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55690
1705455691
唐代市面中流通的开元通宝皆为铜制，而金、银质的开元通宝因为本身贵重，仅限皇家赏赐，贵族赏玩，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极小，尤其是金开元通宝，更是弥足珍贵。历史学家认为，金开元通宝的产生是与当时繁荣的社会经济分不开的。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一片繁盛，实现了众口称赞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4年，在前代皇帝积累的良好基础上，他又励精图治，使唐帝国进入了极盛时期，这一黄金时代就是著名的“开元盛世”：百姓生活殷实富足，府库充实，城市中商业兴旺，交通发达，长安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在一派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社会状况下，皇帝造出一些精致的金币以供赏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705455692
1705455693
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85]
1705455694
透过文物看繁华盛唐
1705455695
1705455696
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中，许多是海内外首次发现的孤品，因此成为唐代文物空前的大发现，也是考证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了何家村的这些文物，也就了解了唐代社会的真实风貌。其中最有经济研究价值，确切反映唐代经济制度发展状况的文物，便是金银饼。金饼制作粗糙，但银饼却是极具特色，撇开艺术价值不提，还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银饼制作非常规范，上面凿刻或墨书铭文，内容涉及铸造部门、人员、重量、年月、白银来源、官员职务姓名、工匠名等等。何家村一共出土银饼22件，其中4件上有用刀刻画出的深深的铭文，内容分别是“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两种，据此可以看出，这4件银饼是当时的庸调税银，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白银已被应用于租庸调、税口银、市场税收等赋税方面。
1705455697
1705455698
1705455699
1705455700
1705455701
根据史料记载，780年之前，唐帝国全国的税务制度皆采用以个人作征税对象的丁身租庸调制。所谓租，是指成年人每人每年要交纳粮食2石；所谓庸，是指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果不服，则要每天缴纳3尺绢；所谓调，是指纳税人交纳自产的绫、绢、施各2丈，如果是布，还要再增加1/5的量。庸调一般用布帛交纳，通常情况下不使用白银，只有在岭南地区，例如怀集县、安县等地，由于当地产银，市面也用银锭交易，因此每年交税才用白银。自唐开元、天宝年开始，统治者想尽办法搜刮民脂民膏，把庸调所收之布帛，折变成质量较轻方便携带的金银，直接运到京城国库，形成了“变造”制度，原有的租庸调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此不难判断，何家村出土的4件安、怀集“庸调银”银饼，是安、怀集两县的庸调布帛折变为银两后铸造成饼，用于直接送交京城国库。
1705455702
1705455703
在另外12件以墨书撰写铭文的出土银饼上，写着“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字样。历史学家考证，当时唐都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是长安城著名的商业市场，东、西两市均有京都市令和平准令等官员，专门管理市场，负责协调市场保证交易公正。其中“市令”是管理市场的官员，“平准令”是平抑物价、监督物价的官员。因此东市库银饼便是东市平准库之物。
1705455704
1705455705
直到唐德宗推行二税法之后，庸调银饼制度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此之前，唐朝政府规定各地收缴赋税，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再入库房，同时在将要入库的物品上，写上交纳的州县名、日期，以便区别优劣和新旧。一般物品尚且如此，赋税银饼更是不能例外。这些发现，充分表明了唐代发达的封建经济形式。
1705455706
1705455707
作为唐代最初的两位皇帝，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也很有作为，通过丝绸之路，唐王朝与西方及周边国家地区少数民族有着友好的关系。这一点在何家村出土文物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例如，出土文物中有几种少见的外国金银货币，包括东罗马的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银币等等，成为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证物。东罗马金币做工非常精致，正面为皇帝半身像，头上戴盔，盔顶饰以翎羽，冠下两侧垂珠露于颊旁，右手持一标枪，扛在右肩上，枪端露于左侧须边，左手持盾，盾面饰一骑士以矛刺敌。皇帝身着交领外衣，皱折处和边缘的轮廓线由联珠式小点形成。铭文共15个拉丁文字母，从皇帝像右手侧发出。钱币背面为肩附双翼的胜利女神像，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左手托一个球体，球上亦立有一个小十字架，周围有铭文一周，女神脚底横线下有一铭文，由5个字母组成。史料显示，公元7世纪20年代，唐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罗马城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在当时，中国的蚕种、丝绸等物品通过这条漫长的大陆通道传到东罗马，这些西方金币成为当时异国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此外，文物中甚至还包括日本的“和同开”。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唐代时的日本物品非常少，何家村出土的5枚日本银钱更是罕见。有人说，这些银钱可能是日本遣唐使作为宝物“贡品”献给唐朝皇帝的。唐对外交流的空间跨度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1705455708
1705455709
1705455710
1705455711
1705455712
此外，何家村出土的忍冬纹金带把杯、乐伎纹银带把杯、乐伎纹金带把杯等，器物上的八棱形、环形把、联珠纹，以及杯把指垫上长髯下垂的胡人头像等细节，都是粟特银器的典型做法。而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鎏金熊纹六曲银盘上单点动物的构图方式，也深受中亚银器的影响。另外，其他器物中还有来自萨珊“徽章式”艺术的痕迹，以及大量的联珠、摩羯纹等中亚、西亚的银器风格，无不从各个方面证明了唐朝与海内外的密切联系。有专家在研究后认为，如果仅仅靠唐代工匠对外来器物的模仿，而没有波斯人、粟特人亲自操作，这些器物是无法呈现如此细腻逼真的形态的。
1705455713
1705455714
唐初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大量的异国物品，乃至宗教、文化等都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土，胡器、胡服、胡乐、胡舞、胡食等新鲜元素曾经一度成为皇家贵族追求时髦的象征，其中泼寒胡戏的流行，更是生动地验证了这一点。所谓泼寒胡戏，是源自古代西域的一种乐舞，在寒冬时节，戏者赤身裸体追逐泼水，头戴面具，击鼓歌唱，据说可以消灾祛病。这种舞戏又称“苏莫遮”。在《文献通考》中有这样的记载：“西国外蕃唐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新唐书》中也有相关记载：“神龙元年十一月，唐中宗幸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未，睿宗作泼寒胡戏”。可见这种宫廷之戏在初唐时于民间广泛流行，武则天之后的唐中宗、唐睿宗两位皇帝也都喜欢看这种乐舞。后来，泼寒胡戏流传更加广泛，各地纷纷组建自己的队伍互相比赛，尤其注重道具的精致与华丽。由于花费奢靡，众多大臣开始反对，认为这种风俗有百害而无一利，请求禁绝。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冬天，敕令禁断，才逐渐停息。从当时大量来自西方的器物和仿制品来看，唐朝国内的工匠为了满足人们对西方事物喜爱的需要，曾经仿造了许多西方风格的器物，也反映出外来文化进入唐帝国之后的融合。同时说明唐文化博采世界文化之长，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封建文化发展时期。
1705455715
1705455716
1705455717
1705455718
1705455719
何家村还出土了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多种贵重药材，这些药材名称在盛放的银盒上均有题记，还有珊瑚、琥珀等珍贵物品。在当时，这些上等的药物一般只有皇帝才能享用。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唐代帝王多喜好服食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其中6位皇帝的死亡跟服食金丹有关。而皇帝在赏赐立功的大臣时，通常也会以丹砂、钟乳石等药材赏给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看出这些药材在当时不可能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这些药物从功能上来讲都有镇静安神、益气明目、健五脏、提精神的作用。何家村出土的一整套炼制金丹等的药具和大量的丹砂，正是这种宫廷时尚的真实再现。这批唐代名贵药具药物，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同时，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当时药物学的发展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炼丹术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
1705455720
1705455721
其实早在汉代，道教就比较兴盛，在葛洪的《抱朴子》里有一些专门讲述丹药炼制及药理作用的内容。何家村出土了很多跟炼丹有关的药具和药物，从银制贮药器上所铸的铭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记载的是器内所装的药品名称、所装分量、药品产地等等。其中关于丹砂和钟乳石的记录非常详细，对丹砂和钟乳石有很严格的区分，光丹砂就分7种等级，钟乳石的名称也有3种。贮药器上铭文不仅记录了药品的名称，还有药品的服用方法，以提醒服药者服用的时候要慎重。另外，出土的金铛、银锅、银罐等金银器皆是煎药的容器；而玛瑙臼以及和它配套使用的玉杵，是用来研磨药品的，出土时玛瑙臼中间尚有研磨的痕迹。另外鎏金的银羽觞、耳杯、金杯、金碗，都是当时人们服用药物时所用的器物。
1705455722
1705455723
自古以来，金玉制品就被人们赋予了种种神奇的宗教能力，即被人为地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同时又由于其自身材质所具有的高昂的经济价值，使它们成为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唐代文献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规定一品以下官员所用的食器不得以纯金纯玉制造。而在何家村发现的金盆，是迄今为止唐代金盆的唯一一次发现，也是现在发掘物中年代最早的古代金盆。古代金盆流传至今，存余数量已是屈指可数，由此可见金盆在古代的珍贵和罕见。金盆在古代是皇家使用的器物，也有一些学者称何家村发现的金盆是“金浴盆”，认为它和皇室“洗三”的活动有关。因为在唐代，皇子生下3天的时候要举行“洗儿会”，这种说法更加增添了何家村出土文物的珍贵和神秘。另外，银盆、银也是皇室盥洗使用的器具。在《新唐书》里就有记载祭典的情景：“盥，则奉、取盘，酌水，赞洗。”再现了当时贵族在每次吃饭前都要洗手的情形。除此之外，皇家举行重大祭典及其他隆重的活动时，也要使用到银、银盘等器物。何家村出土的文物是皇家专享的珍贵器物，向世人展示了唐代物质生活的实际水平。同时，其高超的制作技艺和艺术价值也向世人展示了唐代发达的手工业水平。
1705455724
1705455725
1705455726
1705455727
1705455728
何家村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还表现了当时机械物理学的进展。据文献记载，安史之乱（755～762）中，唐玄宗逃离长安，途至马嵬坡，六军不肯前行，要求皇上斩杀给国家招来祸患的奸臣杨国忠。玄宗为息军心，斩杀杨国忠，其堂妹杨贵妃亦被勒死，并就地起坟埋葬。后叛乱平定，玄宗从四川归来长安，心中非常思念杨贵妃，便命高力士一定要把杨贵妃的尸体找到。高力士亲自前往马嵬坡找寻，回来后对唐玄宗说，尸体朽坏了，“唯香囊犹在”。此5个字使今人百思不得其解，香囊是个丝织制品，如何能在尸体都腐朽不存的情况下，仍无损地存在呢？而现在通过文物可以知晓，唐代的香囊实际上是金银制成。历史学家考证，香囊是唐代贵妇人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无论出行、游玩、狩猎，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这种香囊设计精巧，不论外部球体如何转动，中间的香盂总是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也不至于撒在外边。这种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而这一原理直到近代才被欧美发现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
1705455729
1705455730
另外，许多金银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且多呈“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表明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非常隐蔽。另外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清晰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时的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是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一些金银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先进，甚至经过专家们考证讨论，仍有许多细节无法弄清，如一些器物上的制作、加工痕迹让人怀疑是车床所为，整洁光亮的表面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现代的抛光工艺。
1705455731
1705455732
1705455733
1705455734
1705455735
还有些器皿从纹饰上看尚属于未完成品，如线刻鸳鸯纹银盒、鎏金线刻飞廉纹银盒上仅仅刻画出细如发丝的起稿线，这明显只是整体图案的一部分，离最终完成还差许多道工序。孔雀纹银方盒的纹饰加工则接近尾声，只是盒身正面孔雀、童子、莲蓬的一部分图案还没有錾刻完局部的细节。
1705455736
1705455737
金银器皿制作的精密度很高，至今所有焊接处均未开裂。如有一把金梳背面上焊接的花纹直径仅有0.08厘米，焊接的小金珠直径仅有0.05厘米，皆非常牢固，当时的匠人是使用何种钎料和焊接方法，今人一直无法知晓。如此种种现象，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也让人在无法理解中更加赞叹。还有许多金银器上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代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今天的历史专家们也因此得以测定出了唐代衡制。唐代衡制单位为两，每1两的平均数值为42.798克，1大斤为684.768克，由此对研究唐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准确的参考依据。
1705455738
1705455739
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