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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地宫中发现的14件唐宫廷秘色瓷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有碑文佐证的秘色瓷器。秘色瓷是古代名窑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精品。所谓“秘色”，宋人解释说吴越钱氏政权控制了越窑，命瓷窑专烧供朝廷使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工艺配方保密，故起此名。也有人认为“秘”并非“神秘”之意，而是当时的人对青瓷色样的统称，如同晋代称青瓷为缥瓷一样。日本古陶瓷研究者认为“秘色”即“翡色”，“秘”与“翡”乃一音之转。不管“秘色”作何解，可以肯定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精品，唐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有诗为证，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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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瓷中有一件秘色八棱净水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该瓷青釉之明亮，玻化之圆润，远胜过另外几件秘色瓷，瓶身造型规整，制作工艺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被认为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另外13件秘色瓷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同为地宫中出土的《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釉面青碧，色泽绿黄，晶莹润泽，有如湖面一般清澈，真如时人所评“越州青瓷像玉像冰”。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对中国陶瓷考古有突破性意义，不仅解决了陶瓷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亦说明了秘色瓷在晚唐时已开始烧造，至五代时达到高峰，最终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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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地宫出土的700多件丝织品，有唐代绫、罗、绢、锦、绣、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花色品种，几乎囊括了有唐一代所有的丝绸品种和丝织工艺，堪称唐代丝绸博物馆，是唐代丝绸考古的空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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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5件蹙金绣制品，是为地宫中的鎏金银捧真身菩萨专门制作的衣物。其中有一件蹙金短袖上衣，衣长6.5厘米，袖长14.1厘米，领袖边以捻金线钉绣出折金花样，每朵花蕊缀珠一颗，是典型的唐代仕女衣样。还有一件蹙金绣拜垫，长7.5厘米，宽7.1厘米，以两圈金线绣出边框，每框中绣3朵如意金云，中心为一盛开的莲花，花蕊以金线绣出的无数同心圆组成，蕊外以3圈金线绣出莲花瓣，显得富丽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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蹙金绣是与织金相反的一种织花工艺技术。织金以捻得很细的金线在丝制品上编织花纹，地宫中出土的织金锦中，最细的织金丝仅0.1毫米，十分罕见。而蹙金绣是以捻金线在丝织物表面勾勒图案，再用其他丝线加以固定，这样勾勒出的图案为“凸花”，立体感较强。此5件蹙金绣小衣服是法门寺出土的千余件丝织品中保存最完好、工艺最精美的。大红罗缎的底子，上面用金丝线绣出各种美妙的纹样，而它用的金丝线平均直径仅0.1毫米～0.06毫米，比头发还细，就是现在人的手工技术也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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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盛装第一枚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是迄今发现的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为唐懿宗所赐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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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安奉第三枚佛祖真身舍利的45尊造像顶银函，上面錾刻金刚界45尊造像曼荼罗，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密宗曼荼罗坛场。宝函除底面外，其他五面均錾刻图像。顶面所錾刻的图像有五重，以顶图像为中心，共45尊佛构成整个密宗曼荼罗坛场。修佛之人礼拜曼荼罗，可获得无上之智慧和神秘之法力，达到快速成佛之心愿。法门寺数历荣衰，地宫一度隐匿千年，一朝重见天日，便引来举世瞩目。宝物瑰丽，舍利飞霞，晨钟暮鼓，香烟缭绕，信徒云集，八方来瞻，法门寺因之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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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一宗”这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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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最兴盛时莫过于南北朝、中唐、晚唐时期。时人礼佛奉教极为狂热，并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如有人当众割取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脸色不变；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佛教大行其道，俨然与儒学分庭抗礼，拥有众多的僧侣信徒，占有众多的庙宇寺院和膏腴良田。当佛教危及世俗政权的财赋收入和道统人心的时候，自然就离祸不远了。中国历史上因此发生过多次灭佛运动，其中有四次规模较大，前三次发起灭佛运动的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个武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经过这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支派——南传佛教和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大量的佛教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与之俱毁。唯独禅宗因其自耕自食，与世无争，反而损失最小，并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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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帝王的尊荣与悲哀——明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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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与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陵墓，北京十三座明代皇陵中，唯有它进行了考古发掘。神宗是明代历史上一位特殊的皇帝，他在位执政48年，有30年不上朝听政，因而被称作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但却在22岁时便开始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修建陵寝。陵园北倚大峪山，面对山峰浑圆的蟒山，历时6年竣工，耗费白银800万两，又在此后400余年的沧桑巨变中屡遭劫难。1956年，考古学家正式开启了定陵地宫，陵墓以其陵宫建筑的精湛绝伦、殉寝葬品的珍稀庞多、棺椁葬式的奇特造型而震惊了整个考古学界。巨大的考古价值和史料价值，也使其成为绝无仅有的历史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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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功过是非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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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陵地上部分的主体建筑坐落在大峪山与蟒山主峰之间的中轴线上。陵前一条神道全长3千米，由长方形青石板铺就，宽阔的路面上可并排行走3辆马车。从七孔桥以北100米处向西北延伸，经三孔桥和金水桥，便可直抵陵园门口处的无字碑。无字碑体积巨大，螭首龟趺，因其迥异于常见石碑，通身光洁不留一字而得名，也成为后人心中的谜。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先生曾六度拜谒此地，但对于无字碑背后之谜，却也是始终不明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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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定陵无字碑的种种传说里，有这么一个故事：神宗之后的皇帝前往定陵祭祀，见无字碑后心中产生疑惑，于是问随从文官：“皇考功德碑为何无字？”文官熟读百家，却也哑口无言，思忖再三，唯有黠辩：“皇考功高德厚，非文字所以形容尔。”清人梁份经过悉心考证后，在《帝陵图说》一书中道出了他所理解的个中缘由：最早长、献、景、裕、茂、泰、康7座皇陵门前均无碑亭，到嘉靖皇帝在位之时才补建而成。尚书严嵩希望碑文由世宗撰写，但嘉靖皇帝认为天命已定，功过当由后世评说，于是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梁份认为，其后的几代皇帝自然也深感其中滋味，“功德”勿需直言，由此碑身皆光洁无字。然而对于长眠定陵的神宗朱翊钧而言，无字碑却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墓主人功过参半的矛盾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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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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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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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明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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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十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