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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一宗”这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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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最兴盛时莫过于南北朝、中唐、晚唐时期。时人礼佛奉教极为狂热，并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如有人当众割取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脸色不变；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佛教大行其道，俨然与儒学分庭抗礼，拥有众多的僧侣信徒，占有众多的庙宇寺院和膏腴良田。当佛教危及世俗政权的财赋收入和道统人心的时候，自然就离祸不远了。中国历史上因此发生过多次灭佛运动，其中有四次规模较大，前三次发起灭佛运动的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个武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经过这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支派——南传佛教和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大量的佛教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与之俱毁。唯独禅宗因其自耕自食，与世无争，反而损失最小，并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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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帝王的尊荣与悲哀——明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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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与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陵墓，北京十三座明代皇陵中，唯有它进行了考古发掘。神宗是明代历史上一位特殊的皇帝，他在位执政48年，有30年不上朝听政，因而被称作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但却在22岁时便开始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修建陵寝。陵园北倚大峪山，面对山峰浑圆的蟒山，历时6年竣工，耗费白银800万两，又在此后400余年的沧桑巨变中屡遭劫难。1956年，考古学家正式开启了定陵地宫，陵墓以其陵宫建筑的精湛绝伦、殉寝葬品的珍稀庞多、棺椁葬式的奇特造型而震惊了整个考古学界。巨大的考古价值和史料价值，也使其成为绝无仅有的历史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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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帝：功过是非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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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陵地上部分的主体建筑坐落在大峪山与蟒山主峰之间的中轴线上。陵前一条神道全长3千米，由长方形青石板铺就，宽阔的路面上可并排行走3辆马车。从七孔桥以北100米处向西北延伸，经三孔桥和金水桥，便可直抵陵园门口处的无字碑。无字碑体积巨大，螭首龟趺，因其迥异于常见石碑，通身光洁不留一字而得名，也成为后人心中的谜。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先生曾六度拜谒此地，但对于无字碑背后之谜，却也是始终不明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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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定陵无字碑的种种传说里，有这么一个故事：神宗之后的皇帝前往定陵祭祀，见无字碑后心中产生疑惑，于是问随从文官：“皇考功德碑为何无字？”文官熟读百家，却也哑口无言，思忖再三，唯有黠辩：“皇考功高德厚，非文字所以形容尔。”清人梁份经过悉心考证后，在《帝陵图说》一书中道出了他所理解的个中缘由：最早长、献、景、裕、茂、泰、康7座皇陵门前均无碑亭，到嘉靖皇帝在位之时才补建而成。尚书严嵩希望碑文由世宗撰写，但嘉靖皇帝认为天命已定，功过当由后世评说，于是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梁份认为，其后的几代皇帝自然也深感其中滋味，“功德”勿需直言，由此碑身皆光洁无字。然而对于长眠定陵的神宗朱翊钧而言，无字碑却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墓主人功过参半的矛盾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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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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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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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明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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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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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时间：1956年～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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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也最惹人争议的一个皇帝。1572年3月，按照明朝历法，朱翊钧年方10岁，隆庆皇帝驾崩。这位年幼的皇太子身上还穿着丧服，众臣僚按照传统的程式进行“劝进”，恳切请求皇太子即位称帝。此次“劝进”第一次将这位少年太子的稳重和知理展现于世人面前。头两次的请求均被朱翊钧严词拒绝，一方面是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为表示自己的哀恸深入骨髓，无心去关注个人名位；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皇家礼节，这也是展现帝国君主深明大义的需求。直到第三次方才因“江山社稷为重”、“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群臣殷切期盼下勉强即位，改年号万历。而早在朱翊钧9岁举行冠礼之时，他的仪表已经接受了一次百官的检验，在父亲隆庆皇帝引导之下，按照皇室礼仪的严格规定穿戴衣冠服饰，手持玉圭，在殿前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声中，完成繁缛的仪式，长达半天的时间里举止大方得体，丝毫无差，表现庄重，威严而高贵地接受了百官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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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熟的表现，都与他从小便接受严格而周到的教育，自身努力上进有关。幼年的神宗每天都在文华殿苦学三项功课：经书、历史和书法。从太子成为皇帝后，他的母亲慈圣太后更是加紧了对小皇帝的督导，安排专人负责他的学业。神宗从小就被教育做皇帝应当敬重天道，效法祖宗，为国家之兴而努力，这种谆谆教导在他身上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也由此形成了其执政前期的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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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高拱、高仪三位大学士辅佐之下，神宗决心要实现一个举国昌盛的“万历之治”，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高于前朝的改革措施。如在人事管理上利用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根据官员表现来公平公正地决定其升迁黜陟；加强边防建设，对一直侵扰北方的蒙古骑兵，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加以安抚；将领选拔上不唯出身，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强健彪悍、严守风纪的士兵加以培养，形成军事将领后备人才库……神宗十分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为了解国民经济状况，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丈量田地，简化赋税和徭役，摊丁入亩，田租按照统一的标准缴纳银两，不再使用实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改革，国势逐渐强盛，国库钱财盈溢，太仓积粮如山，万历前10年间出现了明王朝少见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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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首辅大臣张居正离世，神宗为此缀朝一天。神宗此时已年方20，开始亲自过问朝政，希望有所作为。他深知要想树立自己的皇威，就必须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张居正生前的罪行。同时，此前曾受到张居正压抑的顽固派官僚也落井下石。张居正虽已身死，却仍难免落得了多项罪名，生活奢侈，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封号也被夺，其子孙全部发配流放。原本卓有成效的改革也因为张居正的离世戛然而止，大明国运开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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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事件后，言官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从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经张居正引荐的官员、新任的阁部诸臣，由此言官诋毁之风达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致使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者即被迫辞官，朝中动荡不安，难以正常施政。神宗刚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却又陷入臣僚纷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处处受到大臣的牵制，以致产生了消极对抗的心理，丧失了早期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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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期间，皇室礼仪中的繁文缛节更让神宗感觉疲于应付，各项仪式都需要他亲临参加，以致经常一日数次更换冠服。大明先帝定下了早朝、午朝和晚朝的规矩，皇帝在朝堂之上需要处理185种事件，即使下雨下雪，官员衣服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也要坚持，而皇帝本人也无法规避。对神宗而言，每日的这种“应酬”简直成了一种肉体惩罚，于是最后规定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到了后来，免朝的日子更是越来越多。另外各种祭祀仪式，他也经常派遣大臣代为参加，甚至在对各地举人进行殿试之时，出题“无为而治”，惹得群臣哗然。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心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滋生出对他的“单调生活”的厌烦。而这些违背传统的举动让多数文臣无法接受，关于皇帝沉溺后宫、荒怠朝政的传言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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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事实都让神宗感觉到，他无力改变朝廷现状，有心收揽大权却陷入朝臣纷争，有心勤政却难以勤政，最后竟采取了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做法进行对抗。亲政4年便怠于政事，万历十四年（1586）秋，自称“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宣示免朝。这年以后，更是以病为由，很少上朝，也不再召见大臣，对于大臣送上的奏章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神宗亲政的后30年，基本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近代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称之为“醉梦之期”，“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的确是当时明朝的唯一决策者，手握皇权却怠于政事，致使官场党派林立，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百姓背负繁杂苛税，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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