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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也不例外,其宝城建筑形状为标准规整的圆形,直径达230米。宝城城墙高达7.5米,城砖皆采用质地细密的淤泥制成。这种砖主要产自山东省临清县,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工匠们将这些从黄土高原流失至此的上等纯土挖出以后,经过细筛精滤,再浆泡棒打,然后才制坯烧制。烧成之后的砖块重达24千克,长约0.5米,宽度为长度的一半,厚度为宽度的一半,颜色比普通窑砖略白,强度极高。为了保证质量,每块城砖上均打着生产年月以及负责制作的工匠姓名,以便追究责任。根据史料记载,为了保证城砖供应,当时官府规定凡各类商货船只,一经此地,必须捎带200块~240块城砖,经京杭大运河,一直运至北京附近,再由陆路运至定陵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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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城顶部的垛口均采用大块花斑石砌成,而且均经过细心打磨,非常平整光滑。城墙有内外两层,内层城砖所砌高度与外层垛口相当,称为宇墙,宇墙与垛口之间的部分宽度很大,可以在其上行驶马车,称为车马道。这种建筑形式,一方面是出于彰显皇帝的威严考虑;另一方面,如果发生战事,又可具有屯兵抵御外敌的实际作用。宝城之内完全由夯实的三合土填满,这种土的质地细腻,夯实后非常牢固。宝城的墙外布置有石刻的排水螭首,墙内同时设计了巧妙的排水方井,雨水可以通过宝城城墙之外的排水暗沟流出,以免浸泡破坏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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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明天启元年(1621),因定陵帝后皆入葬,且地宫遂道也已回填完毕,工部上奏请示宝顶规制,明熹宗皇帝(神宗之孙)下达圣旨:“定陵宝顶规制乃皇祖(指明神宗)亲定……。著照永陵丈尺培筑。”但实际上,经过能工巧匠的妥善处理,定陵宝顶虽然在表面数据上并未超出前代皇帝的陵墓规模,但是实际上的体积却要大出许多,而且视觉效果更是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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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城城墙的正前方为突出的方形城台,又称方城,建在石刻须弥座基之上,方城之上建有凸显明代建筑艺术水准的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建筑极其复杂,采用重檐歇山顶式的楼顶,上下两层重檐,上檐为单翘重昂七踩式斗拱,下檐为重昂五踩式斗拱,形态舒展而端庄,极具威严。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明楼的檐椽、飞子、望板、斗拱、额枋、平板枋、榜额全部用巨石雕刻而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将繁多而庞大的石头雕刻成房屋木质结构中使用的全套复杂卡隼形状,并且逐一精准地安装在如此高的高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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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楼的榜额之上刻着两个硕大齐整的字——“定陵”,楼壁前、后、左、右四面各有一处券门,楼内立着一座高6.195米的方形石碑,碑身前后分布着双龙戏珠的图案,碑身正面刻“神宗显皇帝之陵”7个楷书大字,字高字宽皆为0.3米左右,另外还刻着一方“大明”篆额。整座石碑建在一个宝塔状五级方台碑趺上,其中较高的四级方台周围雕刻了双龙戏珠、云、宝山、海浪等图案。在城台的下部,左右各有冰盘檐式石刻门楼,通过礓石察道,可以从城前直达宝城、明楼,布局非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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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地宫:有惊无险指龙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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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城之下便是整个皇陵中最为神秘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地宫。实际上,在将古代皇陵作为考古探索的对象时,主要需实施发掘活动的,便是地宫这一部分。因为其地上部分早已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家们所熟知,再加上许多殿宇已历经焚毁或重建,虽然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建筑研究价值,但真正要研究古代帝王的遗留文物,并以此扩大对整个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了解,必须通过地宫里的各种殉葬品才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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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原因和目的,1955年10月,在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的筹划之下,一份对明皇陵开展发掘活动的请示报告诞生了,郭沫若、沈雁冰等人在报告上联合署名。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提出异议,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发掘。在吴晗等人的带领之下,一支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内的考古委员会,和一支以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材生赵其昌为首的考古工作队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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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们计划对埋葬了明成祖朱棣的长陵进行挖掘,因为长陵的主人是明朝第二代皇帝,并且是他将明朝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因此从考古角度出发,长陵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殉葬文物出土,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这毕竟是新中国建国以后对明代皇陵的第一次发掘,考古工作者们在文物整理、保护等各个方面都没有多少经验,再加上在长陵勘查一番后竟然无从下手,毫无结果,巨大的压力之下,考古队开始转移目标,最终将目光定格在定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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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考古工作队进驻定陵,开始勘查工作。根据文献资料显示,皇陵地宫的建筑坚固异常,仅有一个入口,若想从其他方位进入,除了使用炸药强行爆破,别无他法。但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地宫严重受损,地宫内部的文物和皇帝棺木保护更是无从说起,这种情况对于正规的科学考古,尤其是谋求文物的文献价值的探索活动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此,他们必须找到正确的地宫入口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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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明代皇陵建造规制,正常情况下,在宝城的明楼地下应该有一处券洞,其后有一处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称作琉璃屏,皇陵地宫的入口便在此琉璃屏正前方,要想进入地宫,必须到达此处,面对琉璃屏。但是定陵显然比较特殊,工作队并没有在宝城的明楼地下发现常规情况下应该存在的券洞和月牙城。如此一来,应当存在一条隐秘的隧道,从其他方位直通这里。但隧道门的具体方位则成为最大的谜,因为在整个直径为230米的宝城四周,都有可能是隧道门的开口。这一特殊性给发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在此情况下,考古工作队在宝城内侧的位置开挖了一条深深的壕沟,因为无论隧道入口在何方,这里都是必经之地,只要深挖下去,必定可以形成一道切面,到时候隧道自然会显现出来。果然,工作队在宝城东南角发现了一个洞,兴奋的队员们便在正对着洞口的地方深挖了一条探沟,砖墙渐渐显露出来了!紧接着,人们又在一条横放的石头上发现了期待已久的“隧道门”3个字。有了这个发现,队员们备受鼓舞,通过深入探寻,终于探明了隧道的基本情况:砖隧道弯曲呈“S”形,东西走向,略向东南倾拐,全长40米,由浅入深,建筑材料从城砖渐渐增加花斑石的用量,最厚处多达17层。每块花斑石都经细细研磨,光滑平整,有的还留有墨迹,记载着建筑时不同的监工姓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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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还在附近挖出了一块写着字的小石碑,上书“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至此,发掘的方向已经明确。因为所谓金刚墙,就是保护地宫入口的最后一堵石墙,如果按照石碑碑文所说,继续向前挖16丈,深丈,那么就能到达地宫入口了。随着第三条探沟的开挖,一道装饰着黄色琉璃瓦檐的大墙果然现身了。金刚墙找到,地下宫殿入口就在其背后,进入地宫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但是人们都知道,皇陵修建得固若金汤,传说中的神秘地宫更是布满机关暗器。考古工作队要如何进入地宫?在幽暗的地宫中又将遭遇什么?所有队员心中皆是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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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开挖金刚墙的工作开始了。一位队员搭起梯子爬了上去,用特制的铁铲对准圭形券门顶端的一块墙砖轻轻撬动着。当第一块砖被抽出时,梯子下面传来了一声大喊:“小心有毒气!”话音刚落,只听缺口处传来“噗”地一声闷响,紧接着喷射出了一股黑色浓雾,并伴着“哧哧”怪叫。梯子上的那位队员已经不敢乱动弹了,只得就势在梯上趴下。梯下的人也被这黑雾中送来的阵阵潮湿霉烂味道熏得睁不开眼,只能咳嗽。终于烟雾消散,人们才明白过来,因为地宫已密封了几百年,里面腐烂发霉的物质所发散出的气体郁积于地宫之内,今日突然开启,才会出现此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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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增加的赋税“三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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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政府的赋税日益苛重,赋税徭役的项目层出不穷。此外,明政府又有一系列的赋税加派,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三饷”加派。在明神宗时,为对辽东后金作战,明政府加派辽饷520万两,此后,辽饷成为固定的赋税。到崇祯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280余万两;为了对付清兵的进攻,加派练饷730余万两。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明政府加派“三饷”,大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般农民承受不起,只好外出逃亡,造成土地大量荒芜;而实际上,“三饷”加派不仅没有解决明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反而加深了明政府的统治危机,进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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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砖被一块接一块地抽掉,很快便开出了一个洞。原来墙后是一条长方形的墓道,队员们跨过墙洞进入墓道,原先担心的墓室中会有为防盗墓贼而设置的暗器,此时并没有出现。但队员们仍不敢放松心情,小心往前走去,在手电的点点荧光中,两扇巨大的白色石门高高矗立在墓道尽头。走近才发现这件庞然大物竟是由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真是世所罕见。就是在此处,考古队员们再一次领略了明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技巧。两扇大门被一根巨大的石条从里面顶死,如果强行推动,无论如何是打不开的。最后,一位专家从史书里找到了答案,唯有“拐钉钥匙”可以从门外推动门内的顶门石。根据书中相关记载,他们用八号铁丝仿制了一把“拐钉钥匙”,一点一点地移动顶门石,最后终于推开了地宫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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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宫建筑宏大,通长87.34米,左右横跨47.28米,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由前、中、后殿和左、右配殿5殿构成,体例与地上宫殿形制相似。前殿为长方形,整体是一个宽阔的券顶石室,东西长26米,宽6米,高7.2米。地面铺砌当时江苏烧制的方形澄浆砖,因为质地细密坚固,又称“金砖”。两壁均是青石砌成,顶部是巨大的石顶。通过后部石门,便到达地宫的中殿,东西长32米,宽6米,高7.2米,建筑模式与前殿相同,后部摆着3套汉白玉石宝座,分属地宫主人万历皇帝及其2位皇后。南北石壁上均有一条甬道,通向配殿,配殿东西长2.6米,南北宽6米,顶高7.2米。穿过中殿,再往后便是更加宏伟的后殿,长30.1米,宽9.1米,高9.5米,地面铺着细腻光滑的花斑石,光可鉴人。后殿中部偏西处,并排放着地宫主人的3口朱漆棺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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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整个定陵的建筑构造完全展现于世人面前,作为一代君王最后安息的地方,朱翊钧凭借帝王的身分,利用举国之力,将寝陵建得辉煌雄伟,成为集当时社会文化、技能之大成者,表现出明代建筑的精华水准,具有非常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整个陵园外部有外罗城,内部有宝城,宝城之下为地宫,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各种限制与寓意修建,将建筑与人文做到了完美的统一,成为中华文明遗产中当之无愧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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