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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早年流失的中国文物，在西方相关博物馆成为各国观众的所爱，尽管很少人知道它们颠簸流离的悲惨经历。在圆明园、龙门石窟、昭陵、敦煌……那些文物被掠夺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本书提出的文物返还问题，有助于中文读者从法律、道德和历史视角，对掠夺者和自身进行更深入思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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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体现了中国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百年屈辱史。今天，同胞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许多人与本书涉及的流失中国文物有约或偶遇。对待流失中国文物，目前有两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一种是义愤填膺，随时强烈要求西方归还所掠夺的中国文物，认为回来就好，哪怕是巨资回购；另一种观点认为，流失文物在西方受到了良好保护，对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留在国外挺好。后一种观点，或许夹杂了某些情绪，对中国文物至今仍在非法流失的现状不满，恨铁不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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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们对文物返还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很多，其中关键，是难以定性当时文物离开原属国的方式，即它们属于非法掠夺、流失，还是正常交易、合法离境。有的不言而喻，更多的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模糊不清；各国会继续为自身利益各抒己见，很难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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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法国因馆藏中国文物被盗事件，无限期关闭了枫丹白露王宫的中国馆，是否再对公众开放不得而知。那种状况发人深思。多年以来，法国人曾以那里收藏中国圆明园被掠夺文物为荣；现在，那种荣耀感正在消退，法国公众也开始反思侵略掠夺他国文物的历史。对前往法国的中国游客来说，在那里看到流失的中国文物，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过去的伤心事，肯定会影响出国旅游的兴致和对法国的好感。当然，类似情况还会在西方其他有关国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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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出版此类译作，对中文读者可谓恰逢其时。相信中文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会更多了解、思考中国流失文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对推动开展相关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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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女儿合译了本书。我一直相信散养，从不唠叨要求她好好学习。此次合作，让我对她的中英文水平刮目相看。后生可畏，一代更比一代强。有些事情，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女儿的成长，代表了一代新人的进步成熟，让父辈人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多信心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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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衷心感谢原著作者，感谢他们在一个可能属于费力不讨好的领域刻苦钻研，为读者奉献了一本如此有意思、有意义的专著；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李楠女士，她的积极支持，保证了本书中文版的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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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译者在翻译时尽心尽力，因能力等所限，译文肯定存在不准确、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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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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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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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作者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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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文姓名的拼写，我们想起了加拿大的四新生乐队（The Four Lads）。1953年，他们的摇摆乐歌曲《伊斯坦布尔（不是君士坦丁堡）》曾高居音乐排行榜之首。那首歌的副歌是：“伊斯坦布尔曾是君士坦丁堡/如今它是伊斯坦布尔，不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早已无踪影/君士坦丁堡为何被折腾？除了土耳其，那与别人没关系。”但是，说到中国的名称变更，我的天！那就变成了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事情。因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名、地名的变化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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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知道北京（Beijing）曾被称作北平（Peking，短暂过渡期还被称为Peiping）。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著名的贸易港口Canton就是今天的广州？又有多少人知道，以前中国官话的发音，香港就是Hong Kong？人们是否又知道，Chiang Kai-shek就是蒋介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采用罗马拼音取代韦氏拼音体系时，那些变更的名称，变成了官方用法。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弗朗西斯·韦德爵士和赫伯特·阿伦·贾尔斯合作发明了韦氏拼音法。韦德爵士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外交官，贾尔斯是剑桥大学的语言学家。使中文名称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台湾至今仍在使用韦氏拼音法，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是如此。20世纪初，中国邮政局出版了自己的邮政地理目录，被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出版物广泛采用。此外，在中国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城市也拥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据说，目前中国国家数据库中收录了2500万个地名。一些地名属于描述性的或纪念性的，另外一些则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或是无节制的滥用（北京就有22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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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折中方案，两者兼顾：引用他人言语时，我们尊重原文拼写；在我们自己叙述时，我们先列举拼音使用前后的地名、人名拼写，再列举目前所用名称。尽管如此，由于本书各章节属于专题，时间前后跨越两个世纪，名称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在所难免。为了帮助读者辨认中文名称的不同用法，我们附加了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重要地名目录，标明了它们的前后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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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名，我们也同样保持了类似的灵活性。中国人的姓名用法是姓在前，名在后。由于只有一百多个规范常用姓，中国人的姓名看似简单，但是正如大英图书馆中国部的名誉退休主任弗朗西斯·伍德在其重要著作《与中国为伴》（1988年出版）中所指出的，在中国的传统中也会有多个名字：“有‘乳名’，有‘学名’或‘训名’，至少还有个‘室号’；男孩子有时还会使用女孩名，以防被恶鬼辨认出自己的男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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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重申，我们对本书引用的资料予以尊重，尽最大努力将名称的正确用法与人们耳熟能详的用法协调一致。但是，涉及美国国内的中国移民时，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部前咨询委员会会长方闻（Wen Fong），就延续了他本人的用名方式。另外，在中国出生的北美学者，可能会选用美国人更容易接受的名字。因此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研究员王伊悠（Yiyou Wang）就变成了王黛西（Daisy Wang）。在需要之处，我们尽量在索引里照顾到此类变化。最后，我们在本书中附带了部分大事的年表。由于本书各章节叙述自成一体，互不关联，作为阅读指南的大事年表就显得特别有用。因此，在本书中，有关占据20世纪汉学主导地位的哈佛大学的章节，便和摩根、查尔斯·弗利尔、小约翰·洛克菲勒等与哈佛大学扯不上任何渊源关系的大收藏家的崛起并行展开。此举也延续了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古代文明争辩：两点之间的捷径，常常是一条蜿蜒盘旋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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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插图注解。由于出版费用限制，我们不得不减少书中所描述艺术品照片的数量。此外，读者可通过有关博物馆的网站，获得书中绝大多数艺术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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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序言 通往中国之路蜿蜒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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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博物馆任何有价值的藏品一样，一本书的出炉，也该有个来龙去脉。本书的写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中的偶然发现。当时，我们正为撰写《阴影下的竞赛》（Tournament of Shadows）一书开展研究。那是我们的前一部作品，描述了俄国、英国和美国如何争夺中亚统治权。那本书的主角是欧雷勒·斯坦因。他出生于匈牙利，是古代丝绸之路遗址的探险家。20世纪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实施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命运多舛的探险活动。当我们仔细翻查那些档案时，谢林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满了信件，字里行间充满了苦不堪言的描述。写信者是一位年轻人，名叫劳伦斯·史克曼，收信人是他的导师、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谢林让我留意师徒之间的往来信件，特别是其中讲到的中国北方的龙门石窟，还有那里用巨大石灰岩雕琢而成的不朽塑像。一千年以前，龙门石窟曾是佛教朝圣者的神圣目的地（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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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简称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刚刚开馆（1933年），得到了大笔资金（1100万美元）捐助。为了给该馆征集亚洲艺术品，史克曼踏上了漫漫旅途。但是，史克曼一路上麻烦不断，四处求援。龙门有上千个无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宫，盗贼遍地。当地农民根据买主的订单偷盗。龙门石窟的艺术珍品现身于北平（今北京）穷街陋巷里的古董店。史克曼该如何行动？具体来说，他是否应该收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十几年前，兰登·华尔纳本人曾去过规模巨大的龙门佛教石窟，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华尔纳魅力十足，喜欢天马行空。这一次，他对史克曼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他直言要求史克曼刻不容缓，先把浮雕拿下再说，费用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分担（最终，《文昭皇后礼佛图》落户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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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克曼此举属于掠夺还是事实上反倒保护了文物？这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在中国陷入混乱期间，那里的古代遗址很容易成为盗贼、肆意破坏公共财产者以及收藏家竞争者下手的目标。事实的确如此，史克曼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普艾伦（也是哈佛学子），他在试图弄走龙门同一洞窟中与《文昭皇后礼佛图》相邻的一块浮雕，即《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目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它刻画了一位皇帝和侍从拜佛的场景。所以，对于文物保护和收藏，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当我们参观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址敦煌时，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为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兰登·华尔纳曾尝试用简陋胶水揭取敦煌壁画。我们的地陪导游用手指着壁画墙上的洞孔，义正词严地痛斥犯下那些恶行的“外国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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