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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这并非完全陌生的领域。谢林拥有艺术史学位，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文化主题纪实节目的制作人，最近还担任了《考古》杂志的特约编辑。我本人曾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其间曾获准休假撰写《考古的娱乐》一书，之后我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撰写了由《纽约客》杂志连载的《被掠夺的历史》，以及《艺术博物馆——权力、金钱和道德》（一份为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报告）等作品。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时，我曾定期回归东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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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与谢林合作，写过3本有关国际政治的书籍。在2011年，我俩同时应邀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2012年秋季学期的高级研究员。对我们这种有此兴趣的人来说，那是份无法拒绝的邀请（与我们同时受邀的还有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教授威廉·罗杰·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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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往牛津大学做研究员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我们得搞一个研究项目。我们想到了哈佛大学的那些档案，想到了我们对中国考古遗址的实地参观考察。我们决定做这样一个课题：西方收藏家们如何、为何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并使美国的博物馆永久受益？我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批准。抵达圣安东尼学院后，我们便着手演练，对研究项目进行试水：与学者会面，旁听讲座，参加研讨会，一头钻进恰如其名的“赛克勒美术图书馆”的宽敞书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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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是圣安东尼学院的院长，出生于加拿大。与我们进午餐时她问我们，是否了解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使其在本书中单独构成一章。到了学期结束时，我们确信，我们所选的研究项目层次丰富，埋藏着许多意外惊喜。其中包括难以自拔的收藏家、激情洋溢的博物馆研究员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等。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人遗忘，但人物形象绝对妙趣横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亚洲艺术收藏在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和博物馆文化在繁荣兴旺，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与其有关、为非专业读者撰写的书籍。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两年研究，最终完成了读者手中拿到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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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圣安东尼学院前，我们向专家朋友们征求建议，特别是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奈恩斯以及退休的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请他们向我们推荐牛津大学的权威人士，以便我们与其研讨。他们提到了两个人——克雷格·克鲁纳斯和迈克尔·沙利文。前者是牛津大学首位专攻亚洲艺术的教授，后者是资深中国艺术研究员。克雷格·克鲁纳斯出生于苏格兰，与我们会面时，他欢迎我们旁听他有关中国明代的讲座，那是他喜欢的历史时期。克鲁纳斯的讲座如行云流水，他以文字和图片，证实了其畅销著作《中国艺术》的中心主题，即“中国艺术”实属误称。在他看来，将书法、雕塑、陶瓷和绘画组成“同源整体”的倾向属于西方的发明创造，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真正规模、古老和多样性。在其讲座以及与我们的谈话中，克鲁纳斯强调，有必要对各类型中国艺术的变移性和特殊性进行评估，并引用自己的学术著作以及他曾在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担任有影响力的研究员的诸多经历，对此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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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沙利文也同样有意思。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成长。在战时的中国当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沙利文持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艺术系当过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名誉研究员。我们在圣安东尼学院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向他解释我们的研究项目，请求与其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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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们学院的门房向我们转交了沙利文的手写回信。他写道：“好啊！我的公寓位于牛津大学偏僻的北部，何不来与我共进晚餐？”那时他已是94岁高龄，还在为他的中国夫人柯恩服丧；他曾把自己撰写的所有十几部著作全部奉献给了夫人。多年以来，沙利文征购了大约500件中国现代艺术品，其中的精选藏品正出借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展出。他的公寓没有电梯，房间正中悬挂着柯恩的肖像，房间里面塞满了中国艺术藏品。我们对那种场景似曾相识。他的助手是两位可爱的亚洲女人。她们迎接我们，忙着准备中意混合风味的意大利面。迈克尔·沙利文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银发如同王冠。随后他谈到自己六十年来一直与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或当代艺术的陈词滥调进行抗争。我们谈到了当今先锋派艺术作品，那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沙利文对那些作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充满矛盾，认为它们或局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模仿，或属于对陈旧传统艺术流派的重复。那真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妙夜晚。2013年10月，迈克尔·沙利文去世，享年96岁。他把自己喜爱的艺术珍藏全部遗赠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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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牛津大学的日子收获颇丰，也使我们对前面横亘的雷区有了预警。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既不是中国艺术史，也不是对它进行的批评分析。对那些未必多么富裕的收藏家痴迷中国艺术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了推测。对于中国艺术，我们未用任何审美的刀斧进行加工修饰。与其相反，无论如何定义中国艺术，我们关注的对象是人，是那群像猫一样，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的北美人和欧洲人。正如拿破仑喜欢幸运将军，我们更喜欢幸运的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他们使那个时代（1900—1949）的绝大多数年代成为丰收之年。在这群人中，收藏家有：著名的沃尔特斯父子、查尔斯·朗·弗利尔、摩根、小洛克菲勒及其夫人阿比、邓曼·罗斯、亚瑟·赛克勒、艾弗里·布伦戴奇；博物馆研究员有：兰登·华尔纳、劳伦斯·史克曼、李雪曼、波什·雷茨、普艾伦和方闻；古董商有：卢芹斋、山中定次郎和奥托·伯查德。同时，我们也描述了一些不那么走运的人物：多才多艺却莫名死去的乔治·凯茨，不幸被砍掉脑袋的清朝官员端方，以及明显死于自杀的鉴定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我们还提到了纳粹分子爱德华·冯·德·海特，他行为怪异、另类神秘，把自己的大量收藏捐赠给了苏黎世的里特贝格博物馆和伍珀塔尔市的冯·德·海特博物馆。4位加拿大人也榜上有名：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库雷利、英国圣公会主教怀履光、由皮毛商改行做古董生意的乔治·克罗夫茨，以及长老会牧师和甲骨文专家明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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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谢中，我们对许多人表达了感激之情：一大批老少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古董商、档案管理员等。没有他们的必要帮助，即便再拖延十来年，我们的研究项目也难以完成。在故事叙述的每处重点，我们都努力考虑到相关的全球性和经济力量，考虑到波澜起伏、反复无常的艺术市场的关税、营业税。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清楚，在选择性的叙述中，我们也会有所遗漏。一些大收藏家的珍藏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对此我们有些力不从心。这些收藏家有：查尔斯·贝恩·霍伊特，他的陶瓷已成为波士顿美术馆亚洲展厅的明星展品；“芝加哥最杰出的老处女”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姆，为纪念姐妹露西·摩斯，她把数百件藏品捐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他的青铜器藏品使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熠熠生辉；以及最近同样向上述学院捐赠的布鲁斯和露丝·代顿。至于本书其他不足之处，我们已向读者发出了预告，欢迎美丽世界的无数居民批评指正。对于迷人的大千世界而言，我们只是持有旅游签证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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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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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一章 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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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简讯，标题是《苏富比与北京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低调宣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婚约”。报道轻描淡写地透露：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苏富比拍卖行已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达成协议，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使增长惊人的中国市场资本化”。苏富比宣布，它将与北京歌华艺术公司联手，尽快在中国大陆设立首家国际拍卖企业。两家公司同意分享免税库房设施，苏富比为该合资企业提供120万美元投资作为“嫁妆”。苏富比拍卖行的新闻稿称，“中国及其不断增长的收藏阶层，已成为本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增长市场”，促成了“独特而具有开拓性”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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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正积极发展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和娱乐消费，通过拍卖艺术品，从而培育更多高贵的百万富翁。与苏富比的合作协议只是又增添了一个例证而已。而收藏家、古董商或专家学者等内行人士则在寻求中国艺术市场的根本性改变。对他们而言，中国仍未出现多少明显的转变信号。在过去十几年的上升时期，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收复在混乱的历史时期被掠夺流失的艺术珍品。同时，为阻止大规模掠夺和非法出口古代文物，中国也加强了相关法律措施。为此，2009年，北京与华盛顿签署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却极其重要的协定：禁止美国进口一系列中国文物，包括至少有250年历史的纪念性雕塑和壁上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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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京批准与苏富比拍卖行合作，或许是在寻求抢占拍卖经营的先机，借以应对自己正在开展的文物回流运动，收复历史上被作为战利品掠夺的艺术珍品。那场运动早有先兆：2000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曾在香港兴办奢华的“宫廷收藏拍卖”。而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角色。在佳士得的主要拍卖标的中，有两件青铜兽首（牛首和猴首）。凑巧的是，苏富比拍卖行也将拍卖一件青铜虎首。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其中有座大水法喷泉，那里装饰着十二生肖兽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些兽首很可能在此期间被偷窃。中国国家文物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要求两家拍卖行停止拍卖那几件青铜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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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抗议并未说服两家拍卖行的决策者们。它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1987年，苏富比曾在纽约拍卖出售过青铜猴首，当时中国并未发出任何抱怨之声。1989年，在伦敦拍卖牛首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时代在变迁，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政府吹毛求疵的香港居民，这次却不约而同加入了喧闹的抗议，反对即将进行的“帝王”文物拍卖活动。示威者们高声呐喊：“停止拍卖！让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但拍卖会仍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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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兽首拍卖的结局可谓悲喜交加。在竞拍争夺战中，中国保利集团胜出，使三件青铜兽首回归中国。佳士得拍卖行的猴首和牛首，拍出了200多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的虎首则以180万美元落槌。那次拍卖，是中国政府代理机构为收复文物艺术品首次参与的公开竞拍。“本周发生了历史性事件，”苏伦·梅丽仙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它将对国际获取文物的方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生肖文物的所有权之争由来已久，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作为国际艺术市场资深监察员，梅丽仙一如既往对此事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敏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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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件兽首凯旋北京后，被放入新建成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展柜。此后，该馆成为从私人收藏收复艺术战利品的庇护所。这种行为堪称彻底颠覆了中国政府以往一些特殊时期对文物的态度。就在几十年前，文物还属于被人肆意痛斥谩骂的“四旧”，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到处串联，可以任意砸烂博物馆展柜，对博物馆研究员肆意恐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蜿蜒曲折，收复文物只是其众多转变中的一个。也许这种改变只是印证了一个古老、充满智慧的民间谚语：“竹子风前把腰弯，暴雨过后再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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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年轻人尖叫痛斥“四旧”，伟大舵手毛主席本人却对考古学家赞赏有加，称他们担负着科学见证中国辉煌历史的重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不再遭受国内外暴力侵扰的中国，最终得以大规模开展考古发掘活动，针对古代遗址发掘，发放了上千件合法挖掘铁铲。1974年，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的考古发掘令这种发掘活动达到了高潮。古都西安附近的一个农民，偶然发现了那支阵容完整的军队。那些真人大小的陶俑士兵，被证明是中国第一个皇帝死后生活的护卫。秦始皇是一位独断专行的现代主义者。据说他曾焚书，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推入火海，将自己的新帝国命名为秦。秦兵马俑的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立刻引发了国内外极大的兴趣。中国从那支冻结军队中，选取了一些代表，送往国外进行一系列展览，可以说那是中国对外国最温和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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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国的发掘活动繁荣兴旺，文物市场也是如此。在国外，收藏家对源于中国的各类艺术（书法除外）似乎都有贪得无厌的胃口。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市场需求同样充满活力。据报道，2005年，中国80多家拍卖行的文物艺术品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一倍。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估计，那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同年在美国拍卖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25倍（后来又传说，那个总额包含了成功竞拍但买家未付款的数额）。而且，库诺的估计并未包括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地方画廊和古董店。到了1980年（原文如此，应为2008年），中国大陆的拍卖行，几乎卖出了价值20亿美元的艺术品，大多数明星拍品被私人竞拍所得。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是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推算，2009年至201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从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长率80%。各类艺术品销售直线上升。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越了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占据了全球销售额的33%，相比之下美国占30%，英国占19%，法国占5%（据设在巴黎的法国艺术市场信息公司监测）。北京一份光彩夺目的半官方月刊《今日中国》高调宣布了那条新闻。2011年3月，该杂志指出，拍卖价格最高的十件中国艺术品，只有一件在国外拍卖（2005年伦敦拍卖的一件元代雕塑），标志着低潮已过的“划时代改变”。当然，中国的拍卖繁荣也是起起伏伏，不付款现象使拍卖销售总额虚高。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总额放慢了前进步伐，被美国超越而退居次席。不管怎样，中国以毛主席（1976年去世）不曾想象的方式，完全实现了他老人家“古为今用”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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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的文物收藏热情也附带着一个令人沮丧的阴暗面。如梅丽仙所说，中国成千上万的边远古代遗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梅丽仙是最早（1994年）报道这种现象的记者之一。她写道，东亚艺术市场正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过去几年，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物销售一直算不上多，而如今在香港销售的文物中稀有艺术品越来越多。人们预料它们来自一些最重要的考古遗址”。的确如此，那是一种非法盗掘犯罪行为。但是，梅丽仙对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记录道：“你能怎么‘隐蔽’？一块高达66厘米的金属，要经陆地一路运达沿海。而这个国家的监管可是以警惕性之高闻名于世啊！”（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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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梅丽仙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作答的呢？考古学家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警报。“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最近，北京大学的魏征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中国考古学家们尖刻地引用了一句农民的口号：“要想富，挖古墓。要发财，开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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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年至1914年，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制定颁布了法律，禁止迁移“古物”。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了那些法律措施。为确保法律实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传世文物”。实际上（正如詹姆斯·库诺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此举包含了某种默认，即国有企业已开始向如饥似渴的收藏家出售来自政府库房的罚没艺术品。在此方面打头阵的，则是精英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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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值得树碑立传。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未被考古发掘；时间涵盖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贯穿一系列封建王朝至1911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丰富的先人遗物。北京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来自文化旅游，尤其是涌向西安及其兵马俑军队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被盗佛像，那件事情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持有那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把文物退还国家后，他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死刑。据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他记述了一个传播得更为广泛的传言。一位匿名市场人士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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