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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一章 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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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简讯，标题是《苏富比与北京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低调宣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婚约”。报道轻描淡写地透露：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苏富比拍卖行已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达成协议，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使增长惊人的中国市场资本化”。苏富比宣布，它将与北京歌华艺术公司联手，尽快在中国大陆设立首家国际拍卖企业。两家公司同意分享免税库房设施，苏富比为该合资企业提供120万美元投资作为“嫁妆”。苏富比拍卖行的新闻稿称，“中国及其不断增长的收藏阶层，已成为本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增长市场”，促成了“独特而具有开拓性”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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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正积极发展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和娱乐消费，通过拍卖艺术品，从而培育更多高贵的百万富翁。与苏富比的合作协议只是又增添了一个例证而已。而收藏家、古董商或专家学者等内行人士则在寻求中国艺术市场的根本性改变。对他们而言，中国仍未出现多少明显的转变信号。在过去十几年的上升时期，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收复在混乱的历史时期被掠夺流失的艺术珍品。同时，为阻止大规模掠夺和非法出口古代文物，中国也加强了相关法律措施。为此，2009年，北京与华盛顿签署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却极其重要的协定：禁止美国进口一系列中国文物，包括至少有250年历史的纪念性雕塑和壁上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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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京批准与苏富比拍卖行合作，或许是在寻求抢占拍卖经营的先机，借以应对自己正在开展的文物回流运动，收复历史上被作为战利品掠夺的艺术珍品。那场运动早有先兆：2000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曾在香港兴办奢华的“宫廷收藏拍卖”。而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角色。在佳士得的主要拍卖标的中，有两件青铜兽首（牛首和猴首）。凑巧的是，苏富比拍卖行也将拍卖一件青铜虎首。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其中有座大水法喷泉，那里装饰着十二生肖兽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些兽首很可能在此期间被偷窃。中国国家文物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要求两家拍卖行停止拍卖那几件青铜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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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抗议并未说服两家拍卖行的决策者们。它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1987年，苏富比曾在纽约拍卖出售过青铜猴首，当时中国并未发出任何抱怨之声。1989年，在伦敦拍卖牛首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时代在变迁，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政府吹毛求疵的香港居民，这次却不约而同加入了喧闹的抗议，反对即将进行的“帝王”文物拍卖活动。示威者们高声呐喊：“停止拍卖！让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但拍卖会仍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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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兽首拍卖的结局可谓悲喜交加。在竞拍争夺战中，中国保利集团胜出，使三件青铜兽首回归中国。佳士得拍卖行的猴首和牛首，拍出了200多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的虎首则以180万美元落槌。那次拍卖，是中国政府代理机构为收复文物艺术品首次参与的公开竞拍。“本周发生了历史性事件，”苏伦·梅丽仙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它将对国际获取文物的方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生肖文物的所有权之争由来已久，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作为国际艺术市场资深监察员，梅丽仙一如既往对此事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敏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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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件兽首凯旋北京后，被放入新建成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展柜。此后，该馆成为从私人收藏收复艺术战利品的庇护所。这种行为堪称彻底颠覆了中国政府以往一些特殊时期对文物的态度。就在几十年前，文物还属于被人肆意痛斥谩骂的“四旧”，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到处串联，可以任意砸烂博物馆展柜，对博物馆研究员肆意恐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蜿蜒曲折，收复文物只是其众多转变中的一个。也许这种改变只是印证了一个古老、充满智慧的民间谚语：“竹子风前把腰弯，暴雨过后再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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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年轻人尖叫痛斥“四旧”，伟大舵手毛主席本人却对考古学家赞赏有加，称他们担负着科学见证中国辉煌历史的重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不再遭受国内外暴力侵扰的中国，最终得以大规模开展考古发掘活动，针对古代遗址发掘，发放了上千件合法挖掘铁铲。1974年，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的考古发掘令这种发掘活动达到了高潮。古都西安附近的一个农民，偶然发现了那支阵容完整的军队。那些真人大小的陶俑士兵，被证明是中国第一个皇帝死后生活的护卫。秦始皇是一位独断专行的现代主义者。据说他曾焚书，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推入火海，将自己的新帝国命名为秦。秦兵马俑的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立刻引发了国内外极大的兴趣。中国从那支冻结军队中，选取了一些代表，送往国外进行一系列展览，可以说那是中国对外国最温和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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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国的发掘活动繁荣兴旺，文物市场也是如此。在国外，收藏家对源于中国的各类艺术（书法除外）似乎都有贪得无厌的胃口。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市场需求同样充满活力。据报道，2005年，中国80多家拍卖行的文物艺术品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一倍。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估计，那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同年在美国拍卖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25倍（后来又传说，那个总额包含了成功竞拍但买家未付款的数额）。而且，库诺的估计并未包括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地方画廊和古董店。到了1980年（原文如此，应为2008年），中国大陆的拍卖行，几乎卖出了价值20亿美元的艺术品，大多数明星拍品被私人竞拍所得。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是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推算，2009年至201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从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长率80%。各类艺术品销售直线上升。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越了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占据了全球销售额的33%，相比之下美国占30%，英国占19%，法国占5%（据设在巴黎的法国艺术市场信息公司监测）。北京一份光彩夺目的半官方月刊《今日中国》高调宣布了那条新闻。2011年3月，该杂志指出，拍卖价格最高的十件中国艺术品，只有一件在国外拍卖（2005年伦敦拍卖的一件元代雕塑），标志着低潮已过的“划时代改变”。当然，中国的拍卖繁荣也是起起伏伏，不付款现象使拍卖销售总额虚高。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总额放慢了前进步伐，被美国超越而退居次席。不管怎样，中国以毛主席（1976年去世）不曾想象的方式，完全实现了他老人家“古为今用”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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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的文物收藏热情也附带着一个令人沮丧的阴暗面。如梅丽仙所说，中国成千上万的边远古代遗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梅丽仙是最早（1994年）报道这种现象的记者之一。她写道，东亚艺术市场正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过去几年，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物销售一直算不上多，而如今在香港销售的文物中稀有艺术品越来越多。人们预料它们来自一些最重要的考古遗址”。的确如此，那是一种非法盗掘犯罪行为。但是，梅丽仙对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记录道：“你能怎么‘隐蔽’？一块高达66厘米的金属，要经陆地一路运达沿海。而这个国家的监管可是以警惕性之高闻名于世啊！”（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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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梅丽仙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作答的呢？考古学家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警报。“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最近，北京大学的魏征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中国考古学家们尖刻地引用了一句农民的口号：“要想富，挖古墓。要发财，开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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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年至1914年，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制定颁布了法律，禁止迁移“古物”。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了那些法律措施。为确保法律实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传世文物”。实际上（正如詹姆斯·库诺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此举包含了某种默认，即国有企业已开始向如饥似渴的收藏家出售来自政府库房的罚没艺术品。在此方面打头阵的，则是精英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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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值得树碑立传。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未被考古发掘；时间涵盖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贯穿一系列封建王朝至1911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丰富的先人遗物。北京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来自文化旅游，尤其是涌向西安及其兵马俑军队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被盗佛像，那件事情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持有那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把文物退还国家后，他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死刑。据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他记述了一个传播得更为广泛的传言。一位匿名市场人士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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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那种破坏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掠夺。文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文物破坏还源自中国正处在急速发展中对电力、灌溉和现代化的轻率步伐。他们以2009年竣工的三峡工程为例，建设大坝的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新能源，同时驯服阴晴不定的长江水，为此淹没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批评者们宣称，）为拯救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古代遗址，国家拨付了专项经费。但是经费的使用显得有些敷衍了事。很快，那些将被淹没的古墓葬变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喀什、拉萨、西安等拥有丰富文化埋葬层的地方，还有历史圣地和历史街区，被毫不留情的热情夷为平地，让位于高层住宅、呆板的办公大楼以及千篇一律的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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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文化政策的构成中，机会主义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邓小平执政以来，北京的文化官员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悄无声息地淡化了以前的教条。这种复杂局面似乎解释了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态度的改变。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超过迈克尔·沙利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的首席汉学家，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沙利文一直与中国在世的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一书中这样评价：“20世纪，许多中国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那些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新颖、自由、自主企业的产生、商业化，外国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等，或许依然飘忽不定，却已开始在北京、上海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它们在内容上有异，至少在风格上如此——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现代雕塑装置、大型拼贴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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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海外对中国骚动艺术世界的热爱，也成为毛主席之后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一个西方首都极具象征意义地设立了第一个文化中心，它位于巴黎的塞纳河畔。新的巴黎文化中心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中国在那栋石质建筑（曾为拿破仑·波拿巴后裔居所）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700平方米，增加到4000平方米。中国示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文化中心的待遇。2011年，中国的9个海外文化中心主办了2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根据中方统计）。中国还计划筹建10个文化中心。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对上述情况进行了重新统计（2012年10月）。该画报对中国诸如“软实力”等新发现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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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文化攻势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第二战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非法转移的艺术珍品，北京的文化艺术官员们重新审视了其中长期存在的不满。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算可以不受利欲熏心的实用主义影响，以崇高的原则基础对待文化问题。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人等义愤填膺地回顾“世纪之辱”（1840—1949）。那时，中国备受外国人的欺辱，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为享有特权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划出了租界。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更是被迫同意合法进口毁灭灵魂的毒品——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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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不满和冤屈，源于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观。但是，西方则强调：帝制时代的中国自身封建守旧，它以腐败、软弱无力，自残式地挑衅一般的外交惯例。而且，1911年封建帝王垮台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主要对手，一直是土生土长的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获取中国艺术杰作，特别是北美博物馆展示的那些巨大建筑装饰和纪念性雕塑方面，西方人的狂热要远远大于顾忌。底特律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玛曲撰写过《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1929年出版）一书，那是第一部有关美国博物馆藏品的详细目录。玛曲在书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在今日美国，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一些最珍贵藏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珍爱、尊敬那些藏品，视其为世界伟大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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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认识，2005年，北京开展了一个文物收复项目，对1860年至1949年从中国拿走的博物馆级别艺术品进行确认。中国官员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在47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收藏了167万多件中国文物，而目前私人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估计要比上述数字多10倍。中国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说：“绝大多数文物或被入侵国偷盗、被外国人偷盗，或被外国人以极低价格从中国军阀手中购得，之后再走私出国。”为获得确实证据，中国派出了调查团组，对主要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东亚艺术品来源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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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组对西方博物馆的访问，推动北京开展一场签约运动，2004年以来，北京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签署一份协议，以限制进口中国文物。那份协议类似于美国与意大利、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加拿大、塞浦路斯、柬埔寨和马里签署的双边协议。北京的签约要求遭遇了挑战。各大博物馆的馆长、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北京予以反驳：其一，北京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本国的古代遗址；其二，在东亚动荡年代，无价的中国文物在国外确实得到了安全保护；其三，在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展出的重要文物，确实提升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其四，不管怎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也在积极支持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了对文物的疯狂掠夺。詹姆斯·库诺对那些辩论进行了加工，将其收集编辑成了《谁的文化》（2012）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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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2009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基本上反映中国关注问题的双边协定。其有效期为5年的附属《谅解备忘录》规定：“限制自旧石器时代至唐代的文化、考古物品以及具有250年以上历史的纪念雕塑和壁上艺术进口到美国……没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出口许可或其他适当文件，此类考古文物不得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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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本书撰写时，除了下文将提到的一个例外，中国尚未对任何国外博物馆有争议的重要藏品正式提出过返还要求。相反，中国已利用其市场力量，使那些臭名昭著的掠夺历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例外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的1860年，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从皇家园林圆明园掠夺的文物。鸦片战争150周年纪念时，中国发出呼吁，要求归还从那座具有象征意义皇家宫殿掠夺的所有文物。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一种肆意破坏，与英国额尔金伯爵破坏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行为如出一辙，而额尔金事件，要比破坏圆明园早半个世纪。事实的确如此，下令火烧圆明园的，正是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他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也是臭名远扬的雅典卫城掠夺者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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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老额尔金的声名狼藉属于罪有应得，而他儿子因火烧圆明园而落得臭名昭著，在西方却尚有一些同情者。1860年，英国还在混乱、痛苦不堪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泥潭中手忙脚乱，之后又发生了长达两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中国的5000名英国士兵中，有许多人参加过这两次战争冲突中的至少一场，对战利品怀有强烈嗜好。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危机四伏的中国统治者还在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人们一般认为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死亡最为惨重的内战，夺去了多达两千万条人命。同时，英国与路易斯·拿破仑皇帝的法国结盟，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克里米亚，英法联盟被证明令人不满。在英国议会中，英法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是老迈的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他的侵略主义言辞招来了自由派主要成员格莱斯顿、理查德·考顿以及约翰·布赖特等人连珠炮似的口诛笔伐。他们的论战火花四溅。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以战争应对战争，还是以英国文明使命应对封建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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