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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枪舌剑的辩论主题全都汇集于1860年对宏伟的圆明园的破坏。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十几公里处（当时北京已是大都市，人口至少100万）。它规模巨大，别致优雅，庄重威严，不仅仅是六代满族统治者的游乐场，圆明园对于中国，如同凡尔赛宫对于法国。只是前者毫无疑问地比后者大两倍（事实上，18世纪时，乾隆皇帝见过凡尔赛宫的照片。圆明园中有专门仿其设计建造的建筑）。圆明园布局精巧，它的内部核心区域包括了6000多亩有炫目的喷泉和弯弯升起的拱桥的绝美花园。园中的宫殿、庙宇、宝塔、图书馆、剧院以及科学家工作室、哲学家亭子，还有模拟的购物场所买卖街，构成了某种仙境。在设计上，圆明园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与伪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海晏堂属于后者最典型的例证。在海晏堂的入口处，环绕着一个精致的生肖喷泉和水钟，代表中国生肖的12种动物依次沿喷泉排列。生肖兽首的设计者是郎世宁，他是耶稣会传教士，也是久居皇宫的宫廷画师。正午时分，所有动物一起喷水。其他时候，每个动物按所设定的12时辰定时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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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被催眠后曾在梦中写过一首诗歌。圆明园真实再现了其中描述的壮观欢乐场景：那里的明媚花园有蜿蜒小河相伴，古老的森林如山冈一样久远，高墙高塔四周环绕，池中金鱼不停欢跳。诗中还预警式地写道，“欢乐苍穹的阴影/已在波浪之中摇晃”（实际上，柯勒律治写作该诗，受到的是圆明园以北的元代夏宫的启发）。1860年10月7日，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士兵，发现自己闯入了帝王住所，那里到处都是搬得走的皇家财宝：珠宝、瓷器、绘画、雕塑、金装古籍以及能够想象的各种家具、绫罗绸缎长袍、头饰，甚至还有北京哈巴狗（当时京巴狗还不为欧洲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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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阵阵狂呼乱叫中，英法两国军队执行了破坏圆明园的命令。英国高级专员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单方面下达了命令。法国军队倒是乐意参与其中（虽然法军指挥官卡森·德·蒙托邦试图撇清自己与那场混乱的干系）。据说，破坏圆明园的极端行为发生在中国禁卫军扣押、拷打并虐杀12名欧洲使节（包括《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之后，目的是向中国传达英、法联军的同仇敌忾。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战争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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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金成了西方复仇的代表，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他不是英国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的支持者，私下里还用“愚蠢”一词形容那位勋爵的对华政策。在受命使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合法销售时，额尔金痛斥英国的“商业恶棍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被迫采取近乎野蛮的行动，但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中国的朋友。”1859年，额尔金奉命进攻并占领北京。他再次在私下表示了异议：“一般想法认为，如果我们对大棒的随意使用足够到位，便可在中国随心所欲。我反对那种观点。”然而，令额尔金伤感的是，他与掠夺中国皇家园林的行为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如同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描述，至今，那个不祥阴影仍在中国麻烦不断的欢乐苍穹上不停徘徊。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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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后检讨，对英法联军哪支部队引发对圆明园施暴，其战利品如何分配，以及珍宝最终落脚何处等问题，至今仍是语焉不详。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对有关圆明园暴行的报道进行了研究。那些报道可谓针锋相对。何亚伟把各执一词的分歧归因于国家竞争、名誉问题和对掠夺行为日益高涨的批评。2005年，他分析总结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对方看来似乎都不愿承担破坏圆明园的责任。如果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自然就想到了中国人。”额尔金勋爵本人也同样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破坏圆明园是意在向优柔寡断的中国皇帝及其诡计多端的谋士传递一个必要信息，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称自己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为报复留下郑重其事的痕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使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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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愿违，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却使中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对“外国鬼子”毫无意义、羞辱性地破坏国宝的行为同仇敌忾。圆明园多达200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均被拿走（法国人抱怨英国人具有不公平优势，他们拥有骑兵马匹，可以拖运更沉重的战利品）。至于圆明园遭受破坏的总量问题，有着大量的权威证词。加内特·沃尔斯利上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和印度作战的荣誉老兵，他回忆道：“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花园时，它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描绘的某个奇妙之地。”然而，到了10月19日，“我们从那里行军开拔，留下了一个遭受破坏的空荡遗址”。（后来，沃尔斯利成为有关小型战争的御用专家，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称为名垂千古的“现代少将”。）另一位可靠的证人是查尔斯·戈登上尉，他曾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服役。之后不久，由于在协助清政府平息太平天国起义中英勇善战，他以“中国戈登”之名广为人知。“你很难想象，我们付之一炬的建筑是多么美丽辉煌。”他对一位朋友写道，“烧掉它们真让人心痛……对一支军队而言，那是丧失士气的卑劣行为。每个人都因抢劫而疯狂。”（3年后，戈登在指挥中国“常胜军”洋枪队时提出辞呈，以抗议虐待战俘。1885年，戈登死于苏丹伊斯兰圣战者之手，死后被人称为“喀土穆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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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见证者也同样赞叹了那片皇家园林魔幻般的美丽，却把毁掉建筑（百分之百令人遗憾）与掠夺（可以说是战胜者的特权）区别对待。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曾经担任法国军队的翻译，坚称自己只是抢劫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他对法国人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如德国作家威廉·特罗伊尔在《艺术掠夺者》（1960）一书中所摘录，哈里森伯爵坚持认为最初的计划是任命3名英国、3名法国指挥官，由他们按惯例分配战利品，并确定哪些珍品送给维多利亚女王，哪些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帝，之后再向所有级别的士兵分配其他战利品。然而，抢劫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当马车从主要皇家宫殿把货物拉出来时，发生了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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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聚集起来，观望那一过程。其中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枪兵、炮手、骑兵，也有阿尔及利亚骑兵、酋长，还有中国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干渴的嘴唇透着贪婪。突然，一个传言通过不同语言流传开来：“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后，才轮到我们！”“见鬼去吧！我们要分享蛋糕。我们已经受够了。什么马丁？什么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向前猛冲，军纪开始涣散……中国人也突然升起一股爱国主义贪婪。他们对自己说，复仇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做如此表述——他们宁可从清王朝手里抢劫生活面包，也不让野蛮侵略者独享所有的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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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此时传言当然已变得极其夸大其词），他们的渴望随即变成了愤怒。他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卫兵被推搡到一边，夹杂着士兵和平民的人群蜂拥而入，后面紧跟着英法联军的士兵。他们被召集过来，原本要驱逐闯入者。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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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似乎认为，在疯狂人群涌入巨大的圆明园地界后，英国人表现得更有纪律。他们很快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制度，用以分配战利品，仔细安排记录每天的拍卖活动。法国人则似乎是各行其是，横冲直撞。然后，哈里森伯爵遵循英吉利海峡两岸由来已久的传统，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富有教化寓意的判定：“当然，英国人也习惯于用鞋跟踩住亚洲人民的脖子。必须牢记的是，他们的军队由外籍军团组成。在外籍军团看来，抢劫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此外，他最后还增补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抵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当然会不失时机地抢夺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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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到今天，法国也有一些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揶揄。在评价高卢人的作为时，被引用得最多的只有简单的一句。听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后，维克多·雨果（他憎恶拿破仑三世）给法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自称文明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自愿到海峡群岛流放的雨果写道，“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犯下的罪行。”（为此，当今中国在圆明园遗址上，为那位法国文学巨匠塑造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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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道德评价不提。无可争辩的是，对圆明园实施抢劫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奉献给法国路易皇帝和尤金尼娅·拿破仑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宫，至今仍是那里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的亮点都是那些带有高档的“源自圆明园”的标牌的东方珍宝。在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的北京哈巴狗，那是西方见到的第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了那只小狗一个恰当的小名“战利品”（Lo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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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Loot）一词源于印地语Lut，后者又源于梵文的lotra，意为“抢劫、掠夺”。1800年，在中国和印度的英国人，已开始在会话中使用该词。两次鸦片战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掠夺一词传遍全球（如霍布森-乔布森“英—印标准词汇表”考证）。简言之，这个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洲帝国时代的产物。占领者对被占领人民财产争论不休的占有权也是如此。一方面，战胜者提出了获取战利品的权利，拿破仑将此特权发挥到了极致。法国的卢浮宫里装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中欧、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埃及掠夺的文物精品。另一方面，战胜者对被占领人民的贪婪掠夺，早已是臭名昭著。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对此有过辩论，他对西西里岛总督费雷思的掠夺行为给予了严正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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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60年时，与战争期间道德有关的成文法典尚未成形。惯例成为对占领者进行限制的传统制动器。但是，那些惯例模棱两可，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欧洲，荷兰出生的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曾对其法律缺失进行过阐述。惨绝人寰的30年战争后，格劳秀斯提议制定世界性战争准则。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提议再次受到推动。1758年，瑞士外交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撰写出版了《国际法》一书，建议制定对所有交战方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法规，对被俘战斗人员的生命、权利、财产，以及受困于被占领地区的平民实施保护。格劳秀斯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即便对交战者违反惯例予以保护的战争法，也是模棱两可，成为一纸漂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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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14年，当15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华盛顿，一把火点燃白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英国入侵者因严重违反“文明战争规则”而广受谴责。麦迪逊总统更是谴责英国人“破坏优美纪念物和艺术”，表明他们是“有意亵渎人道主义原则”，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和野蛮四处蔓延的”战争。英国人则对美国人反唇相讥，称英国军队的少将罗伯特·罗斯是一位老兵，在西班牙参加过半岛战争，他曾三番五次向美国人提出谈判，均遭到拒绝。而且，不管怎样，美国军队也曾4次入侵加拿大，把加拿大位于前线附近的整座城池夷为平地（在美国人举办的1812年战争200周年纪念活动中，那些往事极少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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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在帝国时代鼎盛时期，掠夺一词进入了外交谈判。从那时起的游戏规则一直是伪善、双重标准、道貌岸然的大道理，根据不存在的法律申诉以及幕后的讨价还价。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领土都在不超过12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包括加入战利品争夺战的后起之秀美国，它刚刚把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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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热闹非凡的美国“大一统传教联合会议”，来自美国各地的1000名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对中国具有象征意义。在开幕式致辞者中，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以及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传教士们是“世界英雄”，麦金利总统对会议代表们说，因为他们“用智慧和真理之光，点亮了盲目崇拜和迷信的黑暗”。世界英雄不但传播了基督福音，也带来了有用的贸易，推动了新工业，鼓励了“法律发展和组建政府”。实际上，传教士是国家建设者（一个当时前所未闻的措辞）。如果有什么地方更需要、更渴望传教士取得的成就，那个地方一定是中国。会议进行期间，还在音乐厅举办了教会展览，其中展示了大量中国物品，以及500多张照片，介绍了“天国”的壮观和贫穷，使中国成为最受会议关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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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是美国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认知上的光明面。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展现了不太值得称道的另一面。在接受共和党竞选总统提名时，他对有关禁止“外来种族”（中国人）入境的移民法表示支持，称“使中国人最终与美国人民同化，这既不可能，也不令人向往”。那是美国两党的共同观念。同年，民主党竞选总统提名人克利夫兰州长，称中国人“对我们的法律缺乏基本了解，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会对我们的和平、福利事业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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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认为高人一等，中国人对此充满戒心。190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对北京（当时西方人称之为Peking，中文发音为Beijing）的围攻，使那一年被人铭记于心。这场围攻就是很快便为人所知的义和团运动。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围攻北京只是一场道德闹剧，勇敢的西方人打败了被误导、决心屠杀无辜基督徒的野蛮人。当代媒体报道、少年小说、好莱坞电影（包括1963年查尔顿·赫斯顿和艾娃·加德纳主演的一部电影）以及大量外交官、士兵、牧师和记者的传记，无不反复强调这个基本观点。在被围困的两个月期间，北京使馆区里面约有1000名外国平民，包括记者。1900年8月，他们被一支多国救援军队解救，那种情况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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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大戏结局的参与者中，有十几位美国人冲锋在前。麦金利总统强调说，他们发挥了突出作用。同年早些时候，麦金利总统宣布了（针对中国的）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政策规定，今后，所有国家平等享有进入中国的权利，颠覆了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如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策略，目的是帮助麦金利再次当选总统。凯南认为，在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后，该政策显得既不新鲜，也不具有操作性。“我们自己建立了差别对待制度，与门户开放的政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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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的山东省贫穷，人口密集。义和团运动在那里兴起，引发了中国的义和团危机。1897年至1900年，山东遭遇持续干旱，农田荒芜，变成了一片焦土。而山东的低洼之地，则遭受黄河洪水淹没。不久前，山东那片受灾区域被作为德国势力范围划分给威廉二世皇帝。随后，传教士、铁路建造者、城市开发者、啤酒酿造者（中国最著名的青岛啤酒即起源于此）等涌入山东。1897年，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作为补偿，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有权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和天主教堂，由中国政府出资。否则，他发誓说，中国人将会感受到“德国人的铁拳重击他们的脖子”。德国的威胁之声在回响，北京的封建官僚们既无能为力，也不愿向山东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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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事件成了一个导火索。几个月之内，义和团运动发展成一股遍及全国的敌对武装。它的成员凶猛，相信自身刀枪不入。义和团运动公开声明自己的使命是驱逐或惩罚全体洋人，特别是天主教皈依者。1900年春天，义和团的人数急剧成倍膨胀，他们把那一年视为宗教复兴的新曙光。1990年，史景迁出版了《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他写道，缺乏协调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成员漂泊进入了北京。他们“身着红黑混杂的制服，或戴黄头巾、红绑腿，腰间缠着护身符”，在大街上游荡，开始骚扰，并时而杀害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当义和团对欧洲工程师和传教士实施杀戮，甚至掀翻铁轨、烧毁车厢、砍断电话线时，洋人的担心变成了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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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那一切时，英国正陷入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战争以“黑暗的一星期”开始。其间，英国的传奇部队被满脸大胡子的南非农民打得灰头土脸。在南太平洋，美国军队在努力安抚刚被解放的菲律宾人，镇压那里竟然不领情的菲律宾游击队。同时，中国仍处于恢复之中，它输掉了1894年至1895年与崛起的邻居日本进行的中日战争，结果是日本占领并控制了朝鲜。同一时期，俄国商人和哥萨克人正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家乡满洲加紧秘密活动。世界各地的霸主，似乎都在遭受围攻。英、美、法国的政治家忧心忡忡，迫切想要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际找到出路，重获西方传统的军事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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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的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魔鬼送来的礼物，它变成了慌乱的欧美和正崛起的日本的完美陪衬。趁中国当局犹豫不决，义和团占领了环绕北京使馆区的大街。1900年6月，年迈的慈禧太后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她冒失地与义和团运动站到了一边。慈禧太后抗议外国人欺人太甚：“他们压迫我们的人民，亵渎我们的神灵。老百姓深受其苦，每个人都希望报仇。这就是勇敢的义和团追随者焚烧教堂、杀死基督教徒的原因。”当时，大约有1000名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以及约2000名中国基督教徒把自己封闭在北京定义明确的使馆区。不出所料，洋人很快推选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担任他们的指挥官。他衣冠楚楚，蓄着长髯，胡须打蜡，是英国派驻清朝宫廷的公使，也是一位在埃及参加过殖民战争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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