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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切断交通线后，外国使节、家属，以及中国基督教徒乱作一团。他们在鞑靼城墙（现存的内城墙）和临时障碍物后，勇敢地面对狙击手的枪弹、疾病和饥饿。聚集在北京天主教北堂的人群也岌岌可危，他们的指挥官是狂妄自大、具有领导力的皮埃尔·玛丽·阿方斯·法维尔主教。但是，义和团并未对那里发动大规模进攻。除了北京，在有城墙环绕的天津（当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其拼写为Tientsin），义和团包围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外国人租界区，其人群中包括年轻的采矿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西方人对可能发生大屠杀的恐惧四处蔓延。喜欢打嘴仗的八国领导人搁置了争议，同意组建一支国际救援队。最终，它扩大为一支拥有4万强壮士兵的联军。联军士兵来自大英帝国、新晋的自信心满满的美国、沙皇俄国、威廉皇帝的德国、法兰西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萨瓦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日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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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西方救援军队冲进首都北京，驱散了已是手忙脚乱的义和团。至此，对北京长达55天的围攻告一段落。慈禧太后及其朝臣落荒而逃。随后是惩罚性和约，战胜者强迫中国支付大量赔偿，数额是其1900年总收入的4倍。此时的“天朝”已是低三下四，沦落为仆人，任由外国主子们摆布。而且，慈禧太后跑路后，八国联军还占领了故宫，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那些岁月里，仍频繁发生对艺术藏品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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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1861年以来，她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发迹时，只是一名美貌的满族四等后妃。在一个幸运之夜，她被选中与清代第9任统治者咸丰皇帝同眠，并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那个孩子便是同治皇帝，他在6岁时继位。他的母亲慈禧，则如英国联合摄政王一样执政。同治在19岁时驾崩。慈禧摇身一变，成了自己侄子——光绪皇帝的养母和摄政者。慈禧本人意志坚定，充满才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她经历过起义、军事惨败和大饥荒，都幸免于难，还挫败了清王朝的改革尝试。慈禧生活奢靡，身着黄袍或镶有3500颗完美珍珠的披肩时，显得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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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慈禧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中华帝国丧失的东西：对帝国价值和领土主权的自豪感。1912年2月12日，第12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后来，他成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最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一位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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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者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似乎被定义成了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的战斗。光明之子获得了胜利，加速了一个衰老的中央王国应得的土崩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吹自擂的情况也逐渐消失。在1949年后的中国，狂热的义和团运动以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获得了新生，只是时而误入歧途。欧洲和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则强调，中国基督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属于互殴。在一场内战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很可观，据称多达12万人。历史学家奥德·阿内·维斯塔德居住在英国，他在《中国与世界》（2012）一书中写道：“2000年，当梵蒂冈将被义和团杀害的116名天主教徒封为圣徒时，中国外交部指出，那些人同样也是‘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们强奸、抢劫，从事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在美国，奥柏林学院对其1902年纪念碑文进行了修订，称该院毕业的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属于“被屠杀烈士”。奥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思想的艺术学院。该院师生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之后的1995年，该院又为纪念碑新增了一块牌子，纪念同在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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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沃尔特·兰格出版了《帝国主义外交》（1935年首次出版，1951年修订）一书，提出了今天被认为属于修正主义的观点。当时，兰格在此研究领域出类拔萃，“总的来说，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及其余波方面，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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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5年至1900年，在对待中国方面，欧洲一直缺乏任何敬重，缺乏任何理解。对欧洲人而言，“天国”只是一个有待其充分开发利用的巨大市场，是一块如同牛排一样供其宰割的辽阔疆域。在西方外交通信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对东方情感的欣赏，或对其变革中遭遇的卑劣行为有任何同情。欧洲的绝大多数记录都属于此类内容。武力是和平之父，铁拳是成功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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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莎拉·派克·康格（她是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的妻子）私下描述的印证，“如我在北京这里所见，我不奇怪中国人为何憎恨外国人”。1899年，她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中华帝国不属于外国人，可他们经常显得凶猛、冲动。中国人被当作狗一样对待，根本没有任何权利。难怪中国人有时候会咆哮、会咬人。”在康格女士经常提到的居高临下的美国人中，恰巧有其丈夫的副手、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此人方下巴，当过骑兵军官，在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期间，成了指挥官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参谋长。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借机教训一下中国人，让他们永生难忘。此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多国部队抵达北京不久后发生的掠夺活动中，那位一等秘书会拿出东西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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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义和团成员四处逃散，北京的枪声平息下来。“解放者”们举办庆祝游行，军乐队吹吹打打，彩旗高举飘扬，很热闹。同时，惊恐万状的商贩们则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尊贵仁慈的先生，请不要向我们开枪！”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士兵与外交使团队伍一起，胜利穿越天安门，进入不再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国歌奏完，讲话结束后，“解放者”们一路穿越宫殿区，对宫廷太监的怒目视而不见。他们在曾经不可亵渎的皇帝宝座前大摆姿势照相，开始夺取他们能够抓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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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慈禧太后传》，那是他撰写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修正主义传记。他在书中写道，随着掠夺愈演愈烈，西方人“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与其假定罪行远不相符”。胜利者的正义来得迅速而残暴。电影胶片记录了普通中国百姓目瞪口呆凝视被砍掉的人头的恐怖画面。绝大多数外国人——外交官、士兵、牧师——都参与了被《悉尼先驱报》称为“掠夺狂欢”的活动。许多非军事人员也与那场掠夺狂欢脱不了干系。很快，记者们对狂欢中的大屠杀进行了记述。狂欢持续了数个星期，而不是几天。掠夺狂欢遍及北京的各个角落，而非只限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区域。所有那一切，都与四十年前对圆明园进行的掠夺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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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情也有了改变：战争法则。要说有哪个标志性事件经常被忽视，那就非亚伯拉罕·林肯莫属了。他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全面、定义清晰、文明的战争守则。1863年4月24日，林肯总统签署了《第100号通令》，形成了有关对待战俘、敌方拥有财产以及“战场战利品”的书面规定，其用语明白无误。该命令第35、36条明确规定，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科学藏品”，通过和平协商确定其最终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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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麦金利总统（其本人为美国内战老兵）发出命令，要求在北京的美国军队停止掠夺活动，结果是枉费心机。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伯爵也是同样失望。他随后写道：“涉及艺术品掠夺，每个国家都相互推诿。事实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疯狂参与了掠夺。”彼得·佛莱明是编年史作者。1959年，他出版了有关帝国战争编年史的《围攻北京》一书。佛莱明写道，“毫无疑问，那种公然破坏艺术的行为应受到谴责”，“但是，复仇精神广为流传，北京城已陷入混乱之中，有一半城池已被抛弃。人们或许会问：掠夺刚发生时，是否有可能予以制止？掠夺一旦开始，再进行阻止就变得更不可能。肮脏的抢劫活动持续了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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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掠夺后举办的重要艺术品拍卖活动中，从北京掠夺的艺术品仍未被视为掠夺物。恰恰相反，英法联军1860年对于所获的战利品大言不惭地称其“来自圆明园”，这有助于抬高其竞拍价格。1900年以后，情况变得有所不同。掠夺活动在继续进行，但否认战利品出处，对其遮遮掩掩的做法开始流行。那种情况在美国使团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身上得到了印证。此人1901年9月离开北京时，携带了“装满几节车厢的中国艺术品，被专家们认为属于现存最为完整的收藏之一”。那批藏品大部分是瓷器、青铜器和雕刻，“从传教士和军队掠夺物品拍卖中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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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是如此。报道进一步说，斯奎尔斯曾试图将其收藏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据大家说，斯奎尔斯是一位时髦、留长髯、野心勃勃的外交家。之前在常驻日本期间，他已开始收藏瓷器。来北京任职后，他便开始与古董商们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他的助手中文流利，其妻哈里亚特·巴德·伍德考克属于社会名流，善于编织社交网。在他们的协助下，斯奎尔斯成了一名见多识广的古董买家。但是，他本人是否参与了抢劫活动？媒体的报道对他参与其中深信不疑，甚至还有人说，斯奎尔斯的一些顶级藏品购自法威尔主教。后者是斯奎尔斯所属教堂会众的天主教牧师（主教否认自身有过错行为，但承认卖出过一些东西，目的是向大批饥饿群众提供食物）。据目击者说，首批进入紫禁城宫殿区进行抢劫的人中，包括美国使馆的那位一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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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发生改变。乔治·斯托里是纽约著名博物馆的一名重要研究员。当《纽约时报》一名记者问他接受“被掠夺的艺术”是否合适时，他辛辣地答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接受被掠夺物品。”接着进一步解释说，“我认为，任何宣称斯奎尔斯的捐赠与掠夺物有关的说法，都令人气愤。我听说，斯奎尔斯是一位绅士，拥有美国顶级的瓷器收藏。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奎尔斯先生的收藏是正当所得。他是一位绅士，那没有问题。我认为，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那批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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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到了1901年，掠夺已转变成人们不能接受的行为。人们期望捐赠者至少要显得德行高尚。因此，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借这次转变的机会，以正式公开的道德规范来挑战西方的收藏家、古董商和拍卖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继承者们学会了使用资本主义工具去纠正西方帝国大厦的不人道行为，甚至赢得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喝彩。可以假设，北京的复仇因子，或许已大胆涉足完全属于偷盗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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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激进的文物收复运动始于香港。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个青铜兽首。随后在2003年，发生了第二次交锋。那次的捕获对象，是一个青铜野猪或猪（有不同名称）的兽首。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私下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购回，回购的出资者是澳门企业家、赌场大王何鸿燊。那件青铜喷泉兽首也轰动地在保利博物馆内展出。中国国家文物局肯定赞扬了何鸿燊的“爱国行为”。随后发生了第三次交锋。200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准备发行一套十二生肖邮票，使用了四个已回归兽首的形象，其余下落不明的8个兽首形象，则借助了艺术想象。2007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宣布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专题拍卖：“清宫遗珍”，突出展现了十二生肖中的马首。“那是一件赃物，”国有上海博物馆的代表，买家许勇祥抗议道，“它不该出售，而是应该通过政府返还中国人民。”尽管那件青铜兽首有望拍出超过770万美元的高价，但苏富比拍卖行安排寄卖人与何鸿燊进行了私下协商。据说，后者为此支付了890万美元。中国再次将澳门赌王视为国家英雄，对其予以喝彩。那件青铜马首则加入了保利博物馆正在扩大的生肖动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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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一切，引发了最能产生共鸣的最后乐章，并在另外两件流失的兽首——兔首和鼠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2009年2月，巴黎艺术市场特别推荐了当日特色：佳士得拍卖行即将开拍“伊夫圣罗兰珍藏”，拍品由那位前女装设计师的伙伴皮埃尔·贝尔挑选构成。在巴黎大皇宫举办了拍品预展，其中包括一个尖鼻子鼠首和一个大圆眼睛兔首。那场拍卖会涵盖了从印象派到奥斯曼帝国瓷器的拍品。在预热宣传时，佳士得拍卖行刻意保持低调，仅突出强调了拍卖标的中的其他亚洲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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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做法未收到效果。中国愤怒抗议拍卖圆明园文物，两只青铜兽首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北京的外交部指责该拍卖违反了国际公约，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利和感情。为阻止拍卖，85名中国律师在巴黎提起了诉讼。法国主要中文报纸《欧洲时报》出版人杨咏橘，代表海外华人发声：“拍卖被盗物品，令人无法接受。”学生们则挥舞森林一样的标语牌，游行示威。周超是法国一所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一边散发抗议小册子，一边说：“我们希望，法国人民能理解我们的合理合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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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拍卖行仍肆无忌惮。该公司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拍卖，坚持认为拍卖活动完全合法。青铜兽首竞拍时，叫价十分踊跃。最终，一位匿名电话竞拍人，拍得了兔首和鼠首两件青铜器，总成交价相当于3600万欧元。后来显示，获胜竞标人叫蔡铭超，是一位收藏家，也是中国“国宝基金会”的代表。他宣布：由于两件兽首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是被盗文物，他不会为此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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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产生的各种杂音中，西方评论家回想起，实际上，那些生肖喷泉从未良好运转过。而且，不管怎样，它们的设计出自欧洲人之手，并非纯正的中国货。皮埃尔·贝尔也在其中搅和，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人权问题，称如果中国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他会无偿返还两件青铜兽首。2013年4月，此事最终落幕。时逢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访问中国，法国亿万富翁弗朗索瓦·亨利·皮诺承诺将兽首归还中国。显然，他家族所属的公司持有那两件兽首（皮诺家族拥有艾特密公司，掌控着一系列奢饰品品牌，包括古驰、宝缇嘉等，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伊夫圣罗兰公司和佳士得拍卖行。艾特密公司与中国大陆的生意几乎占其经营额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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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宫廷流失文物数量巨大（中国人估计约有160万件），此类文物返还的要求，究竟到哪里算是尽头？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还缺乏可信、符合逻辑而又公正的准确答案。只要无法达成共识，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就将继续维持。同时，人们的怒火也难平息，针锋相对的抢劫有可能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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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2010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宫，一群盗贼潜入皇家宫殿的中国馆。他们打碎了3个展柜，在几分钟内携带一大批“古老、精美的中国展品”逃之夭夭。一位瑞典文物专家宣称，随着过去几年中国艺术品价格的飙升，它们有可能被冒险运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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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2012年1月，英国的伍利沃利斯拍卖行拿出一个金盒子拍卖，上面装饰着小珍珠、珐琅和带有花纹的玻璃嵌板，盖子上附带优美的题字：“1860年10月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签字）：国王骑兵卫队队长詹姆斯·冈特。”据拍卖行发言人说，那些文字会使拍品的潜在价值增加50%。他又补充道：“冈特队长有可能从圆明园拿走了金盒。他不认为它是盗窃物品，而是把它当成了战利品，当成一个伟大成就的纪念品或者奖赏。”此举在中国立刻引发狂风暴雨般的抗议。然而，铭刻确实抬高了拍卖价格。金盒子的落槌价相当于764694美元，卖给了一位匿名中国竞拍人。那人再次拒绝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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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2012年4月，盗贼们闯入了英国都汉姆大学东方博物馆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展厅，拿走了一个中国清代大玉碗和一件瓷雕，两件展品的总估价达到200万英镑。玉碗的年代是1769年，出自查尔斯·哈丁爵士的收藏。它们先后伴随麦克唐纳（1901—1981）收集的战利品来到都汉姆。麦克唐纳是英国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曾在亚洲和非洲担任外交官，善于排解纠纷。后来，英国警察逮捕了两名涉嫌参与偷盗的嫌疑人。之后，两件展品被警察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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