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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曼深知对工匠和学生传授艺术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喜欢在暑假补习班为工匠和学校老师授课。然而，他的教学却表现出极强的独裁主义倾向。有人曾如此描述安德鲁斯·诺顿牧师：“诺顿进入教室。他不是来寻求真理，而是作为真理获得者大驾光临。”那种描述正是邓曼教条主义讲课风格的真实写照。“他对弟子的影响极大，”邓曼的一位学生评论道，“他坚信自己的方法至高无上，因而不鼓励弟子自我思考。他对弟子的研究发现毫无兴趣，那成为他讲课中的真正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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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曼研究方法的基础，是上手接触艺术品原作。他经常邀请弟子来到他位于克雷吉大街的家中享用晚餐，在天花板高挑、充满艺术品的房间里上鉴赏课，让弟子有机会观摩正在走向博物馆途中的艺术品。他对弟子的建议是：“把某种类型最好的东西熟记于心，直到你遇上比它更漂亮的东西。要挑剔，只买最好的东西。不在不同类型东西之间做比较。”邓曼退休后，仍然对属于可塑之才的学生保持兴趣，其中之一是1928年至1929年入校的劳伦斯·史克曼。后来，史克曼当上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被认为是最受邓曼艺术影响的人。邓曼向富田幸次郎推荐，让史克曼掌管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藏品。史克曼报告说，富田幸次郎是“最宽容、最乐于助人的人”。邓曼还建议史克曼“学习语言，但不当语言学家；钻研艺术，但不做‘艺术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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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邓曼属于首批收藏莫奈作品的美国人，他还是对“印象派”失去了兴趣，认为它们“与古典艺术杰作相比，过于肤浅”。他强烈反对现代艺术，反对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德国表现主义，阻止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进入那个收藏领域。邓曼是福格艺术博物馆“罗斯研究系列藏品”的保管员和名誉研究员。邓曼阻拦的结果，是保罗·萨克斯、林肯·柯尔斯顿、爱德华·沃伯格和约翰·沃克等人，在福格艺术博物馆一位馆长鼓励，以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启发下，在哈佛广场成立了“哈佛大学当代艺术学会”。沃克在自传《捐赠者自画像》中写道，邓曼“对自认为属于颓废艺术的，像希特勒一样坚决阻止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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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波士顿美术馆拉邓曼加入博物馆董事会（由于邓曼的叔父马提亚·邓曼·罗斯是该馆的创建董事，此举也算继承了叔父的志向）。因此，邓曼进入了波士顿亚洲艺术收藏家的婆罗门精英俱乐部，其中包括查尔斯·戈达德·维尔德和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等人。前者也是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巨富受益人，曾把所购的费诺罗萨亚洲艺术私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部，弥漫着一种强烈崇拜日本的氛围。邓曼先是收藏日本艺术，但很快延伸至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国。1910年至1912年，邓曼访问了中国。陪同邓曼开展大规模收藏之旅的，不但有他的堂兄弟路易斯·纳霍斯特，还有画家约瑟夫·“佐佐”·林登·史密斯和赫维·韦策尔（哈佛大学1911级）。邓曼对画家史密斯给予资助，在卢德洛大厦的顶层为他提供了一个大空间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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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曼极为赞赏史密斯的作品。1886年，为回报画家的授课，邓曼出钱去欧洲旅行，以便俩人一起欣赏欧洲的古典杰作。那是他们终生友谊的开始。后来，他们又前往墨西哥、欧洲和亚洲旅行，使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旅行期间，他们会肩并肩作画（邓曼最终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画家，虽然不算专业）。大约50年后的一个秋天，即邓曼去世前不久，史密斯从威尼斯寄出了一封信，思考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那时，我们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我们的一些最佳作品，都完成于那个时期。我们建立了一个始终坚守的标准。很少有人像我们那样了解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意大利今非昔比。对我来说，它受到了破坏。我是不会再来意大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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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福布斯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他把哈佛大学学生赫维·韦策尔引荐给邓曼，称其是“一位安逸的绅士”。年轻的韦策尔则从学生变成弟子，最后成为邓曼一生的朋友。1912年至1913年，韦策尔跟随邓曼一起旅行。他们从横穿日本和中国开始，经过东南亚、印度、埃及和欧洲回国。邓曼为两人定下了藏品征集规矩：他具有优先取舍权。他们与古董商会面，参观他们的店铺，忽略那些具有“考古或历史意义”的东西，更喜欢收藏最能体现某种观念的东西。那种观念就是：“开明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想象力，不仅要阅读最好书籍，还要观赏最佳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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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邓曼称韦策尔“有辨别能力、非常挑剔”“渴望欣赏自己认为精美的东西，充满热情；其品位和判断几乎不出差错”。韦策尔用自己继承的财产构进了一批重要收藏。邓曼还希望那位年轻人能够接替自己担任博物馆的董事。1917年，波士顿美术馆提供了一个名誉岗位，请韦策尔担任波斯艺术研究员。韦策尔打算专注于此，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时间，把波士顿美术馆的波斯藏品打造成世界一流。他还在波士顿路易斯堡广场购买了两栋相互毗连的房子，以存放不断增加、可能会让房子变成一座小博物馆的藏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那一切的发生。由于心脏问题，韦策尔被拒绝入伍，于是他在美国红十字会巴黎总部当了一名志愿者。韦策尔感觉自己此行可能一去不复返，因此在福格艺术博物馆老馆，为自己的中国、日本和朝鲜藏品安排举办了一个展览。1918年，韦策尔死于肺炎。他向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分别遗赠10万美元，用于购买重要艺术品。他的东方艺术品收藏也一分为二，分别赠送上述两家博物馆。在他捐赠的藏品中，有中国北魏时期（386—534）的佛教还愿碑，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展厅展出。为纪念年轻的朋友韦策尔，邓曼也向波士顿美术馆赠送了一尊柬埔寨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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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为纪念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冈仓天心，邓曼·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尊中国东魏石质菩萨像（参见彩色插图5）。它出土于中国洛阳的白马寺，体量巨大，特别精致。冈仓首次见到这尊雕像是在1906年的中国。那时它刚出土不久。1910年，他重返中国，希望能够买到它。然而，那尊菩萨像已不见踪影。最后，邓曼在巴黎古董商保罗·马龙的店铺中见到了它，便将其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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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曼叔叔”是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库房的常客，有时还不请自来。他把自己的收藏存放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占用了那里相当大的空间，在研究领域引发了许多关注。如比奇洛一样，邓曼也沉溺于许多幕后的钩心斗角，卷入波士顿美术馆石膏像收藏，以及博物馆人事之类的事情（邓曼给哈佛大学校长和波士顿美术馆自然董事劳伦斯·洛厄尔写过一封信，开头便是：“据我判断，波士顿美术馆作为组织机构，应受到谴责”）。当时，邓曼对博物馆各部门的运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亲爱的老邓曼·罗斯把门，他决不会让你侥幸逃脱。”当时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的一位研究员有感而发，“说到底，邓曼当时实际上拥有着那座博物馆。”福格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兰登·华尔纳补充道：“他对自己的发现沾沾自喜，让我们了解他所购绘画作品的所有价值。他自吹自擂，喜欢被人点头称是。不管怎样，如果有谁拒绝他提出的任何小要求，那可真是小心眼儿了。而且，我们发现，对他唯唯诺诺是聪明之举。但无论如何，是他带领我们认识了柬埔寨雕塑、南印度青铜器和科普特挂毯，认识到它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邓曼不仅对藏品征集提出建议，有时，他还对所选作品的判断是否“成熟”表示怀疑。譬如后来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的普艾伦（参见第四章）打算同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敦煌壁画，对此邓曼就曾表示过怀疑。虽然邓曼未坚持要求把他的藏品集中保管，他还是建议在所有藏品标签上注明“邓曼·罗斯藏品”，以便“在我死后许多年，我还能像一本书或一幅绘画那样，与波士顿人民推心置腹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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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捐赠者邓曼八十大寿，波士顿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派对。该馆的9个展厅摆满了从他所捐赠藏品中挑选出来的展品。1935年9月12日，在去欧洲进行另一次收藏之旅期间，邓曼在伦敦的酒店房间里去世，享年83岁。他的告别仪式恰如其分，日本的山中商会（邓曼从这家古董商购得《历代帝王图》卷轴画）奉献了一个唐代陶罐，将邓曼的骨灰运回他在剑桥城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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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费诺罗萨、比奇洛、邓曼和韦策尔等人，最终实现了自己作为收藏家的目标。他们的捐赠将在波士顿美术馆展厅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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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开馆，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寻求亚洲珍宝的另一个划时代事件。该馆以威廉姆斯·海耶斯·福格的名字冠名。他是缅因州贝里克郡人，从与中国开展贸易中发家。他麾下有一个船运公司，在五个中国港口和两个日本港口派驻有办事机构。福格和妻子伊丽莎白·帕金斯·福格周游世界，收集东方古董。他的遗产价值150万美元。1891年，福格的遗孀从中拿出20万美元捐赠给哈佛大学，建立了哈佛的第一座艺术博物馆，并且拿出夫妇二人收藏的珍奇古董作为博物馆的首批收藏。1909年，置身于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展厅中（由理查德·莫里斯·亨特设计），福格艺术博物馆初出茅庐的董事们还能感受到福格夫妇当年的感觉。董事们选择了相对年轻的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哈佛大学1895级）担任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此时，他所管理的博物馆藏品已经琳琅满目：石膏像、东方瓷器、照片、幻灯片、版画、古希腊陶瓶和一些英国水彩画。那些水彩画几乎没有观众浏览。福布斯经常说，它们“所处展厅很难被人找到；旁边的讲演厅，也听不到什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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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长期担任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其间，那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福布斯属于彻头彻尾的波士顿婆罗门。人们都说他很幸运，与祖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长得极像。在他的祖先中，有两位前往中国开拓贸易的船长。他的父亲威廉·哈撒韦·福布斯则与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合伙创办了贝尔电话公司。作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爱德华·福布斯极其崇拜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后来，福布斯考察了欧洲及其星光灿烂的艺术画廊。1903年，他成为波士顿美术馆的董事，在那个位置待了60年（他的讣告中说，他的任期之长，超过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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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从各方面看都是非常地道的波士顿人。他有教养，善于抓住伟大艺术作品的价值和重要意义。他讲授过藏品保护领域的开拓性课程《绘画方法与流程》。他的学生学会了用早期绘画大师的方式，使用相同材料临摹他们的作品。然而，福布斯同时也具有某种力求改变、不因循守旧的倾向。我们得以窥见福布斯的另一个自我，要归功于福布斯家族的朋友、小说家海伦·豪。在其自传中，她记得福布斯曾“失魂落魄地去马萨诸塞州米尔顿参加一场正式婚礼。他头发凌乱，神情茫然，沉重的靴子上沾满了泥点，手持一把正在凋谢的野花。爱默生家族那位如同天使的福布斯，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喜欢音乐，玩竖琴、钢琴和大提琴。在近海的诺森岛，福布斯家族及其亲戚（包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有一处圣殿。在那里举办派对时，福布斯会一边弹奏吉他，一边吟唱老歌，似乎总有（如海伦所记述）“无边无际唱不完”的歌。回到波士顿，他的面具人格为之一变。那位早熟的嬉皮士会斤斤计较与人讨价还价，买入查尔斯河沿岸的哈佛大学地产。他觉得，大学里那些抱着书本的人们，尚未赏识那个地区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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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自己选择博物馆助手时，福布斯也同样不循规蹈矩。有两个名字脱颖而出：一个是博物馆助理馆长保罗·萨克斯，另一个是经常出差在外的东方艺术研究员兰登·华尔纳。有人猜想，福布斯正是通过那两人，间接欣赏了艺术世界神思飞扬者不同寻常的经历。随着萨克斯（哈佛大学1900级）登台亮相，福格艺术博物馆变成了一个培养新一代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训练营。福格艺术博物馆通过华尔纳，发动了对中国极具冒险的突袭，使中国佛教遗址的雕像和绘画移民美国，也引发了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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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农伯格屋，保罗·萨克斯为少数学生讲授其声誉卓著的“博物馆课”。Imaging Departmen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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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说萨克斯。1915年，正在寻找助理馆长的福布斯从高盛投资公司挖来了保罗·萨克斯。那是一家投资银行，由萨克斯的姥爷马库斯·戈德曼创建。萨克斯的父亲塞缪尔·萨克斯，成了自己岳父的合伙人。两个家族的根系，都源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父亲希望长子萨克斯能够成为家族公司的合伙人。但是，银行业务无法挑战萨克斯对艺术的痴迷。保罗·萨克斯曾回忆说：“从童年时代起，我一直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我上了大学。但我还是没有死心。我开始收藏版画和素描。毕业后的15年里我一直收藏和研究，期待着有一天机会降临，重返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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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在阴山地区安居下来。之前，那里曾是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与妻子莫特以及3个女儿在剑桥城的居所。萨克斯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美术。那是美国所有的大学和学院中第一个与博物馆有关的培训课程。研究班仅限10名学生，通常是每周一下午相聚3个小时，不定期到美国东海岸拥有丰富艺术品收藏的城市进行实地考察。艾格尼丝·蒙恩曾担任萨克斯的研究助理，为他的素描收藏编撰图录。她异军突起，成了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首位女性馆长。谈到萨克斯如何培训未来的博物馆研究员，艾格尼丝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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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房间里是齐肩高、带有宽大隔板的书架，保罗·萨克斯似乎是很随意地挑出一枚古代钱币、一幅波斯小画像、一幅15世纪德国版画或一件中世纪象牙雕塑。他把它放到一位吃惊不已的学生手里，请那位同学对其审美特质、设计或可能的重要意义发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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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萨克斯的博物馆课很快广为人知，仅仅成为其10名学生之一，已成为1921年至1948年期间在上流艺术界寻找工作的敲门砖。共有388名学生参加过那个课程，其中至少有160人在美国主要博物馆担任重要岗位，包括一些著名博物馆的馆长：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美术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以及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思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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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的学生们不仅关心有关艺术的知识和保护，也对征集艺术原作充满激情，并以此为使命。他们学会了恰当对待并仔细研读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珍藏，培育了训练有素的鉴赏家眼力（当时，后现代主义研究员还未对鉴赏家一词深恶痛绝。对他们而言，眼力一词散发着精英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恶臭）。萨克斯的教学活动与爱德华·福布斯的想法不谋而合。用萨克斯的话讲，爱德华·福布斯“不仅要把福格艺术博物馆打造成一个艺术宝库，还要使其成为设施精良，适宜实现教学目的之地。他打算使博物馆成为一个讲习班，同时，也成为本科生和成熟学者的灵感启迪之地。福布斯不狂热追求博物馆的体量，但对博物馆的质量决不妥协。与其他人相比，福布斯更早认识到让学生与艺术品原作打交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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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然造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结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博物馆研究员和馆长的晋升已明显取决于博物馆藏品的增长。因此东亚成了购买便宜货的天堂。对福布斯馆长而言，那种情况不仅是一个审美或道德问题，还与眼下的一个实际问题密切相关。1923年至1924年，哈佛大学批准了一个200万美元的筹款项目，计划用宽敞的新馆舍取代福格艺术博物馆现有的狭窄建筑。此举意味着在拟于1927年开放的展厅中，需要有更优质的藏品展示。保罗·萨克斯成为福格艺术博物馆扩建和旅行考察征集藏品的主要筹款人。虽然萨克斯身高不到1.60米，秃顶，身体浑圆如鸭蛋，但他依靠必胜信念以及与局内人闲聊沟通的能力，最终化解了筹款难题。在工作上，萨克斯与福布斯紧密配合，以至于有人给两人起了个绰号“天生绝配双胞胎”。1995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福布斯馆长的女儿罗萨蒙德·福布斯·匹克哈德回忆说：“他们俩是一对真正的喜剧演员。他们会猛冲出去买报纸，嘴里还念念有词：‘有没有谁去见上帝了？’（葬礼是最佳筹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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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和艺术品滚滚而来。作为团队，萨克斯和福布斯两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福布斯讨人喜欢、优柔寡断；萨克斯单刀直入、直截了当。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在新馆开幕时所言：“如果没有福布斯和萨克斯两位先生的超级谎话连篇，就不会出现这座崭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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