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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没有城市警卫出来检查我的证明信，没有好奇的弓箭手倚靠在高大城门露台上无所事事，没有小旅馆主人以茶水迎接，好心忙碌地打扫我的房间，或为牲口拿来饲料。一只灰色雏鹰急速飞离筑在灰色高墙上的巢穴。它笔直伸开两只翅膀，在戈壁滩稀疏带刺的灌木丛和鹅卵石之上低空翱翔。那里似乎没有别的生命，就连碧空上的一朵云，以及我脚上的一只甲壳虫，看上去都纹丝不动。此时正是幽灵不愿游走的正午。然而我坚定地相信那座规模不大的空城，里面也保存着魂灵，如那人工所建的城墙一样坚定。我们在那里停留期间，那种好奇感白天黑夜一直与我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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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清理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华尔纳满怀嫉妒地从一位朋友、蒙古专家欧文·拉铁摩尔那里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他们不但在黑水城发掘，还沿着额济纳河与汉代边界向前推进，搞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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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疱，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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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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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618—907）全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属于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1907年，他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130英镑，约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所谓的敦煌“藏经洞”。未及甘肃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复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官员手中。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护，洞窟前面有铁将军把门，钥匙由王道士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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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发烧和脸浮肿之痛，不得不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经洞内的文物，“附带条件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让任何人对交易内容有一星半点的了解”，那些“发现物”的出处，也不会泄露给“任何生物”。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处掩蔽所内的当地监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绝。1908年，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佩里奥特来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个星期。他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为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征购了8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无与伦比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爱德华·卡特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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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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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毫不犹豫地宣布：探险队“侦查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应该属于一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年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曾率4人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路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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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积极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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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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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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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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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回族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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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回族起义，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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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一位佛教徒的头部和肩膀》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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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福布斯及其后台资助者们认为，福格艺术博物馆首批探险队获得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华尔纳能把死人说活的天赋。基于首批探险队的有限成果——西安的雕像、拓片，敦煌的壁画片段，以及不同洞窟的照片——1925年，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管理层，说服博物馆董事查尔斯·霍尔掏出5万美元，再次资助探险队袭击中国西部。霍尔是铝业百万富翁，属于对中国感兴趣的收藏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支持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华尔纳所说的“大计划”，即推动中美学者之间开展合作。1928年，那个计划终于修成正果，设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借以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此次华尔纳再次成为探险队的名义领队，虽然他一直待在后方北京，为实施“大计划”寻找中国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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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杰恩成为探险队的实际领队。探险队员在北京停留了几个月，在那里学习中文。如他们的领队所言，他不想“领导新的探险队，除非他对中文有说得过去的了解”。杰恩学习的中文包括“用一些中国方言讲古代中国流行的骂人脏话”。他还自娱自乐，用文身布满身上每寸皮肤，成为“浴缸里的哇噻景观”。最终，杰恩和同伴们离开北京，向着敦煌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瞒着中国政府，揭取更多的壁画。除了杰恩，新探险队还包括未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普艾伦、文物保护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外科医生贺拉斯·斯廷森以及摄影师理查德·斯塔尔。那一年，华尔纳44岁，而其他美国人都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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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华尔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许可，要求探险队只能在敦煌研究、拍照，并“被最大限度地警告……不能从洞窟转移任何东西”。但是，该探险队的规模、汤普森的加入（一位壁画揭取专家），以及杰恩与福格艺术博物馆之间的通信，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的计划远远超越了拍摄记录。他们讨论了从一个或更多洞窟揭取整个壁画场景的计划。其中最大胆创新的方案，是汤普森提出的“飞机运输建议”，即每月一次把东西分批运往北京附近的总部。“飞机上的10小时或12小时，远比马车上的3个月安全。”汤普森给普艾伦写道，后者把建议信转交保罗·萨克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安全转移每批东西，使竞争对手和土匪望尘莫及……飞机可以完美运送雕塑。漫长的陆运有可能使塑像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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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探险队已离开北京一个月。距离敦煌还有8周路程时，探险队遭遇了一件事情，算是对后来困难的预兆。此时，探险队已被美国大学的贾斯廷·雅各布斯、杰恩和他的团队重组。在翻译王近仁、北京国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博士陪同下，探险队在泾川遭遇了一群愤怒的中国农民暴民。那是一个靠近甘肃省罗汉洞的小村庄。根据陈万里出版的日记记载，大约有20名村民“紧紧抓住马缰绳，不让我们离开”。有更多农民赶了过来，“引发了一场大骚乱”。他们“谴责杰恩打破了一些佛像”。人群不断聚集，直到探险队拿出现金，以每件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那尊大佛像和18尊小塑像。协商刚刚结束，当地治安官抵达现场。交易无效，钱被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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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个事件给中国处于升温中的反对“外国鬼子”的愤怒火上浇油。此时，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正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上海一家日本棉花厂发生了罢工。其间，工厂的警卫对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由英国人统治的上海警察部队驳回了对枪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工厂经理的起诉。随后，在外国人租界对面的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游行。英国警察向人群开枪，至少打死了11名示威者，打伤多人。中国各地兴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抗议活动。传教士和外国人被迫撤离。据报道，在随后发生的长达数月的骚乱中，死伤人数达到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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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杰恩的队伍一来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其中还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护卫”。杰恩如此告诫华尔纳：“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其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要求他必须下台。”因此，华尔纳本人只得在安西停留，那里离敦煌还有3天路程。华尔纳补充道：“如果我此时在敦煌，会使那里的情况雪上加霜。”此时，华尔纳担心“去年普艾伦给我的那几块壁画碎片和泥塑，已演变成整个洞窟被我掠夺……我成了敦煌饥荒和干旱的罪魁祸首”。杰恩在向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的报告中写道：“我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剥离壁画的行为均属愚蠢之事。”自探险队上次光临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改变。“从受损壁画上剥离少许碎片是一码事儿，可一蹴而就，既不引人注意，也不会使和尚和当地民众过分悲痛。而揭取整个洞窟或更多完整洞窟的壁画，则属于另一码事儿。那至少需要3个月或4个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当地的极大关注，还可能引发实际骚乱……我们可能也会惹上麻烦，不仅会危及福格艺术博物馆未来可能派出的探险队，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计划’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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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有10小时用于研究和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外国鬼子们”几乎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数洞窟照片，他们将“徒劳而归”。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他在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和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主任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对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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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了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中国已不欢迎华尔纳，那次探险队的领队是奥利尔·斯坦因。然而由于洪业从中阻拦，探险队再次受阻。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斯坦因的任务是掠夺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属于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拥有文物的机会。因担心奥利尔·斯坦因爵士的探险可能对未来的“大计划”造成破坏，不久前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要求将其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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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萨克斯注意到，华尔纳确实不愿意离开剑桥城，曾在1927年拒绝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后来，该馆将那个岗位给了普艾伦。因此，萨克斯给福布斯写了封便函，对华尔纳研究员的价值进行了总结：“你我都知道，华尔纳不是世上适合常规办公室工作，常规教学工作，或任何常规工作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位如此活跃的人，一位如此好的朋友。从长远看，他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有用之才。他选择了我们，而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是我们的幸运。”脱下了考古学家装束，换上了宽松的剑桥粗花呢的华尔纳，从未晋升为正式教授，却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和日本艺术”广受欢迎的讲师。那是美国相对新鲜的研究领域，是美国最早出现的此类课程之一。试讲阶段结束时，华尔纳“为20位年轻人主办了一个提供啤酒的正式午餐。他们选修此课程，是觉得它轻而易举。我们曾一同兴高采烈地在艺术博物馆聚会，观看库房藏品，一起刻苦学习应对考试。我会事先告诉他们所有的考试问题，他们以为那样会使生活变得简单。但结果表明，那种做法没有多大帮助，与他们想象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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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本人的著述十分杰出，思路清晰，充满机智诙谐、顺手拈来的俚语。他认为，“亮闪闪的泛泛之论”令人憎恶。学生若是敢冒这个险，就会被老师用钢笔黑墨汁批上“亮泛论”评语。华尔纳一生都对射箭和放鹰狩猎饶有兴趣，把业余时间用于削制木头猎鹰。他十分健谈，属于为波士顿婆罗门常聚之地——“客栈”和“周六”两家俱乐部增添光彩之人。那两家俱乐部，都同样受到了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资助。在“客栈”俱乐部举办的圣诞晚宴上，华尔纳带领大家唱起欢乐颂歌：“揭开屋梁，让蜡烛忽明忽暗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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