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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初出茅庐的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在洛阳。图为他在龙门石窟附近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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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史克曼依靠奖学金在中国居住。此时，华尔纳打断了史克曼的学习。他成为踌躇满志的华尔纳研究员的小跟班。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如他自己所回忆：“那是一个机会，也要承担沉重的责任。我只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气和自信。作为菜鸟，你可以四平八稳地欣赏博物馆展示的一幅画或一件青铜器，可能还附带某位专家的说明。但是同样的艺术品放到市场上，没有说明牌，没有出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级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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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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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克曼很信任德国古董商奥托·伯查德博士，赞赏他帮助自己打磨“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伯查德居住北京，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在柏林拥有一家画廊。1920年，伯查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达达流派艺术。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当的领路人，帮他摸清了追寻柜台下重要艺术品的门道。据史克曼说，伯查德会与他联系，说“你现在就过来吧，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觉得正是你需要的东西”。到达那里后，伯查德会领他穿过前屋，“那里堆满了瓷器、玉器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再穿过两三个房间后，才可能来到古董商的内部密室。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与古董商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否则，你真会变成丈二和尚。”有时候，伯查德也会买下某件东西，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东西的照片送到美国审批。此举的结果，是华尔纳经常不让史克曼购买。华尔纳的“眼力”并不怎样，涉及中国绘画时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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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克曼是个学习高手。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位中国通，他描述的一件逸事证明了那一点：“今天早上，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绝他的出价。然后日本人派来一架飞机解决了问题：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称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许多包裹要打；同时，他一脸忧虑地抬头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调整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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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他是卫理公会教派传教士、文物鉴赏家和新近开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福开森的关系网中有许多军阀和官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福开森在信中对史克曼大加称赞，称他聪慧、勤奋，对老一辈学者建议研究的中国书籍欣然接受，并且“风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国停留了四年。其间，他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探访村庄庙宇，延续自己对佛教艺术的学术兴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赖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经常外出，一走就是六个星期（后来，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绑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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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国际社会光怪陆离。对此，史克曼的朋友们有过描述，包括传记作家乔治·凯茨的《丰腴年华》、牛津大学的极乐鸟哈罗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在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中，他作为安东尼·布兰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与史克曼建立了终生友谊。他的部分中国藏品，至今仍在堪萨斯城收藏。对年轻的同事史克曼，艾克敦给予了概括，称其是所有中国物品的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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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的最好时光，是史克曼走进屋子，怀里抱着他发现的一些珍宝。当然，他总是在发现珍宝，从周代青铜器到玉蝉。那真是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齐天洪福。我对他的正直诚实感到惊奇。任何其他人，只要对那些东西带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激情，都会将它们据为己有。可堪萨斯城怎么就能道高一丈呢？在史克曼手里，那些东西宛如沉睡中的公主，被白马王子的吻从梦中唤醒，显得容光焕发。他抱着它们，回到北京协和胡同里的爱巢，如同携带新娘步入圣坛。在那些婚礼中，我常常有幸成为伴郎。但是，短暂蜜月过后，它们被送走，到密苏里州展厅的玻璃展柜后面再次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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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城著名的《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在兰登·华尔纳与史克曼的一系列通信中，也谈到了那件事。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躺在华尔纳所在哈佛大学和史克曼所在堪萨斯城的档案馆里。1931年秋天，当史克曼第一次来到龙门石窟时，那两幅2.74米宽（皇后）和接近3.96米宽（帝王）的浮雕，仍在宾阳中洞里面完好无损。史克曼在龙门待了一个星期，委托人制作它们的拓片，记下了大量笔记。1932年末，他开始在北京古董商的店铺里见到龙门石窟的碎片：“一只只单手、头像碎块、浅浮雕佛龛装饰和铭文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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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国立图书馆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我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回答说：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持续进行。对此，我的答复是：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到了那时，再想控制走私会是白费工夫。从另一方面讲，在龙门石窟阻止掠夺其实极其容易。此时，我提出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中筹款，在龙门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说那种帮助没有必要。”另一封来自袁同礼的信问道：“找出那些收留龙门石窟雕像店铺的名字，对你来说是否过于麻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从源头制止肆意破坏，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将对你特别感激。”史克曼拒绝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礼后来在对美国所藏中国艺术品进行核查、记录方面成了一名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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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在当地一位官员和哈佛大学学者威尔玛和费正清的陪同下，史克曼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他回忆道：“在许多公元500年至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头部不见了。在有的地方，墙上和佛龛中的整个雕像被砍掉。《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几个人物头像已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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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底，史克曼向华尔纳报告说，伯查德已买下《文昭皇后礼佛图》1933年消失的两个女性头像。“那时，我们开始听说，越来越多的浮雕碎块正流入市场……经过与伯查德博士仔细讨论，我们决定，尽我们所能收集该浮雕的碎块。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那尊北魏最佳典范雕塑的安全，尽可能对其进行保护，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已为时过晚，破坏已经造成……显然，无论龙门石窟还遗留了什么，那尊浮雕在原址的价值已经丧失。因而，尽我们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块，用我们掌握的资金对其进行认真修复，似乎成了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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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堪萨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暂时得到了希望获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问华尔纳：“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当然，整个事情在这里还无人知晓。”他绝望地写道：“龙门石窟正遭受彻底破坏，在那种时刻，我到达龙门石窟现场或许是一种幸运。自公元6世纪以来，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却在一年之间消失，而那只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现在，古董店里已充斥着龙门石窟石雕。用不了几年，它们就会变得与古代希腊雕塑一样稀有，一样有价值。”此时，华尔纳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福布斯批准：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联合购买浮雕。由于浮雕绝大部分是小碎块，伯查德将对它们进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绝大部分碎块，首批分期付款是13000美元。4月25日，福布斯给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馆长保罗·加德纳发电报：“正邮汇给你6000美元。7月1日后，能再提供500美元。”1934年5月，计划用3个箱子，运送两大块经过修复的浮雕。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卢默的帮助，通过上海安排运输，以躲避天津港口海关的仔细查验。当时，普卢默在中国海关部门工作。在给普卢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细述了那些“中国拼图”长达一年的冒险故事，并要求普卢默读信后予以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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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质朴青年。现在，我已两鬓斑白，身体弯曲，脑子也不再特别灵光。但是，我得到了完整的礼佛图浮雕。从这里到那里，从这家店到那家店，从开封，从郑州，是的，包括从上海，我一块接一块地收集，这里收半个脑袋，那里收一条袖子；从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块……不管怎样，最后，早期中国雕塑最伟大的单件浮雕被组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为中国艺术，为全世界做了一些事，其价值只能被后人评估。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着，试试这块，试试那块，哪块该放哪里，合不合适？那是一只眼睛，还是一条服饰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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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到了5月底，史克曼给华尔纳写了封信：“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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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6月再次去龙门石窟时，史克曼吃惊地发现，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购买了一些赝品，它们已开始显现。“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褶纹残块都是原物，另外一些褶纹残块可能还在北京。我们拿到的一些碎块，次序有些问题。难题是，无人能派人到龙门石窟取得留在那里的东西……简言之，情况一团糟，我为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那时候，伯查德正在德国，准备关闭他在柏林的画廊。即便如此，伯查德还是给朋友史克曼写信：“对于你的忧虑之事、无眠之夜，以及所有的麻烦，我深感遗憾……但是，别担心，当最后一块丢失的碎块来到你手里时，我一定会把它们全部修复……我们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已派出了当地的‘原班人马’，给了他们相当好的报酬，让他们把仍留在原址的浮雕碎块一网打尽。我们签了契约。‘原班人马’发誓，至少会把浮雕最佳的部分发送过来……当我错失，并购买了服饰皱纹的赝品时，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聊以自慰。那就是，即便是某位像我这样的更好的专家（原文如此），在征集所有的小碎块时，也可能上当受骗买到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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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遭受破坏的流言传至纽约。1935年夏天，普艾伦挥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旗号，也来到了龙门石窟，参与到剩余战利品的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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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提到普艾伦，还是1925年的事。那时，他与贺拉斯·杰恩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批探险队一起，正在从敦煌返回的路上。第二年，我们提到他拿到了前往北京学习的萨克斯奖学金，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他给萨克斯写信，说自己住在一栋“完美无比的中式住宅里……我有一位厨师、一位拉黄包车的男孩儿、一条白狗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那位学者不讲英语，我可能是你所认识的最幸福之人。每天早上，一位老学者过来给我读3个小时《孟子》。到了晚上，一位年轻学者来读报纸、艺术书籍，或侃大山……周末时，我参观城里的寺庙，或去西山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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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所获的奖学金，使他得以（混迹于琉璃厂古董店之间）学习中文，并追求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戏剧。他学会了演唱整场戏剧，能用刺耳的假声连续唱上半个小时，赢得古典戏剧学会的洋人朋友和中国客人们的阵阵尖叫喝彩。普艾伦的演艺成就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份中文报纸刊登了3篇文章，记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第一次发现，东西方在同一屋檐下共享真正的快乐。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一起同享欢乐！有谁不相信那样的事，就让他拿起毛笔挑战我吧！我会迎接挑战，给他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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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家中，有几位适婚年龄的童仆伺候普艾伦的日常生活。他让他们身着中国学者长袍。他给萨克斯写信，抱怨说他的做法搞得“满城沸沸扬扬，大意是说，真可惜，那位阳光年轻人已‘入乡随俗’，还‘与中国戏子及其姨太太们放荡不羁’”。然而，据普艾伦的同事、弗利尔美术馆的毕士博说，普艾伦已经“完全中国化，衣服、食物、脏地板，甚至到了允许他的京巴小崽们到处乱跑撒尿的程度。那些事情必须有个了断，以免变得更糟，哪怕让他远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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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北京期间，普艾伦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他成了一名佛教住持，安排将自己葬于中国的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此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政治干涉，他被禁止在中国入土。普艾伦死于日本，葬于京都日本山中商会古董商家族为其提供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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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波什·雷茨返回荷兰生活。该馆邀请普艾伦担任该馆的临时研究员，以便接替雷茨的工作。普艾伦善于看人下菜碟，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或与其亲疏程度，表现得“机智诙谐、温文尔雅、一副学者派头”，或“顽固暴躁，像时兴的游手好闲之辈，变成一位招人嫌的坏蛋（参见电影《晚宴的约定》等），并且表演得绘声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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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时，普艾伦强调了自己为赢得那个位置付出的艰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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