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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很清楚（那不是空洞无物的自夸），我在马车里沿沙漠道路颠簸前进的每一分钟（我会情不自禁地琢磨，希望那位赶车的孩子晚饭能有茄子吃），以及我在北京小胡同、戏院、公园、茶馆和中国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对那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使我有更好的理由断定：这是宋代绘画，那是北魏石刻。我爱中国人。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热爱他们，愿意在我墓碑上刻上3米多高的大字：“世上有两个最伟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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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什·雷茨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惨淡经营，只有一名孤零零的助手和极少经费。但是，继任的研究员们都对他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包括他征购的一尊巨大北魏鎏金铜佛像和一批绘画收藏。经查尔斯·弗利尔推荐，雷茨从福开森手中购得那批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强项，在于它拥有奥尔特曼所藏瓷器和所购青铜器。那批青铜器，从已故鉴赏家、收藏家端方总督家族征集，同样由福开森从中协调完成。然而，那一类藏品，绝对不符合普艾伦核心爱好的胃口。“如瓷器和青铜器那样的美物，似乎与我认为的主要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和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普艾伦发誓，“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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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道德弯下了直挺腰板。那年，普艾伦从随身携带的烟斗中弹掉烟灰，重返中国探寻龙门石窟石雕。他曾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赫伯特·温洛克写信，称“龙门石窟的伟大浮雕（可与万神殿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媲美的中国艺术），正在遭受破坏，敦煌的一些壁画（最伟大的中国壁画）预计会在北京出现。我应该到那里去，为博物馆收集有关它们的一切信息，无论我们能否得到它们”。抵达北京后，普艾伦很快从北京小道消息工厂听说了一位竞争对手——劳伦斯·史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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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有一个朋友叫岳彬，从事龙门石窟浮雕经营活动。他向普艾伦透露说，奥托·伯查德已得到了《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普艾伦向温洛克馆长报告，称伯查德“正与老福开森神父、年轻可爱的史克曼、兰登·华尔纳和堪萨斯城串通实施某种阴谋。不管怎样，龙门石窟还有更多东西。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普艾伦质问史克曼时，后者“显得相当尴尬”，因为普艾伦“怒气冲冲，他曾希望能及时赶到把它拿下”。由于最终安排尚未结束，那些货箱还未运出，史克曼对普艾伦尽量三缄其口，将其视为自己不能随意讨论的博物馆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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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仍在待价而沽。1934年秋天，普艾伦与岳彬联系，同意向那位古董商支付40000美元，购买他手中拥有的6个头像。盗贼们则根据与岳彬代理所签的合同，将仍留在龙门洞窟浮雕的其他部分敲掉盗走。岳彬拿到另外13个头像时，他会得到10000美元。与岳彬古董店“彬记”所签的合同规定，“如果山里面出事”，以及“条款未能履行”，合同作废。艾米·麦克奈尔对龙门遗址进行过详细研究，她在《龙门石窟供养人》一书中指出：“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当时，浮雕的其他部分尚未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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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村民砍掉了浮雕，向当地军队行贿，把它们装入麻袋运往保定。在北京对其进行拼接后，当地一位古董商代理内利·赫西，提供了一份虚假运货单，用以欺骗海关官员；然后把石雕碎块运至纽约。虽然签署了上述合同，普艾伦仍难以获得“21块主要碎块”，其中可能包括失落的头像。1944年，普艾伦写了一篇有关龙门石窟的文章，对龙门石窟遭到肢解故作惊讶。他一口咬定市场上许多东西都是假货。“龙门石窟是如此遭受蹂躏的：龙门石窟附近的小村庄在袖手旁观，但是到了夜晚，男人们蹚过腋窝深的河水，从石窟表面敲掉碎块，把它们带到郑州，在那里卖给北京古董商的代理。在北京，人们对那些碎块进行拼接，并满怀热情地根据照片和拓片制作复制品。你会发现男女供养人的头像散布于欧洲、英格兰和日本，人们认为它们是龙门石窟原作。其实，其中绝大部分是彻头彻尾的赝品。”不管怎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下属完成了对《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碎块的拼接。之后，它一直成为该馆主要亚洲艺术展厅中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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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龙门石窟的故事临近尾声，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同意，考虑到《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的重量和脆弱性，它不应该被分离，不应该每隔几年在两馆之间运来运去轮流举办展览。于是，福格艺术博物馆接受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提出的对策：由其返还福格艺术博物馆购买该浮雕的预付金，使以总价32000美元征购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得以永久留在堪萨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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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一直存在依据古董商订货而盗窃文物的活动。保护遗址的努力经常属于竹篮打水。有一件趣闻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乔治·克罗夫茨博士曾负责保管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一位古董商向他提供了一个龙门石窟头像。克罗夫茨认为将头像偷运出中国令人羞愧，于是将其买下，并送还给中国政府。但是，当古董商再次拿这同一尊头像向他报价时，他再次买下，把它留给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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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不应求，假货的数量急剧增长，使藏品出处研究变得极为复杂。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仍在继续征购龙门石窟雕像。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藏品的真伪存有疑问。至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75年，当中国官员赴该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开幕活动时，该馆知道中国人对《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感情十分敏感，决定在浮雕前面临时设立了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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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宫大中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岳彬北京的家中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的残块，并对那些无头残块进行了拼接。岳彬盗窃龙门石窟的犯罪事实曝光后，中国文化精英的300多位代表请求政府予以惩处。1959年，岳彬死于狱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龙门石窟遗址相对未受影响。当地一座佛寺遭受破坏后，增加了对龙门石窟的保护。洛阳市的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对龙门石窟提供24小时保护。2000年，龙门石窟被宣布为受保护文化遗产，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修复资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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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利润丰厚的艺术经营寿终正寝。第二年，卢芹斋宣布退休。他在给客户的一封信中声明：“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收藏、出售中国古代艺术品。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它集生意和愉悦于一身。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获得或打算获得某些东西的兴奋中度过。在上海掌权的新政府，公开没收了一大批藏品，其中包括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时我突然认识到，经营中国文物已是穷途末路。我所有的快乐，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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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龙门石窟遭受的破坏，以下主角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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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1931年）：“从原属国出口考古文物，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属正当：（a）文物从其合法所有者手中合法取得。（b）拿走藏品的任何部分，将无损于藏品之完整。（c）文物原属国中无人有足够能力，或有意研究，或妥善保护它们；否则，其行为不再属于科学考古，而是商业性故意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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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福布斯致信保罗·加德纳（1934年）：“我认为中国政府准许从石窟墙上敲掉那些伟大雕塑，并允许它们离境的行为，是一种暴行。但是，我认为，既然我们与从石窟墙上敲落的雕塑毫无瓜葛，我们只是首先听说那些残缺不全的碎块在北京出现，并被拼接。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有理由以此种方式将其买下。为了达到保护它们的目的，我们不惜把雕像一分为二，两家博物馆各保留一半。然而，我强烈感觉，我们是在为人类的利益保护那些文物。而且，由于它们真的归属中国，在未来任何时候，如果中国变得足够稳定，组织良好，中国政府有能力为人类利益安全保护此类文物，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博物馆，将会做出一个非常慷慨大方和正当的姿态：把那些文物卖回给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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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1940年）：“如果我们因购买那些浮雕碎块遭受批评，那么我们为拼接它们付出的热爱、劳动和美元，应该使批评者哑口无言。我们的行为本身，也是为中国事业服务，比中国其他任何人付出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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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芹斋（1940年）：“作为使那些国宝流散的源头之一，我深感羞愧……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珍宝。我们唯一的安慰是，正如艺术无国界，那些雕塑走向了世界，受到学者和公众的赞美。与任何在世的大使相比，它们能为中国做更多好事。中国为外部世界所知，这些艺术品或许是最佳途径。由于中国不断变化和动乱，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保护。我们流失的珍宝，将成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和文化，有助于人们喜爱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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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1941年）：“据说，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过去的纪念物，把它们保留给一个更加温和的未来——今后500年，我们所处时代的博物馆发挥的作用，将被认为与修道院在黑暗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时发挥的作用一模一样……博物馆无法将龙门石窟的所有辉煌呈现给你，但是它为你抓住了一个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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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还写道（1944年）：“宾阳洞那两块男女供养人的浮雕，属于一件流失文物。对于一个民族的一个伟大纪念物，从未发生过比那更为缺德的事情。那些浮雕已经流失——我们仅有令人悲哀的碎块可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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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克曼（1967年）：“那些浮雕很像我们人类，一个遭受了严重事故的人。整容医生的技术让朋友们还认得他。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仍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它在那里出生，是宾阳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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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史克曼又写道（1981年）：“……在兰登·华尔纳的煽动下，作为拯救行动，整个项目得到了爱德华·福布斯的资助。最终，堪萨斯城的博物馆从福布斯先生手里买下了那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它从未离开宾阳洞，我会为此付出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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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六章 宾州大学套住唐皇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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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至1936年，美国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们首次在全球亮相。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位于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大厦的英国皇家学院举办。有240家机构向展览出借展品，其中不仅有美国博物馆，还有中国首次允许借给外国展出的一大批“国宝”（中华民国喜欢使用该词）。为运输93箱中的800多件中国宫廷珍宝，英国海军部提供了一艘名为“萨福克”号的军舰。乔治·尤摩弗伯勒斯和波西瓦尔·大卫德是当时英国的两位最伟大的收藏家。他们与大英博物馆的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和山中定次郎一起工作，协助安排集中参展的艺术品。此次博览会据称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展览，轰动一时。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不乏批评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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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举办的背景是日本占领了伪满洲国（之前称满洲），并随时准备入侵中国。中国政府当局希望获得国际同情，希望全世界欣赏中国艺术。因此，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鉴赏力，得以破天荒首次肩并肩相互媲美。当然，其间也有一些嘟嘟囔囔的埋怨之声。西方认为，中国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绘画，觉得外国专家没有能力辨别好坏差别，因而将西方的奖学金项目推迟了几十年。中国方面，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则认为，外国人得到了挑选展品的权利，不能确保中方出借展品的安全，“不应该把重要、有价值的珍宝送到国外”，而且，“一旦艺术品被大英博物馆征集，无论其价值如何，都不会允许它走出博物馆的大门”。中国政府的迫切愿望并未受到反对之声的影响。中华民国急于培养西方对自己的善意，为自己作为崛起强权的形象涂脂抹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人群蜂拥而至，观众总数（有记录人次数为401768）打破了以往所有展览的纪录。当时，博物馆组织重磅大展的风气尚未形成，世界又深深陷入了萧条。正是在那种时刻，中国艺术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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