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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弗利尔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收藏细菌。去纽约旅行期间，他开始购买当代欧洲和美国的版画和素描，直到1889年，日本水印版画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一年，弗利尔在葛洛里埃俱乐部参观了一个日本水印版画展，那是美国首次举办此类展览。同时，费诺罗萨刚到波士顿美术馆任研究员不久。在其影响下，弗利尔扩展了自己对亚洲艺术的兴趣。他经常定期拿出200美元或更多，作为“专家服务费”酬谢费诺罗萨研究员，请其为自己可能进行的藏品征集提出建议。对于自己在纽约曼哈顿结交的其他艺术家，弗利尔也对他们的意见孜孜以求。1889年，弗利尔拜访了德莱特在纽约的工作室，购买了他刚刚完成的首幅画作。那是一幅朦胧景物画，与惠斯勒的绘画风格相似，描绘了月光下散发着微光的大干草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弗利尔选择收藏的美国艺术品中包括了温斯洛·荷马、阿尔伯特·平卡姆·赖德、约翰·辛格·萨金特以及阿博特·亨德森·塞耶的作品。至今，那些艺术家仍备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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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前往欧洲旅行期间，弗利尔精明地探索了处于最前沿地位的视觉艺术。在巴黎，他与美国画家玛丽·卡萨特共进晚餐，拜访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工作室，还接受了神交密友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惠斯勒的妻子碧翠克丝身患癌症，是一位铁杆爱鸟者。1895年，弗利尔准备前往印度，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旅。惠斯勒问弗利尔，能否想办法为妻子买一只很特别的鸟，一种拥有蓝金色羽毛的印度鸣鸟。弗利尔一口应承下来。抵达加尔各答后，弗利尔买到一只活蹦乱跳的鸣鸟，说服一名英国船长在回国途中予以照顾，并亲自把那只小鸟送到艺术家惠斯勒的手中。尽管困难极大，那个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于是，那只印度鸣鸟来到惠斯勒位于巴黎左岸鲁杜别克大街110号的家。它进入鸟笼，与一只白鹦鹉和一只嘲鸟做伴。1897年3月24日，惠斯勒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伤心地给弗利尔写了封信：“请允许我首先对你说，我亲爱的弗利尔，你的‘蓝金色小女孩儿’真是尽力表现得极其可爱！”惠斯勒写道，在妻子弥留之际，“那只奇怪的野生小精灵站立起来，一直唱个不停，仿佛它之前从未歌唱过——那是一曲太阳之歌！一曲欢乐之歌！也是我的绝望之歌！它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那只小精灵淹没在自己欢快的嗓音里，成为一个永不泯灭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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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收藏家，弗利尔对远东情有独钟。起初，他收藏日本艺术，之后是古老“中央帝国”鲜为人知的书画和雕塑。不过引导他征集收藏的，并非只是审美。从本质上讲，弗利尔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买卖人。他大肆买入的亚洲艺术品征集，几乎都是再划算不过的交易。弗利尔曾4次前往东亚，分别是1895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至1911年。随着藏品征集从零售转向批发，弗利尔每到一地，便习惯于寻找、观看私人和公共收藏。约翰·波普曾担任过弗利尔美术馆馆长，他恰如其分地评价道：“翻看弗利尔的日记，以及他那些年的通信描述，可以看出，弗利尔在旅行中学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他对自己的见识又是如此谦虚。成为公认的重要收藏家后，他仍然是谦谦君子。”需要指出的是，弗利尔在远东旅行时，正值中国清朝处于麻烦不断的最后二十年。毫不夸张地说，火车对中国产生了地动山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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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铁路革命而言，中国是一位相对后来者。其中主要原因，是19世纪80年代宫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为此展开的不休争论。反对者宣称，铺设铁轨，会使中国更加依赖外国列强。它们相互竞争，已把大清帝国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历史学家林成（音译Cheng Lin）进一步写道，保守派担心铁路会惊扰祖先陵墓，“会助推观念和影响力传播，进而颠覆中国人民的宗教和道德。铁路的邪恶影响，甚至可与洪水猛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相提并论”。改革派则强调，“铁路在粮食运输、赈灾、贸易、开矿、收税和旅行等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军事用途，应毫不犹豫开始建设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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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至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颜面扫地。正因为此，改革派以军事为由，最终战胜了保守派。据林成的详细统计，自1897年至1904年的7年间，“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和贷款和约，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因此，到了1898年，英国在中国获得了总长为45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特许权，随后是俄国的2462公里，德国和比利时并列第三（各为1126公里），法国和美国远远落后（分别为676公里和483公里）。林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铁道部的顾问。他写道，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列强瓜分了铁路的特许筑路权。他补充道：“在那些年，大清帝国的不同地方零星发生了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袭击肯定反映了公众愤怒。反外运动四处蔓延，直到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外国列强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特许权，应对发生那场运动负主要责任。”上述判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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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的铁路动乱及其产生的副作用，对弗利尔发现、欣赏中国艺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着钢轨在中国大地交织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产生了。工人们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历代墓葬，源源不断地把高质量文物送进苏醒中的艺术市场。而且，铁路使弗利尔得以穿越中国旅行，研究新的出售物，并向两位受其尊重的顾问咨询：一位是天津的收藏家、政治家端方，另一位是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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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福开森对中国情况和古代文献的了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西方人。自1887年21岁时抵达，到1943年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离开中国时，福开森已被日本人拘留，作为战时交换俘虏登上了瑞典和美国合营的“克瑞普斯霍姆”号邮轮。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是一位受命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福开森所属教会把他派往中国，目的是建立南京大学。完成任务后，福开森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他拥有了一家上海报纸，并为外国企业和艺术收藏家活动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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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沃伦·科恩出版了《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福开森坚信，“他在中国可以学习，也可以给人上课。中国文化值得学习”，那使他变得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福开森不但为新大学寻找学生，也寻找可以担当自己老师的学者、官员。福开森把美国的数学、化学课本翻译成中文，“还拥有丰富的中国艺术和艺术批评知识，能够撰写有关那方面的书籍。那些著作至今仍被美国官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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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美国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们并不乐意欣赏福开森取得的成就。其中许多人更是将中国艺术不同的流派等同于费诺罗萨的形式主义和媚日审美。因此，1913年，当福开森受人委托，将其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是拒绝接受福开森的一幅中国绘画。该馆部门主任说，他不会为那幅绘画支付哪怕10美元。那幅画作便是据传属于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图》。现在人们认为它是南宋时期对公元5世纪原作的复制品。幸运的是，弗利尔独树一帜，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在弗利尔美术馆藏品中，那幅曾饱受争议的手卷，绝对属于举世无双的最好的中国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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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是单身汉，没有直系后裔。早在20世纪初，弗利尔已经意识到艺术收藏会成为他不朽的遗嘱。为何不把它们作为礼物奉献给美国人民？如此，还有比国家首都华盛顿更好的地方吗？那时，华盛顿对艺术品的敬意远不及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令美国人汗颜。1904年，怀揣那个目标，弗利尔直奔华盛顿，向史密森学院的秘书塞缪尔·兰利投石问路。兰利秘书对此表示了兴趣，称美国国会已在理论上同意创建一家“国家艺术博物馆”，只是还未出台清晰的具体方案。1905年，弗利尔正式提出把自己的珍藏捐献给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会，拟捐赠藏品的总数约为2000件，包括三部分：弗利尔在近东征购的文物（主要是埃及）、杂七杂八的美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惠斯勒作品，他的名声已经开始飙升），以及亚洲绘画、瓷器和雕塑（在他看来，所有藏品都具有“和谐精神的启示，扩展审美文化的能力，以及提升人类心灵的美质”）。弗利尔为此提出的条件也是坚定不移：“他将继续增加捐赠，资助博物馆场馆建设。但是，他的藏品不能出售一件，也不能出借给其他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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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盛顿没有任何国际认可的艺术博物馆。而史密森尼学会则被昵称为“美国的阁楼”，在它的展厅里，充满了科学发明、自然历史标本、人种学和历史学纪念物品，其中夹杂着零星艺术品。此外，由私人捐助、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科科伦美术馆，则主要收藏五光十色的美国艺术品。总而言之，在美国首都，没有一座公共美术馆能够与一座普通的意大利大区博物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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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捐赠的消息公开后，他惊喜地发现，美国主要报纸都发表社论对此表示欢迎。谨慎的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们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弗利尔拟捐赠藏品进行审核。该委员会成员中并未包括任何亚洲艺术专家。那时，弗利尔的藏品仍保存于他位于底特律的家中。该委员会的领导是兰利秘书，成员包括密执安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前密苏里州议员约翰·布鲁克斯·亨德森，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以及万能的项目联络员、贝尔的女儿玛丽安。他们用了5天时间，对弗利尔的珍藏进行核查。后来，玛丽安·贝尔对他们的评估给予了如此描述：“对那些无价东方艺术品的所有看法，被亨德森议员一言以蔽之：‘那些藏品都是各自类型的尤物。但是，那些类型真是让人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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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弗利尔在白宫找到了一位强大盟友。罗斯福比任何前任美国总统都更加关注亚洲。1898年，当西奥多·罗斯福还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时，他便大胆命令海军上将杜威的太平洋舰队开进马尼拉湾，从而在菲律宾插上了美国星条旗。1903年，罗斯福在旧金山做总统演讲时，对一群疯狂鼓掌的听众说，“我们强有力的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太平洋的顶级强国”，尤其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指日可待。“来到太平洋海岸之前，我是个扩张主义者，”在一片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中，罗斯福声嘶力竭地喊道，“来到旧金山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任何人……除了成为扩张主义者，还能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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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地缘政治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弗利尔，支持他的捐赠。1905年12月13日，总统先生给史密森尼学会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其接受弗利尔的藏品，包括“中国和日本最著名古代大师的数百幅作品”。如果学会董事会反对，总统补充道：“那么，我将有义务采取其他方法，努力避免美国政府失去一批最有价值的收藏，那也是任何个人捐给任何国民的最有价值收藏。”1905年12月14日，罗斯福邀请犹豫不决的董事们来白宫参加晚宴，对弗利尔捐赠事紧追不放，视其为美国到达鼎盛时期的象征。罗斯福弱化了此事带来的法律问题，放大了捐赠的重要意义。1906年1月4日，一封电报通知弗利尔，他提出的条件已获得了史密森尼学会同意。以华盛顿办事标准看，此事办成的速度如同坐了喷气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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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再次踏上了征途：公路、海路、铁路，为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博物馆寻找新的珍藏。这样的生活在1911年之前一直是他的常态。如阿莱因·萨里嫩所写：“弗利尔，那位热心、勤勉的业余收藏家，在为自己和国家不停买入。他到哪里，都如入无人之境。他是一位潇洒、做事缜密的绅士，总是摘下他的圆顶礼帽、草帽、黑色小礼帽或白色巴拿马草帽，让所到之处的人们为之倾倒。‘我需要能够得到的所有培训和辅导，’他曾给国内写信，‘在我了解把握前，我不想杂乱无章地胡乱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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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注意保持低调，过去他就是靠这个策略获得了生意老伙伴弗兰克·赫克的信赖。弗利尔在北京的目标，是所谓的“鞑靼城”。那片街区已是摇摇欲坠，挤满了古董店。他在那里的酒店租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套房。他对卖家们解释说，自己只是一个小买家，为一家美国拍卖公司进货。“除了两三个可靠的美国人，我不允许任何向我推销东西的人到酒店里看我，”他对赫克说，“以免客人们进入那家又大又气派的酒店（北京六国饭店），摸清我的计划。”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弗利尔补充道，起初，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唐、宋以及元代的早期绘画代表作，结果使他大喜过望：“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6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10倍于那个数字。”总之，“那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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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还向赫克报告说：“此行来去匆匆，我对古老的中国只算是走马观花。但是，它印证了我以前从其他不同渠道获得的印象……与中国相比，日本仿佛只是一个仿真娃娃！”此后，他决定大幅度扩展旅行范围。1910年至1911年期间，他完成了最后一次亚洲之旅。与中国朋友和美国外交官商量后，他准备独自前往中国内地探险，有火车时乘火车；无火车时，在合适的向导和脚夫协助下，利用马车或驮队。他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古都开封和洛阳。那两座城市虽然没有供外国人居住的客栈，却都有外国传教士。弗利尔此次探访了龙门佛教石窟，成为最早抵达的西方人之一。那时，龙门石窟仍是一处土匪与低能政府军刺刀见红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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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危险无处不在。弗利尔在日记中写道：“在路上，我的摄影师遭遇了石头攻击，右眼受伤严重……现在，伤口的缝针露线，又让他惊奇不已。我的厨师睡觉时也紧握我从北京购买的崭新面包刀……那位摄影师从不睡觉。昨天晚上，当寺庙外面有猫咪号叫时，我的仆人哭泣起来。看来，如果土匪的力量强过我的护卫，我就应该钻入卷起来的吊床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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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得不佩服弗利尔的精力和奉献精神，同时也惊讶于他的胆大妄为。清王朝已摇摇欲坠，而龙门石窟又位于北京西南遥远的丘陵深处。带着精美餐食，并在担架手、30名随从，以及一位手持孔雀羽毛的向导的陪同下，弗利尔的行程算不上艰难险阻。当时，龙门地区深受鸦片瘾君子土匪侵扰，弗利尔终于抵达那里时，他的中国向导谨慎地给他派了一名武装警卫。起初他认为此举只是礼貌，直到地方政府逮捕并拷打了两名凶杀嫌犯时，他才深感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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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弗利尔正准备入睡，却被警卫的枪声惊醒。警卫解释说发射的是空包弹，目的只是驱赶土匪。弗利尔要求他们别再开枪。第二天早上，弗利尔发现，警卫只是表面服从了命令，他们已悄无声息地割断了强盗的喉咙，尸体就躺在弗利尔的门口。弗利尔坐上一顶轿子，以大无畏精神游览了著名的龙门石窟。艺术史学家海伦·内贝克·汤姆林森大量引用了弗利尔对龙门石窟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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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狭窄、水流湍急的河流，把龙门两旁的山峰一分为二。在从水面陡然升起的山崖上，开建了成百上千的庙宇、洞窟。龙门石窟有成千上万最精美的佛教雕像，皆从山岩中雕刻而成，高度从5厘米至18.3米不等。神像周围环绕着飞天、花卉、卷云和其他图案，也都刻入山石。所有那些雕像都完成于一千五百年前。雕塑家离开之后，大自然使它们的线条和色调，变得柔和，成为雕塑杰作……我浑身颤抖，激动不已，像白痴一样瞠目结舌……我不是在夸大其词！那些艺术杰作至高无上，使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目不转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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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对龙门佛教石窟感到震惊，神思飞扬。同时，他也遇到了麻烦。离开北京之前，他曾与美国领事馆接触，安排出口一些大型石雕。他对赫克说，他“为此感到羞愧，开口请人帮如此大忙”。但是，事实明摆着，他知道，要得到龙门石窟的东西，“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他也知道，在龙门石窟，他的保镖卫队，也会偷窃他似乎喜欢的东西来博取他的欢心。在提供给他的许多战利品中，有的来自土匪抢劫，有的来自古董商的其他代理。如此说来，弗利尔该如何行事？海伦·汤姆林森描述了他的进退两难：“他是否应该抓住机会，通过保护所得文物为自己的举动辩护，使它们教育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还是该正直地协助中国政府，阻止其艺术遗产大批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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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表明，弗利尔对此是左右兼顾。一方面，到了12月，弗利尔征集的文物总数超过了200件，装满了11个货箱。在大规模征购活动中，弗利尔将文物分门别类，明确哪些东西具有宗教、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哪些属于问心无愧的征集品。“有人怀疑，”海伦·汤姆林森写道，“那些分类，会依据弗利尔的个人风险程度，能否获得成功，以及是否影响他的好名声，变得左右摇摆。”不管怎样，返回美国与底特律新闻记者面谈时，弗利尔说，他打算“请美国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以拯救中华帝国古都的无价艺术珍宝。并通过美国的资助，让中国文物走向世界”。实际上，弗利尔还自己承担了部分经费，尝试实现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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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返回后，查尔斯·朗·弗利尔考虑将生命剩余岁月奉献给收藏，将其财富和难得的知识发挥到极致。弗利尔将其理解成三项伟大任务：首先，他希望对自己承诺的藏品进行筛选，去粗取精，淘汰赝品或达不到优秀标准的藏品；其次，他希望与史密森尼学会协商，就以自己姓名冠名的美术馆设计达成协议，他已为该馆建设捐赠了50万美元。最后，他还希望推动具体措施落实，对中国深陷危机中的艺术珍宝实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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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弗利尔将自己的主要住所迁至纽约，将绝大多数藏品留在底特律保存。弗利尔一直喜欢纽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纽约成了全世界博物馆品质亚洲艺术品的主要市场。欧洲的古董商纷纷提升了纽约分店的档次。其中以中国出生的卢芹斋最引人注目。同样重要的是，清王朝分崩离析后，高品质的中国文物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曼哈顿，附带着真假难辨的皇家身份。弗利尔成为一名活跃的寻宝者和买家，伴随他左右的，还有他的新朋友艾格尼丝·迈耶。当时，艾格尼丝30多岁，与弗利尔关系特别。俩人之间的调情超过了暧昧。艾格尼丝的丈夫是金融家尤金·迈耶（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艾格尼丝魅力十足，伶牙俐齿，回头率高。弗利尔与她结伴参观纽约的主要艺术展览。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传记作家卡罗尔·费尔森塔尔如此谨慎地分析道：“弗利尔对女人有性兴趣。在意大利卡普里岛时，他曾在一处岩洞与建筑师斯坦福·莱特共进晚餐。其间，他邀请了一群意大利少女在他们面前裸泳。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弗利尔患有先天性梅毒，晚年时选择了禁欲生活。对艾格尼丝来说，弗利尔‘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是一位审美家：家居、欣赏美食和美酒，尤其喜爱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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