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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找亚洲艺术，弗利尔和艾格尼丝成双成对，一起逛遍了纽约的博物馆。弗利尔在遗嘱中规定：艾格尼丝将担任弗利尔美术馆的终身董事，对未来接受艺术捐赠拥有否决权。艺术学者王伊悠对弗利尔所购藏品进行过详细记录：1915年至1919年期间，弗利尔购买了超过1611件藏品，包括从卢芹斋手里买入的124件精品，总价超过90万美元。弗利尔的藏品征集颇具先见之明，包括了大批明代以前的文物藏品。虽然那些早期作品不是那么著名，它们仍构成了当时弗利尔收藏的核心。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艾格尼丝·迈耶评论道：“现在，欧洲学者不得不来美国观看顶级中国绘画、玉器和青铜器杰作，这都是弗利尔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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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每况愈下，依赖的特使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美国决定参与“以战争结束战争”，一切都使弗利尔的工作变得错综复杂。1917年，弗利尔患上了一种使人致残的神经紊乱症，体重降低，导致他难以控制地易怒，记忆力衰退。王伊悠写道：弗利尔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大限将至。但是，他从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慰藉。他相信中国玉器拥有神奇的治愈特质，玉器也确实能被视为一种象征，为患病的现代西方提供某种治疗方法。王博士引用了艾格尼丝·迈耶的话，她评论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弗利尔身患绝症。他会紧紧抓住某些特定玉器，对玉器的安慰和康复能力产生某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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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病魔缠身，弗利尔仍努力配合约翰·埃勒盾·拉吉，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品从底特律以及其他地方迁往华盛顿。拉吉不久后将成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馆长（其父亨利·卡伯特后来成为参议员）。弗利尔的珍藏总计15434件，分为几个部分：1270件惠斯勒绘画、素描和雕塑，包括著名的“孔雀屋”（参见彩色插图1、插图2），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属于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藏品3399件；日本藏品1937件；埃及文物1095件；朝鲜藏品471件；近东藏品5847件（包含一本带插图和细小念珠的波斯古籍孤本）。在弗利尔美术馆总计捐赠藏品中，有大约1万或更多件藏品属于该馆1923年5月3日——该馆捐赠人弗利尔去世4年后——正式开馆后接受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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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对每件藏品的真伪和年代的态度，可被公正地描述为：快乐地听天由命。他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说，未来的“好眼力批评家”，有可能对任何绘画藏品的真伪提出挑战。他对此毫不担心：“有人会大叫一声！那就来吧！我希望那声大喊，能够以某种灵性的方式让我听见。你所说的‘理性和科学时代’也将来临，将使藏品研究觉醒，使我们了解中国如何、为何制造产品——中国的观念、材质、方法、复制，以及为何复制。智者将努力获得知识，而一位愚蠢、爱冒险的收藏家，即便他的花朵带刺，他也会得到谅解。那些尖刺也富有教育意义，对其他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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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未出现多少较真的异议。已选定的美术馆位置显著，位于史密森尼学会管理总部史密森尼城堡的西面。弗利尔厌恶浮华的大理石虚饰，所签建筑合同是一栋传统俭朴的低层建筑，用田纳西州柔和白色大理石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石灰石建造。馆舍里面有宽敞的库房，供研究员对未展出藏品进行研究。整个美术馆建筑上面没有任何地方雕刻有捐赠者全名。入口处也没有招摇展示弗利尔的肖像。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师是查尔斯·普拉特。艺术家约翰·拉法格曾恰如其分地称赞道，弗利尔美术馆浑身上下散发着平静和端庄，是“一处可去清洗眼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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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25日，弗利尔去世。几个月前，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与世长辞。弗利尔葬于家乡纽约州金斯顿市。然而，如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所言，最适合弗利尔的纪念物，是日本人在京都郊区为他竖立的一座纪念碑：“那是一块天然岩石，外观温和而优美。它高91厘米，长1.82米。日本人为弗利尔搞了祭奠仪式，在那块岩石上摆放了清茶和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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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仍有一项重要工作尚未完成。那便是弗利尔协助在北京建立“考古学校”和“国家博物馆”的计划，使中国人拥有技术和动力，保护处于危险境地的中国文物。为此，弗利尔招募了兰登·华尔纳，让他指导开展了一项范围广泛的调查任务，检验弗利尔倡议的可行性。1913年，弗利尔前往中国、印度支那半岛和欧洲旅行，行程近两万公里。华尔纳在所有访谈中都强调（如他给弗利尔的最终报告）说：“我们来到中国，目的是向中国和中国人学习，不是来迁移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文物。我们请求中国的学者，对我们开展的事业给予良好的支持。”华尔纳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弗利尔一直明确指示我，不购买艺术品和文物。开办考古学校时，这一指示也应该成为学校的政策。”华尔纳抵达中国时，新的中华民国已在清王朝灭亡后执政。他与新政府的官员进行协商，包括总统袁世凯、外交部长孙宝琦，以及众多其他官员、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与袁世凯总统会面时，华尔纳回应了考古发掘事宜：“我受命对此明确说明：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没有待开展考古发掘地区人民的衷心支持，那种活动不会发生。”袁世凯总统回答说：“只要你们的计划不打扰现有家族的祖坟，你们一定会获得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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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弗利尔的计划赢得了一片赞誉。但到了后来，一切都走了样。弗利尔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记账员。华尔纳携妻子洛伦在欧洲、亚洲广泛旅行期间，并未像弗利尔一样精心记账。令弗利尔特别恼怒的是，由于担心当地土匪横行，华尔纳没有前往西安。最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腥风血雨，弗利尔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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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的计划泡汤了。扭曲的历史令人悲哀，充满讽刺。此时，如本书第四章所详述，兰登·华尔纳找到了充足理由。他打着拯救文物的幌子，从敦煌揭取了佛教壁画，搬走了菩萨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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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九章 瓷器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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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的驱动力风云莫测。以英国为例，简单罗列其中原因，便可包括时尚、古董商共谋做局、收藏家之间的竞争等行为，以及不那么明显的原因：谷物价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艺术品销售的飙升令人惊叹，谷物价格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幕后角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对英国农产品需求变弱，英国名门望族的收入和选举权也随之降低。在不列颠群岛，那些人占有的土地多达五分之四。土地贵族急需现金。他们开始出售祖先遗留的艺术品收藏。由此出现的一个副产品，是中国瓷器的供货量猛增。出现那种局面，其潜在催化剂是什么？刘易斯·内米尔是牛津大学的权威解剖学家。1931年，他对此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根据慎重调查，人们将会发现，比起英国前两部《改革法案》（旨在消减英国农村地区在议会中占有过高代表比例），美国小麦的到来，使英国议会下院的构成发生了更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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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19世纪70年代，随着铁路抵达美国西部大草原，一车车更廉价的小麦汹涌进入世界谷物市场。英国遭遇的恶劣天气和农作物疫病，更使进口谷物大增，逐渐削弱了英国“议员命令”式的经济基础。戴维·坎南代因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1990年，他出版了《英国贵族的衰退与没落》一书，其中首创了“议员命令”一词。当时，英国的农田，由不超过750户的贵族家庭和邻近乡绅把持。他们领地的平均面积在6万至18万多亩之间。据坎南代因估计，1880年，英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当选议员属于农村寡头集团。到了20世纪20年代，仅有十分之一当选议员与土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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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收入和立法权减少，税收却有增无减。遗产税也直线上扬，从1894年的8%，飙升至1930年至1940年间的40%。1909年，英国提出对土地收入和资本利润收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对超过1万英镑的收入额外征税。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在剧作《不可儿戏》中，通过布拉克内尔夫人之口，把没落土地贵族阶层的那种凄楚，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活着，被要求交税。人死后，被榨取遗产税。两者之间，再无其他。土地不再带来利润，不再带来欢乐。土地给人地位，却阻止人永久拥有。有关土地的所有说法，都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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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贵族烦恼不断。要想收支重新平衡，一个明显而充满诱惑的办法，是出售祖传艺术品收藏。土地在贬值，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在攀升。1882年，哈密尔顿公爵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以前所未有的高价卖出了2213件绘画、玻璃器、珐琅器和家具，将近40万英镑收入囊中。紧随其后的是马尔伯勒公爵。1884年至1886年，他出售了一批古典绘画杰作。其中许多离开了英国，因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宝流失的激烈辩论。销售活动吸引了艺术经销商蜂拥而至。亨利·杜维恩及其年仅十几岁、令人惊叹的侄子约瑟夫，成为1886年那些经营活动的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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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潜在买家中，再没有人比美国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更受人密切关注。摩根经常去欧洲，起初作为学生，后来作为年轻金融家。摩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实力雄厚，绝大多数收益来自钢铁、银行和铁路经营。自1890年起，摩根致力于收藏艺术杰作和信札。杰拉德·赖特林格认为：“20世纪初，由于一个人的努力，使美国人支配了世界艺术市场。”杰拉德对近代艺术品价格进行过全面研究，他在论文中写道：“毋庸置疑，摩根组建了最伟大的个人收藏，包含了有史以来所有时代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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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的眼神和口齿都专横无比。他手中的拐杖总像军刀一样舞动。摩根厌恶讨价还价，喜欢一举拿下整套珍稀手稿、古典大师绘画或素描，特别是中国瓷器。作为帝国贸易和亚洲战争获胜者的意外所得，英国公爵的领地里拥有着大量瓷器，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特殊艺术。东方陶瓷制作工艺高超，一目了然，触手可及，它们自身还常常附带标明出处和皇家关系的官窑款。可以推测，陶瓷对摩根之类的买家更具吸引力。而中国皇家陶瓷上所绘图案，又都是丰满、快乐的财神、寿星等神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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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收藏瓷器也确实存在消极面。在西方传统中，货真促成价高。中国的陶工则通常把模仿视为某种形式的尊重。长期以来，西方收藏家的主要忧虑，一直是害怕买到假货，尤其是现代技术已使造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正如《圣经》插图对儒教或佛教信徒几乎没有意义，反过来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中国艺术中，有许多微妙的文化、宗教暗示。经过翻译后已踪影全无。想象一下，以亚洲某位收藏希腊彩陶瓶的人为例，他对《荷马史诗》和奥林匹亚的众神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彩陶瓶上的形象暗示，对他又有多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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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存在上述消极面，中国瓷器的所谓“五谛”，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在西方艺术市场上享有盛名。第一谛：欣赏中国瓷器的外观和功能，无须掌握特别知识；第二谛：年代本身，即增添了中国瓷器的威望。中国把黏土和金属矿石转化成迷人物体的历史，比所有其他文明都更为悠久（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最终搞明白制造瓷器的秘密）。早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中国的陶工已经烧制出一种特别的黏土，并在其成品上施釉，创造了今日专家所称的“原始瓷”。之后的秦朝和汉朝（前202—220），中国人不仅制造了坛坛罐罐，还大规模生产制造了真人大小的陶质兵马俑。很快，自唐代始贯穿宋代，各种专门瓷窑被指定为“御窑”。其特权之一是，在御窑生产的花瓶上可以描绘凶猛的四爪龙形象。而级别稍低的贵族只能使用三爪龙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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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以各种客观标准看，中国陶瓷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珍贵文化商品。10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横贯亚洲和中东的市场，随后是非洲和西欧。而且，中国的陶工还根据外国买家不同欣赏品位制造特别器皿。“瓷器”（china）一词，之所以象征一个国家，并代表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订制出口商品，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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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增加两谛。第三谛：除了陶瓷雕塑艺术，绝大多数瓷器属于可携带艺术品，在军事行动中，可轻而易举地攫取。在外交包裹中仔细包装，也很容易出口。这有助于解释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以及1900年紫禁城被占领后，中国瓷器如何像洪水般涌入西方国家的首都。第四谛不如其他几谛那么明显：18世纪末以来，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主要拍卖公司，均对拍卖价格予以记录。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持续监视所持中国瓷器的现金价格变化。事实上，为区别不同釉料，拍卖图录已演化出一种特别的行业术语（比如青瓷、开片或郎窑红）。很快，收藏家们关注起自己喜欢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最流行的是清代（1616—1911）的一种多彩瓷，尤其是康熙皇帝时期制造的精致器皿。康熙是清代最有意思的统治者，在位时间漫长，但是品味变幻无常。清代黑釉瓶曾因其精美纹饰备受珍视。然而，近几十年来，收藏家们已转而青睐更简洁、单纯、年代通常更久远的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那些由宋代官窑制造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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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谛：中国瓷器风靡一时，与19世纪美国企业大亨的崛起不期而遇。大亨们忧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出了崭新的需求呼吁。暴富者及其家庭向室内设计师或装潢师寻求专业建议，将居所装扮得充满浓郁的富豪氛围。20世纪伊始，似乎很少有藏品能像康熙青花赏瓶或敞口罐那样，它们既能吸引观者，又能借以展现收藏者的内心世界。把它们敬放纱幔展台或特制展柜时，特别能表现出那种意境（更有甚者，早在三千年前的风水学中，中国就有了期盼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提出了五行相生原则：金、木、水、火、土，并将其运用于家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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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西方收藏观念盛行于世，1900年前后，出类拔萃的古董商杜维恩兄弟，在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商行的橱窗中，将中国瓷器、家具和挂毯一并展示。（橱窗内的新奇光电照明也使人眼前一亮。）约瑟夫·杜维恩不久后继承叔父、兄弟和堂兄弟的衣钵，成为其家族公司乃至其所处世纪的著名艺术经销商，几乎支配影响了其客户家中的内部装饰设计。2007年，《伯灵顿杂志》的一篇文章谈道，1915年，亨利·克雷·弗里克向杜维恩支付了500万美元，用于购买诸如壁炉架、法国家具和中国瓷器之类的东西，并为其拥有的法国画家琴·奥诺尔·弗拉戈纳尔的系列绘画提供珠联璧合的装饰物。约瑟夫爵士（他于1919年获此头衔）一旦看到谁家客厅有壁龛，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上面摆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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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镀金时代，许多豪宅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由于那里存在大量空空荡荡的壁龛，中国瓷器成为高档起居室的一种标准配置装饰，也就不足为奇。如我们之前所述，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常常满载中国的外销瓷器从广东返航。其中最流行的是姜罐、大盘子、茶壶和赏瓶。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亚洲瓷器不仅成为一种新奇装饰，也成了一种投资。随着与远东之间贸易活动的增多，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品，也变得越发痴迷。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引发形成了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现象，进而使西方对东方的痴迷愈演愈烈。伦敦世界博览会仅举办了5个月，吸引的观众有600万之多。随后再度上演的世界博览会活动同样大获成功。首先是伦敦（1862年），之后是巴黎（1867年）、维也纳（1873年）、费城（1876年）、重返巴黎（1878年和1889年）、芝加哥（1893年）和圣路易斯（1904年），加之其他几个举办地。在每次博览盛会上，美国观众都充满好奇。他们怀揣美元，不但仔细观察其他西方国家的工艺品，也对主题馆陈列的新奇有趣的亚洲艺术目不转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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