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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增加两谛。第三谛：除了陶瓷雕塑艺术，绝大多数瓷器属于可携带艺术品，在军事行动中，可轻而易举地攫取。在外交包裹中仔细包装，也很容易出口。这有助于解释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以及1900年紫禁城被占领后，中国瓷器如何像洪水般涌入西方国家的首都。第四谛不如其他几谛那么明显：18世纪末以来，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主要拍卖公司，均对拍卖价格予以记录。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持续监视所持中国瓷器的现金价格变化。事实上，为区别不同釉料，拍卖图录已演化出一种特别的行业术语（比如青瓷、开片或郎窑红）。很快，收藏家们关注起自己喜欢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最流行的是清代（1616—1911）的一种多彩瓷，尤其是康熙皇帝时期制造的精致器皿。康熙是清代最有意思的统治者，在位时间漫长，但是品味变幻无常。清代黑釉瓶曾因其精美纹饰备受珍视。然而，近几十年来，收藏家们已转而青睐更简洁、单纯、年代通常更久远的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那些由宋代官窑制造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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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谛：中国瓷器风靡一时，与19世纪美国企业大亨的崛起不期而遇。大亨们忧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出了崭新的需求呼吁。暴富者及其家庭向室内设计师或装潢师寻求专业建议，将居所装扮得充满浓郁的富豪氛围。20世纪伊始，似乎很少有藏品能像康熙青花赏瓶或敞口罐那样，它们既能吸引观者，又能借以展现收藏者的内心世界。把它们敬放纱幔展台或特制展柜时，特别能表现出那种意境（更有甚者，早在三千年前的风水学中，中国就有了期盼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提出了五行相生原则：金、木、水、火、土，并将其运用于家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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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西方收藏观念盛行于世，1900年前后，出类拔萃的古董商杜维恩兄弟，在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商行的橱窗中，将中国瓷器、家具和挂毯一并展示。（橱窗内的新奇光电照明也使人眼前一亮。）约瑟夫·杜维恩不久后继承叔父、兄弟和堂兄弟的衣钵，成为其家族公司乃至其所处世纪的著名艺术经销商，几乎支配影响了其客户家中的内部装饰设计。2007年，《伯灵顿杂志》的一篇文章谈道，1915年，亨利·克雷·弗里克向杜维恩支付了500万美元，用于购买诸如壁炉架、法国家具和中国瓷器之类的东西，并为其拥有的法国画家琴·奥诺尔·弗拉戈纳尔的系列绘画提供珠联璧合的装饰物。约瑟夫爵士（他于1919年获此头衔）一旦看到谁家客厅有壁龛，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上面摆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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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镀金时代，许多豪宅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由于那里存在大量空空荡荡的壁龛，中国瓷器成为高档起居室的一种标准配置装饰，也就不足为奇。如我们之前所述，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常常满载中国的外销瓷器从广东返航。其中最流行的是姜罐、大盘子、茶壶和赏瓶。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亚洲瓷器不仅成为一种新奇装饰，也成了一种投资。随着与远东之间贸易活动的增多，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品，也变得越发痴迷。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引发形成了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现象，进而使西方对东方的痴迷愈演愈烈。伦敦世界博览会仅举办了5个月，吸引的观众有600万之多。随后再度上演的世界博览会活动同样大获成功。首先是伦敦（1862年），之后是巴黎（1867年）、维也纳（1873年）、费城（1876年）、重返巴黎（1878年和1889年）、芝加哥（1893年）和圣路易斯（1904年），加之其他几个举办地。在每次博览盛会上，美国观众都充满好奇。他们怀揣美元，不但仔细观察其他西方国家的工艺品，也对主题馆陈列的新奇有趣的亚洲艺术目不转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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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入迷观众中，有美国巴尔的摩商人威廉·沃尔特斯及其儿子亨利。他们属于美国内战后收藏高端东亚瓷器的先锋。老沃尔特斯还建立了另外一个基准，他委托出版了10卷带有豪华插图的《东方瓷器艺术》一书。那是一套有关他个人收藏的图录，由英国著名瓷器鉴赏家之一的斯蒂芬·布谢尔编撰注解。沃尔特斯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与中国和日本艺术不期而遇，开始对它们产生兴趣。（从此，布谢尔所编撰图录，成为对某位真正收藏家地位认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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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沃尔特斯是白手起家，基本上也属于自学成才。他成长于宾夕法尼亚州，1841年移居巴尔的摩，在那里迎娶了埃伦·哈珀。他的老丈人是一位事业有成的食品批发商。沃尔特斯本人经营谷物，同时销售“美国最好、最大批量生产的‘老黑麦威士忌’”，获益丰厚。然而，沃尔特斯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白手起家的大款，在于他对视觉艺术有着见多识广的兴趣。19世纪50年代，沃尔特斯开始收藏美国哈得孙河画派艺术家的作品，并为此寻求塞缪尔·帕特南·艾弗里的建议，很快变成了纽约最重要的艺术经销商。后来，由于得到沃尔特斯提供的征购经费支持，艾弗里同意与那位幕后合作伙伴均分销售利润，包括曾在沃尔特斯所属知名画廊展示过的欧洲、美国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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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时，沃尔特斯已是艺术界的圈内人士。美国内战，使边境地区的马里兰州陷入愤怒对立之中。沃尔特斯生为北方人，却对南方抱有同情。他在梅逊—狄克逊分界线两边均有朋友和生意联系，因而选择了自我流放，前往世界艺术之都巴黎。那时，法国正处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上升的顶峰时期。沃尔特斯及其家人，包括妻子埃伦、儿子亨利、女儿珍妮，在巴黎第一区找到了合适住处，与拿破仑三世那座辉煌都城杜伊拉里宫、卢浮宫和时髦咖啡厅只有散步之遥。沃尔特斯通过乔治·卢卡斯进入了巴黎时尚界。卢卡斯从美国移居法国，精明过人，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担任美国一些重要收藏家的代理。很快，沃尔特斯不但与一流艺术家会面，还委托他们创作作品，包括法国画家杜米挨的水彩画《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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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斯一家省吃俭用，游历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1862年10月，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观看大家议论纷纷的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沃尔特斯夫妇先是体验了一把灵光一现，随后又遭遇了一场悲剧。在世界博览会东方展区的展品中，有初出茅庐的日本艺术品和各种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英国军队最近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的文物。文物中有一幅据说与皇帝宝座有关的屏风画，一副棋盘，以及“一个用厚金包裹的头盖骨，据说是孔子的头盖骨”。展品之中也有卢瑟福·阿尔科克爵士收集的日本艺术品。他曾担任英国驻中国的领事，之后任英王陛下政府驻日本的特派公使。在他的藏品中，有数百件漆器和镶嵌木器、大量横滨瓷器、大阪陶器，以及五花八门的纺织品、青铜器和编织物。威廉·沃尔特斯自传的作者威廉·约翰斯顿断定，正是伦敦这场“在西方史无前例”的世界博览会，激发了“沃尔特斯收藏远东艺术的兴趣，使他在美国开创了在此领域收藏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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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1月份的伦敦天气潮湿，沃尔特斯的妻子埃伦总是虚弱不堪，身染肺炎，在40岁时去世。沃尔特斯一直没有再婚，他的儿子亨利也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说，他的艺术品收藏变成了家庭的象征。返回美国后，沃尔特斯在美国东海岸铁路经营集运生意，并获得成功，其子亨利也生龙活虎地继续从事那项事业。之后维也纳、费城、巴黎和芝加哥举办博览会时，父子俩不仅是观众，也是博览会的赞助者或委员，借机大肆扩充他们的收藏。虽然老沃尔特斯不愿抛头露面，但是他身材魁梧、白须飘逸的固定形象，仍在纽约精英俱乐部中为人熟知。衣冠楚楚，当时还稍显瘦削的小沃尔特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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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只中国瓷瓶，它通体粉釉中夹杂绿釉，被称为“桃花天球瓶”。拍卖竞争激烈，沃尔特斯父子以匿名方式竞拍成功。父子两人的身份被确认，不情愿地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件“桃花天球瓶”的落槌价达到18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令人目瞪口呆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纽约时报》认为，那件瓷瓶的来源令人怀疑。据说在北京时，它以250墨西哥银元出售。因此，那个拍卖落槌价格显得非常荒唐。该报评论道，毕竟，“公众没有拥有‘桃花天球瓶’，也不急于那么做。但是，对于那些厚颜无耻、以引人发笑的方式寻求‘桃花天球瓶’的人，公众赞成他们拥有一两件，使其如华尔街某只股票一样繁荣，让‘桃花’盛开”。几天以后，《纽约时报》再度发声，以模仿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老水手行》口吻，将评论题目恶搞成了《桃花瓶行》，其中诗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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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海洋，古董商们怀揣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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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海洋，还有那只小红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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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仅以50倍成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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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恐后把它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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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以为然的读者中，有《纽约太阳报》的所有人、编辑查尔斯·A.达纳。他本人也是一位中国瓷器的收藏家（实际上他的战利品中也有一件桃花瓶）。《纽约太阳报》对桃花瓶及其拥有者给予了热情辩护。它指出，最近，沃尔特斯已发出邀请，让公众参观他蓬勃发展的美术馆。该馆位于巴尔的摩的弗农山地区，与沃尔特斯的豪宅相邻。因此，“桃花天球瓶”将注定成为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又一件明星瓷器（1934年，它正式入藏该馆）。从世界范围看，沃尔特斯的收藏在西方私人或公共收藏中属于最佳。而那个“桃花天球瓶”，更使他的收藏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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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拍卖，也标志着“瓷器大泡沫”的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富豪收藏家们竞相买入东亚陶瓷，导致市场价格因收藏品位变化、个人竞争和不确定风险而上蹿下跳，促使成千上万的藏品易手。1894年，沃尔特斯去世。他的遗产中包括有2400件中国陶瓷。后来的世界博览会成为瓷器市场强有力的催化剂。如历史学家沃伦·科恩所叙述，在美国，“费城建城百年纪念活动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引发了大量观众对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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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恩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人们仍然以西方标准和偏见，苛刻评价东亚绘画和水印画，“亚洲人对逻辑的理解远远超过透视法。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普遍鄙视，影响了对亚洲艺术的认知力。西方人认为，亚洲艺术不同，属于亚洲人，因此低人一等”。然而，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一些美国收藏家领悟到了两个重要事实：在审美方面，远东艺术被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也同样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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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当行情见好时，有三位买家在收藏中国瓷器方面冲锋在前：能言善辩、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纽约百货商店的创始人本杰明·奥尔特曼，在纽约第一国家银行任副总裁32年的詹姆斯·加兰德，以及J.皮尔庞特·摩根。摩根是银行家，他的名字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耳熟能详。三位收藏家都从全世界扫货。各自都有一位杜维恩担任顾问，或作为纽约第五大道画廊主管的长期顾问叔叔亨利·杜维恩，或总在往返伦敦和巴黎路上的兼职顾问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他们买入的结果，使美国得以公开宣告，自己拥有的用于公共展示的顶级中国瓷器，数量仅次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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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奥尔特曼为人低调，追求完美，父亲是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奥尔特曼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长大成人，曾与莱曼·布鲁明代尔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起，在该市的纺织品仓库打工。他的那两位伙伴，一个创办了布鲁明代尔公司，另一个成为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公司的合伙创办人。奥尔特曼开办了自己的商场（1876年位列纽约第二大商场）。1882年，他参观了由亨利·杜维恩组织举办的一个中国瓷器展览。之后，便深受收藏细菌感染，难以自拔，随即开始买入。长期以来，爱德华·福尔斯是约瑟夫·杜维恩的左膀右臂。他在传记中写道，在决定是否买入前，奥尔特曼会仔细研究每件东西，“把每件东西在浴缸水中浸泡数日，使常被涂色掩饰的任何破损瑕疵显露无遗。一旦去掉了所附污垢和油泥，那些瓷器，会展现出自身原有的美丽”。每当有几件瓷器通过检测，奥尔特曼便会与叔叔亨利一起落座，分享其中的愉悦。同时，作为收藏家的奥尔特曼，会不停把玩他的新收获，“惊叹它们的优美和质地”。福尔斯从知情人角度，对喜欢艺术的零售商奥尔特曼给予了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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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就足以使他进入所有时代最伟大收藏家之列。特别需要记住的是，他的那些成就，仅发生在短短的26年间。1886年的一天，奥尔特曼花了35英镑，从年轻的亨利·杜维恩手里买了一对南京制造的珐琅瓶。当时，杜维恩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店铺刚刚开张，位于奥尔特曼商场以南的对面。因此，在“古董商中最佳鉴赏家”杜维恩的建议下，奥尔特曼的收藏，“在大量中国进口惟妙惟肖的仿制品泛滥市场前，已经构建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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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奥尔特曼一生孤寂，孑然一身。去世时，他把自己的429件中国瓷器和古典绘画杰作，遗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时，他规定聘请西奥多·哈比长期保管那些藏品，未来还担任了该馆的终身研究员。那批瓷器成了目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收藏的种子。奥尔特曼遗赠的总价高达2000万美元（据迈克尔·格罗斯所著《罪犯相册档案》一书透露，那笔钱相当于2006年的43200万美元。该书讲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离经叛道的历史）。因此，从沃尔特斯父子开始，再到奥尔特曼，中国陶瓷开始现身艺术市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随着詹姆斯·加兰德和摩根进入交易场所，成交纪录被打破，为老约翰·洛克菲勒入场开辟了道路。洛克菲勒本人，则目睹了瓷器大泡沫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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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加兰德是一位传统的金融家和帆船运动爱好者。他对中国瓷器的痴迷，演变成了一种以良好形式表现的妄自尊大。1902年，艾维·李（本书后面对他有叙述）曾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共关系顾问。他概括了加兰德经历的转变，积极进取的收藏家对此非常熟悉：“19年前，当加兰德开始收藏东方瓷器时，他的目的只是装饰自己的家。年复一年，虽然藏品价值和数量在飙升，他依然热衷于征集，决心收集全世界此类东西的最伟大藏品……牢牢抓住全世界最珍贵、最精美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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