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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德再度和精明的亨利·J.杜维恩合作。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位沉默寡言的银行高管，花了100万美元购买中国瓷器。加兰德的征购活动，通常在亨利·杜维恩建议下完成。起初，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热情对加兰德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转而收藏青花瓷。然而，随着新世纪愈来愈近，清代珐琅彩瓷（由法国古董商为其命名定义），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很快，加兰德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竞争对手乔治·索尔廷，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伦敦商人。在伦敦主要拍卖会上，加兰德和索尔廷两人的代理经常会同时竞拍同一标的。索尔廷珍藏中的明珠，是一件被称为“山楂釉里红瓶”的瓷器，上面绘有盛开的梅花枝条，以明亮黑釉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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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机会渺茫，加兰德仍使出浑身解数，设法将那件令人垂涎的瓷瓶纳入了自己的收藏。那种事情怎会发生？亨利·杜维恩给艾维·李的信让人一窥操纵瓷器市场的幕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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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廷先生属于从不出售任何藏品的人，即便抛售，也习惯于采用交换的方式。他会买入藏品。但是，无论给多少钱，也难以诱使他卖出自己收藏的任何藏品。因此，绝对没有机会从他手上买下那件上好瓷瓶。然而，我认识伦敦的一位古董商。当时，他与索尔廷先生有大量生意往来。在加兰德先生请求下，我对那位古董商说：“对索尔廷先生多加留意，尽你所能得到那件瓷瓶。得手后通知我，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它。”3年以后（据叔叔亨利·杜维恩说），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山楂釉里红瓷瓶是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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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索尔廷投入巨资收藏黑釉珐琅彩瓷器，杜维恩以此与他交换了那件瓷瓶。索尔廷以为，过些时候还能把它买回来。“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件东西会离开英国。”亨利·杜维恩继续写道，“索尔廷向那位古董商朋友作揖，向我作揖，恳求回购那件瓷瓶。但是，加兰德先生坚决不肯放手。为此，索尔廷先生一直不肯原谅我。为得到那件瓷瓶，我花了不到4000美元。今天，为重新获得它，索尔廷先生愿意支付25000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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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件瓷瓶的市场价格更高。或许因为此事获得意外成功，使加兰德收藏中国瓷器的兴趣大增。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出，愿以冠名方式在该馆展示他的所有收藏。此举标志着该馆开始转而收藏中国艺术品。加兰德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始馆长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签署了藏品租借协议。切斯诺拉馆长曾在意大利当过骑兵军官，后来在美国南北内战中担任过上校团长。再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领事（切斯诺拉把自己在塞浦路斯岛挖掘的出土文物，卖给了1879年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条件，他当上了该馆馆长）。当两人谈到那件山楂釉里红瓷瓶时，加兰德向切斯诺拉上校透露：“我为那件瓷瓶花的钱，超过了你在57街的房子”（上校为那栋房子花了3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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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詹姆斯·加兰德去世。有人推测，他会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加兰德改变了主意，并修改了遗嘱。此时，加兰德的继承人们——他的遗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打算在伦敦拍卖所有藏品。然而，J.皮尔庞特·摩根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成为此事的救世主。摩根不久后将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副主席。两年后，他升任该馆的董事会主席。他以典型的摩根模式，一举拿下了“加兰德收藏”：首先，亨利·杜维恩以50万美元买下了加兰德所有收藏，其中包含2000件藏品。第二天早上9点，大金融家摩根出现在亨利·杜维恩的办公室。他看似漫不经心，却以板上钉钉的60万美元价格，将加兰德的全部藏品一锅端。另一位杜维恩兄弟詹姆斯·亨利·杜维恩写过一本闲聊式自传。他在其中记录，交易完成后，摩根说：“我知道，加兰德先生的收藏并不完整。”叔叔亨利·杜维恩回答道：“摩根先生，确实如此。”摩根接着说：“那么，如果你为我使它变得完整，我将非常高兴。”用亨利·杜维恩的话说，摩根“那句话意味着全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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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自传》的作者是工作狂珍妮·斯特劳斯。据她记述，1902年，金融家摩根向杜维恩兄弟支付了2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中国陶瓷器，并将它们全部补充到“加兰德收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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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德收藏”的称号一直沿用到1902年8月。那一年，切斯诺拉上校宣布，从今以后，那批藏品将变更为“摩根收藏”。更名之后，它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即将完工的新展厅显著位置展示。切斯诺拉馆长向《纽约时报》解释说：“加兰德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人。我知道，他曾一度想把自己的收藏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他在遗嘱中没有那样做，使我们与他的藏品几乎擦肩而过。”就连提及加兰德名字的展品说明牌，也被移出展柜。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摩根1904年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后，他会把那批租借藏品转化成遗赠。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讲，“那时的摩根，已全身心陷入与艺术的恋爱中。其中融合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兴趣、对美物的感知以及对藏品征集的喜爱。20世纪初，摩根的经营达到了特大规模，似乎要占有世上所有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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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摩根对古代杰作和信札的钟爱并不吝啬小气。他努力追求分享、教育和提升公民素养。他不仅收藏东方陶瓷，也收藏绘画、雕塑、象牙制品、挂毯、地毯、武器铠甲、家具和古代文物，包括古籍善本和文学纪念品。在摩根买下加兰德收藏的1902年，他还同意在纽约东区自家住宅旁边，建造了一座美术图书馆和美术馆。此举着眼于未来，这里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和个人纪念碑。摩根的遗愿当真如此。1924年，他的儿子杰克将图书馆及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市，同时附带了150万美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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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继威廉·沃尔特斯首开的先河后，摩根也为自己所藏陶瓷出版了附带大量插图的图录，并由斯蒂芬·布谢尔和威廉·麦凯·拉芬编撰注解。拉芬是《纽约太阳报》出版人，致力于收藏，也是1897年出版的《东方陶瓷艺术》一书的作者。摩根一直是挣百万，花百万。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说，摩根承担了美国非官方中央银行的角色。他的权威既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以至于在1906年“华尔街大恐慌”期间，平日对金融大鳄颇有微词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转向摩根寻求帮助（并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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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对中国宫廷艺术珍品的征集，本有可能成为其最令人惊叹的意外收获。但是，在某种连他也无法控制的强力介入后，摩根逐渐失去了对其成果的掌控。那个故事已经被人淡忘。如今我们对它重新重视，要归功于鉴赏家、古董商詹姆斯·拉里在弗利尔美术馆举办的一场讲座。1913年3月8日，摩根收到了一封没有签名的电报，来自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弗朗西斯·迈克奈特：“绝密！因个人原因，中国皇室家庭准备整批出售宫廷藏品，包括珍珠、青铜器和瓷器等。”迈克奈特说，摩根可对整批珍宝进行“首选”，而且，“务必尽快答复”。当夜，摩根的合伙人和心腹朋友亨利·波默罗伊·戴维森回电：“请告更多详情。”那时，摩根与随行人员正乘坐一条包租帆船在尼罗河上泛舟。他去欧洲度假时，总喜欢顺路绕行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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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电报，详细说明那批珍藏属于三座宫殿——北京、热河和奉天，并建议可以400万美元价格将三批珍藏一举拿下，那是清王朝垮台一年后的报价。迈克奈特进一步详述，摩根可将整批珍藏运往伦敦鉴定，向那个被剥夺财产的皇室家族提供一份贷款，数目相当于藏品价值的一半。之后，摩根可随意购买其他藏品。迈克奈特随后的电报描述了负责此事“师叔”的诚信度。在中国转向共和制的混乱时期，“师叔”成了那个家族的重要监护人。戴维森接到了一封急速送来的加密电报。它来自北京，称那个皇室家族已接受了上述条件。中国的新总统、大军阀袁世凯，也对那桩买卖不持异议，只待“国民大会”批准同意。迈克奈特自称是那个皇室家族的代理。1913年3月12日，他进一步发来了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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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小商小贩们也有善意，也能安排发货。但是，他们能否出具美国认为完美的“有效所有权”证明？或使购买费用在皇室家族中公平均分？那一点不可能确定。考虑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在货物发运之前，只能将交易视为某种意向。但是，派遣专家到中国鉴定的费用不会太高。我相信，确保获得有价值收藏的机会极高……目前只能推测那批藏品的估价。它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奉天那批收藏价值200万美元，热河和北京各值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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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自始至终未提到摩根的名字。那位金融家，已经患上了习惯性神经紊乱症。在尼罗河上游览时，他的病情暴发，陷入高烧和妄想之中。摩根生病的消息传到了华尔街，股票市场随之跳水。尽管摩根的医生要求他返回纽约，他仍坚持从埃及继续前往罗马，之后再去埃克斯。摩根一直密切关注那些令人兴奋的电报和便函，讨论那批藏品的所有权、付款和中国新国民大会的角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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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档案材料到此戛然而止。摩根终于抵达罗马。1913年3月31日，即复活节一周后，摩根在那座“不朽之城”的皇宫酒店套房中与世长辞。摩根弥留之际，罗马皇宫酒店的大厅里挤满了古董商（那是他旅行期间的常态）。每天，摩根的员工要处理500封甚至更多寻求他恩赐的来信。摩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登上那个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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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携带摩根遗体的“法兰西”号轮船驶入纽约港。摩根的棺木先被运往他所珍爱的图书馆，之后葬于他的出生地哈特福德。随后，在位于纽约施托伊弗桑特广场的圣乔治教堂举办了悼念摩根的仪式（此后，那座教堂以“摩根教堂”为人所知）。送葬队伍和所献鲜花可与国家元首的葬礼相提并论（喜欢张扬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来了一个由兰花编成的巨大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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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辞世，使征购中国皇室家族收藏的协商告一段落。那批珍藏转手经历了众多鲜为人知的保管人。其中一部分珍藏被出售或拆分；另一部分流失或被盗。直到1948年，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将剩余藏品撤离运往中国台湾。部分剩余藏品留在了中国大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收藏。此后，那些珍藏曾一度在北京紫禁城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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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巨头摩根的离世，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隐约的不祥之感。仅在4个多月之前，即1912年11月，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的摩根，把刚被任命为馆长的爱德华·罗宾逊召唤到自己的图书馆。两人在那里进行了秘密会谈。据罗宾逊馆长说，摩根“告诉我，他希望纽约市政府以及任何应该了解此事的人明白，他没有将自己所藏捐赠或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打算”。摩根说，他的藏品约值500万美元。“他认为，即便被需要，它们也是一批巨额财产，难以从他的资产中连根拔除。”罗宾逊补充说，“有关摩根先生收藏的最终归属，那是他首次对我做出暗示。”摩根言行一致。他的遗嘱显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未从前任董事会主席那里获得任何遗赠。取而代之的是，摩根指示自己的儿子小摩根（即人们熟知的“杰克”）行使自己的“愿望和意愿”，对摩根收藏的“分配命运”做出适当安排，“将其永久提供给公共机构，使美国人民享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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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摩根开始向父亲喜欢的地方捐赠所选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特福德图书馆以及其他机构。但是，如何处置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它们已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D展厅中停留了两年。1915年2月，那些中国瓷器被整体打包卖给了杜维恩兄弟，价格是390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纪录。罗宾逊馆长哀叹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公众，正在损失一些东西，它们将永远不可能复制。”随后发生了一个童话般结局：小洛克菲勒以救世主身份现身。他在许多方面，挽救了摩根继承人作为中国陶瓷推崇者的傲慢举止，挽救了那些蓝、白、红、绿或黑等各种釉色的中国陶瓷。据有关记载，在摩根收藏长期保管者西奥多·哈比的协助下，小洛克菲勒买下了摩根收藏中最好的藏品。当时，哈比是洛克菲勒征集亚洲艺术品的主要顾问。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陶瓷市场价格的飙升和跳水，小洛克菲勒成了一位主要的玩家和旁观者。有一个长久未变的事实令人称道：摩根和洛克菲勒两人，都未把自己的收藏当成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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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章 洛克菲勒家族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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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美国的镀金时代达到顶峰。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站在顶峰四下张望，在美国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几乎见不到一丝阴云。在国外，英国国旗面临四面楚歌。同时，美国的星条旗，则趾高气扬迎风飘扬。1899年10月，英国人在南非发动了一场战争，打算在圣诞节前鸣锣收兵。然而，英帝国军队动用50万人，耗时3年，才算镇压了由88000布尔人组成的杂牌军。相比之下，1898年，美国军队仅用5个月，就使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海约翰[1]喜气洋洋，用“一场精彩的小战斗”之类的词汇描述那场美西战争。后来，海约翰大使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写道：“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从未拥有过在当今世界获得的地位。”美国在美西战争中速战速决，一举拿下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权登台亮相。1901年，随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许多人似乎认为，美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分享，甚至继承女王的扩张主义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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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是信徒，其中也有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马克·吐温、威廉·詹姆斯、安德鲁·卡耐基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等著名人物。在批准与西班牙签署和平协议时，美国参议院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如果再多两张反对票，便可达到参议院阻止批准的三分之一票数。（对此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它呼吁美国人“承担起白人的责任”，特别是在菲律宾。那位帝国诗人精明狡猾，把那首诗寄给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后者立刻把它转交热心的扩张主义者《纽约太阳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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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纽约参议员昌西·迪普将美国的庆祝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比1896年的自己长大了4倍。”参议员停顿一下，无疑在等待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他随后宣称：“我们每个人的才智更强，希望更大，更加爱国，胸脯更壮。那一切都源于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强权，追求和平、文明，追求自己工业和劳动产品的扩张。”（作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主要法定追随者，迪普参议员本人也是十几家铁路公司的总裁或董事会成员。）大会代表对威廉·麦金利那位自以为是的竞选搭档西奥多·罗斯福州长表示怀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一片鼓掌欢呼声中提名麦金利连任共和党主席。“难道你们没有人认识到，”俄亥俄州企业家、共和党主要筹款人马克·汉纳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私底下说，“在那个疯子罗斯福和总统大位之间，只隔着一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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