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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人们可以推测，端方的魂灵可以含笑九泉之下了。所有那些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技能，以及赋予其上的强烈政治意识，都属于端方。他的才智和意志几乎无人能及。端方被残忍砍首的事件，发生在中国一个关键时刻。那时，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最需要他依靠自己毋庸置疑的能力进行调解。端方信奉中庸和温良恭俭让，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他值得人们缅怀，不仅由于其文物鉴赏力，也因为其在所处时代表现出的勇气。端方所处时代的万事万物，又远远超越了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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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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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的某一天，天空晴朗。无所事事的北京居民在大街上聚集，兴奋地观望装载两尊巨大中国石狮的马车，从面前颠簸而过。看热闹的人群拍照，高喊加油，工人们则奋力推拉，沿电车轨道把15吨重的巨大石雕运抵都城的火车站。之后，那一对石狮被装箱运往海外，经天津港途经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那里，那对看似凶猛又有些惹人喜爱的狮子，将很快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门卫，并深受当地民众的喜欢。在跻身西方争夺中国文物的混战中，该馆虽是后来者，却值得引人关注。那里的员工以令人可以接受的加拿大方式，努力构建起自己的世界级收藏，其中没有口诛笔伐和丑闻，甚至引发了南部边界那边美国人的半真半假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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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藏品之所以出类拔萃，不仅在于它们没有真伪问题，也在于它们的供货者极不寻常。他们的藏品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的真正起源，北宋皇帝如何在一处被遗忘的都市天堂统治，以及犹太人流浪部落如何抵达中国伊甸园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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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取得那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看似互不搭界的四人组合：该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崔克·科雷利，他是一位埃及学高手，却立刻发现在远东能够征集到更好的文物；一位主要供货人乔治·克罗夫茨，他曾是一位英裔爱尔兰皮毛商，从不墨守成规，后来改行经营古董生意；接着是两位牧师：在中国河南省传教的英国国教主教怀履光，他与盗墓者称兄道弟，作为汉学家找到了第二职业；最后一位是低调、具有奉献精神的明义士，他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923年至1934年期间在河南北部传教，属于最早收藏甲骨文的外国人。在西方拥有优秀中国藏品的博物馆中，要如此归功于“上帝仆人”传教士的，只有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就连八面玲珑的乔治·克罗夫茨也出于对加拿大的钦佩，自己主动大幅降价，他的此番善行获得了回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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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茨机智灵活，正是他努力把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以中国石狮为收藏标志产生的争议，降到了最低。那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功绩。今天看来，那对石狮超过3米高，最初立于一处豪华王府的大门口，里面有宫殿、宝塔和经过修剪花木的庭院。那里是肃亲王的家，他是一位很有势力的满族贵族，属于清代所封世袭“铁帽子王”，意为那个封号可以“永远”传承下去。不幸的是，肃亲王田园诗一样的王府紧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那里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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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联军围攻北京，中国战败。肃亲王在清王朝日暮西山之际，选择了逃亡。在某天某时，他的那对石狮子被意大利人拖走。意大利人发现它们过于沉重，无法用于花园装饰，把它们转送给了奥匈帝国使馆。1917年，中华民国向奥地利和德国宣战，中国政府没收了两个交战国的财产。1922年，克罗夫茨买下了那对石狮，费用情况至今无人知晓。然而，有两个事实确凿无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急于确立自己藏品的特长，查尔斯·科雷利馆长对此已是急不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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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创建，要充分感谢加拿大公民的自豪感、卫理公会教派和慷慨的银行家拜伦·埃德蒙·沃克（1910年受封埃德蒙爵士）。他是一位收藏杂家，从矿石、箭头，到古典绘画杰作无所不包。沃克渴望将多伦多打造成世界重要城市，因此，建设一座最新博物馆必不可少。为实现目标，银行家沃克向多伦多市主要由卫理公会教徒组成的金融精英求助，提醒他们的社会福音是“满足启蒙历史的需要，实现未来社会的提升”，虽然他自己只是表面上的信徒。沃克的激励说教富有成效，自1914年诞生以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极具新教伦理特色。最初，该博物馆包括五个各自独立的部门：考古学、地理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但是它很快在科学领域，为人文学科开辟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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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埃德蒙·沃克筹集了博物馆的启动资金，招募了第一位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和观念超前的馆长。之后，博物馆开始向人文学科转向。沃克的收藏属于大杂烩。1902年，他希望在自己的藏品中增添古埃及圣甲虫。他从儿子口中得知，查尔斯·崔克·科雷利是一位埃及学家。科雷利时年26岁，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他请沃克放心，称自己可以搞到圣甲虫。科雷利非常熟悉尼罗河谷，就像他对安大略周边大草原那样了如指掌。几年前，科雷利曾访问英国，见到了当时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特·皮特里，他对此印象深刻。很快，那个加拿大小伙子参加了皮特里的发掘队，在埃及的重要遗址开展工作。此外，科雷利还在冬季期间，定期陪同多伦多贵宾团前往埃及旅游，对购买文物提供专业咨询。总而言之，科雷利是一位处事见风使舵的信徒，与其博物馆生涯堪称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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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科雷利成为指导馆长。他的宏伟目标跨越了几个世纪、几个大洲（1956年，他出版了自传，将书名巧妙定为《我把历史带回家》）。尽管如此，科雷利对未来的关注，丝毫不逊于他对历史的关注。如加拿大学者丹尼斯·达菲所记述，科雷利协助开创了“儿童友好型”博物馆，使“任何多伦多的中产阶级父母，都能详述恐龙展品的每个细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初期，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忠实的英联邦自治领，加拿大自愿提供了军队和财富。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征集预算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博物馆的扩建计划被搁置。1918年，科雷利与乔治·克罗夫茨相逢相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克罗夫茨绝对是博物馆的理想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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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茨出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英裔爱尔兰家庭，是一只追求冒险的黑羊。20多岁时，他离开了科克郡，作为皮毛商去中国打拼新事业。1896年，克罗夫茨已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开始倒腾经营文物。1916年，克罗夫茨前往多伦多访问。当时，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刚刚创建。他在酒店的桌子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印着那座博物馆最近征集的一尊陶质佛像。克罗夫茨一眼看出，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件文物。随后，他与科雷利馆长取得了联系。1918年11月，克罗夫茨重返多伦多与馆长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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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商开始向馆长展示现有存货的照片。接下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我从未见过这类文物，它们没有在英国出现过。”“您说得没错，它们属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文物。”“或许你最好别谈价格，我们目前没有征集经费。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很想知道这两件东西值多少钱。”谈话在你来我往中继续进行。之后，科雷利（据他本人后来记述）说：“请把照片留在我这里。我无权让博物馆背上债务。但是，在我们让这批东西溜走之前，我要一分一分地从多伦多市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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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古董商收到了一张支票。藏品征集如行云流水般进行，绝大多数以跳楼价征购。在六年期间，前皮毛商克罗夫茨，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售了5000多件墓葬雕塑、陶器和绘画藏品（参见彩色插图7）。1922年，当那对石狮抵达多伦多时，科雷利馆长通知古董商，说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那“属于现有最高荣誉，因为（加拿大）已不再授予爵士地位”。以下引用文字有助于解释那位供货商如何获得成功：“随着一条必须穿过早期陵墓的铁路开建，许多几乎不为人知的文物将会被发现。”此时，昔日的皮毛商，已成了乔治·克罗夫茨博士。这个尊称铺平了他向其他博物馆销售的通道。1923年，担任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兰登·华尔纳宣称，科雷利馆长已同意与自己分享克罗夫茨博士最新猎获的中国文物。华尔纳提出，要特别关注那些“藏品中为数不少的杰出墓葬人物雕塑，以及类似的顶级代表作”。如华尔纳详细叙述，克罗夫茨提供的文物，补充了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中国唐代文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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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至少在可见之处，尚未发现任何地方收藏有（比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更好的马、骆驼，或更令人恐怖的镇墓兽。那里收藏的一件釉陶骆驼极好，高度至少达到70厘米。在它的驼鞍上，一边挂着水囊……另一边挂着干肉、排骨和所有其他物品，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即便是写实的希腊艺术，也绝不会比那些杰出中国釉陶动物更加栩栩如生，不会比那些弯颈、立耳陶马的姿态更加雄伟。与我们西方古代世界的任何文物一样，可能属于陪葬品的成排人物塑像，充满活力，虽然它们体量不大，从未在想象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但仍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而我们美国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仅此一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把美国的博物馆甩到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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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所言显得相当谦虚。同时也表明：在已成形的西方艺术体系中，为中国艺术定位，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在通常的艺术等级体系中，博物馆质量的艺术品起源于近东，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成熟，进而传承至各自定位明确的不同阶段，一直延续到属于叛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出现。但是，在那种艺术格局中，“中国艺术”的定位在哪里？拥有丰富复杂传统的中国艺术如何、为何自成体系独立演变？确实如此，牛津大学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艺术》的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连“中国艺术”这个词汇，也属于“相当近期的发明，其历史不会超过一百年”。因此，学者和理论家做出了不懈努力，以破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寻找其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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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中国艺术的过程中，自乔治·克罗夫茨开始，加拿大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1925年，克罗夫茨去世后，他的珍藏、照片和笔记本，都转给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它们对于创建中国文物年表，确定其来源和真伪，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克罗夫茨经手的特价商品最终都变成了博物馆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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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4人组合中的第3位是怀履光博士。1956年，他出版了《古代中国青铜文化》一书。他在该书扉页上，称自己“曾任河南省主教、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东亚艺术藏品部名誉主任”。之后，他又撰写了真正开创性的著作《古代中国的尸骨文化》。此前在1934年，他出版了《洛阳古代陵墓：对河南金村一组时代可能为公元前550年的王室陵墓建造及墓葬品的记录》。开封曾经是封建中国的一个都城。怀履光早期发现的一个令人存疑的闪光点，是他在开封三位一体教堂附近，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犹太教堂遗址。1912年，在开挖新传教士医院地基时，工人们用铁锹挖出了3块石碑，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的一处宗教崇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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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石碑时代和铭文意思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是，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在长达一千年时间里，开封是一个起源于古波斯地区犹太人部落的安身之地。实际上，马可波罗曾提及犹太人现身中国。随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几个世纪前的其他传教士，也都提到过此事。显然，开封犹太教堂原汁原味的安息日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50年代。那时，自然灾难使犹太人教堂遭到了毁坏。最近，犹太学者和以色列狂热分子，已确认并欢迎那些被流放犹太部落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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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履光备受鼓舞，很快将考古学当成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利用实用主义方法开展研究，认为应与盗墓贼开展合作，既握手交流，也并肩挖掘。对此，我们找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艺术家、学者妻子维尔玛（她曾在怀履光最后署名出版物的封皮上画过素描）提供的证据。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自传《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在书中回忆道：“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争夺战中，怀履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绝大多数外国人。我们拜访怀履光主教后一年多，发现他一直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与当地从中国历史中获利的中国人合作，借以开展一项抢救工作，并取得了科学考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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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的结果是，盗墓者通常会通过怀履光主教家的后门，把平日非法挖掘获得的战利品交付给他。因此，主教可在最新发现墓葬品转交北京古董商之前，对它们进行检查和征购。在怀履光的最后一部著作描述的8座陵墓中，只有一座属于科学发掘。其他7座陵墓都由洛阳铲直接刺穿进入墓中。洛阳铲属于特别适合盗墓的工具。在《甲骨文》一书中，彼得·赫斯勒有如此描述：洛阳铲是“一种从中间劈开的管状刀片，其后端捆绑一根长木棍”。那意味着三足青铜鼎等大件文物无法完整地从墓中取出，而是常常被强力捅破。“显然，那不属于暂时或偷偷摸摸的盗窃，而是一种长期活动，必定得到了地头蛇的保护。”费正清教授写道，“南京政府在河南没有任何根基。”中国的专业考古学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如洛阳金村大墓情况一样，重要陵墓在洗劫一空后被回填。费正清最后哀叹道：“其原因只是庄稼地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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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履光之所以能够与盗墓者开展不同寻常的合作，或得益于他的世俗生活方式。1873年，怀履光出生于英国的康沃尔市，父亲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和工程承包商。威尔（大家都那么称呼他）4岁时，他的父亲迁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年轻的怀履光很开朗，自以为是，却也要到教堂做礼拜。他每天都写日记，每篇日记前都引用一句《圣经》上的告诫语。青少年时期的怀履光一心向往冒险，决定当一名英国国教传教士。他进入了多伦多的威克里夫学院学习，于1896年获得圣职。怀履光在21岁时，散发了一首以“小苏格拉底”署名的诗。他在诗的最后写道：“与我一起大笑吧！我又成了男孩子。岁月较真不造假，今年我已二十一。”（令他惊喜的是，一家多伦多报纸发表了他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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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履光中等个子，头发乌黑，额头宽阔，嗓音低沉，身材瘦削而结实。他一直（如有人对歌德的形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一般人可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用他的传记作者刘易斯·卡尔文·沃姆斯利的话讲：“怀履光被一种永无止境渴望和富于感染性的精神兴奋所驱动。他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奇心，相信世界上的秘密在等待他去发现。”怀履光正是那样一位修道士。1896年5月，他刚向自己的甜心安妮·雷求过婚，便获悉自己要去中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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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2月，怀履光独自一人从温哥华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抵达上海后，他得知自己被安排到福建省传教。那是中国南方一省，被认为是“外国鬼子”的冒险之地。他的目的地是一座山城，从庄严的福州港前往那里，需要乘坐驴车走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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